我于1965年9月参加工作,在中共晋城县委机关任通讯员。在两名通讯员的分工后,我负责跟随县委书记和副书记。不久,著名作家赵树理来到晋城体验生活,并挂职县委副书记。从此,我便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了九个月之久,直至文革开始。
赵树理是个名人,但他的生活十分简朴,平时他总是布衣布裤、布鞋,常戴一顶鸭舌帽。只有到北京、太原等地出差时,才穿毛料服装和皮鞋。他有抽烟的嗜好,但抽的是廉价的烟斗丝。在紧张工作时,为了省时间,他便抽香烟,但抽的是一毛五分钱一盒的火车牌香烟或绿叶牌香烟。只有待客人时,才舍得抽大前门、牡丹之类的香烟,在待遇方面,他总是以低标准要求,就连乘车也是如此。当时县委机关有两部小车,一部华沙小轿车,一部苏式吉普车,当他下乡或出差时,办公室给他派轿车,他总是拒绝,而要坐吉普。
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在机关中他接触最多的人是通讯员、炊事员、司机,而且有着较深感情。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当时的取暖条件就是塔炉火加烟筒。那时我年纪小,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对生火工作不熟悉,火苗总是不旺,有时甚至死火。有一次我给他办公室添火时,他看到我笨手笨脚。便接过火柱,一边做示范,一边说:“通火要通透,小炉口要剔透,下面的死灰掏净。”在他熟练地做完这三个环节后,再加烟筒的抽力,火苗便呼呼地上来了。还有一次,我给他打扫房间,由于一时疏忽,墙根有点灰尘没扫净,他温和地说:“小秦呀,洗脸洗脖根,扫地扫墙根,以后得认真呀!”
当时他在机关中灶吃饭,很随便,没有一点讲究。而且还不时地帮厨。一次:我在为几个领导干部做饭前准备工作,当我用抹布抹筷子时,他看到后说:“小鬼,这样子不行。”说罢,双手接过一把筷子在水管上边冲边搓,然后甩了几下说:“这可比你抹的要干净多了。”还有一次,灶上吃饺子,由于炊事人员少,没有按时开饭,他见状后,索性挽起袖子,洗了手,捏起了饺子,并幽默地说:“以后吃饺子早点通知我啊,这可是我的拿手戏。”有一次只有两名领导吃饭,饭后,他用老炊事员孔师傅的长烟袋边吸小烟边拉家长。他乘司机陈凤贤的车较多,经常问侯关照该的家庭生活。
当时,他的粮食供应和工资不在晋城(每月由太原寄来),他每月月底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帮他到事务处交清伙食费和粮票。作为名人他的来访客人自然少不了。据我的记忆,在一九六五年冬和一九六六年春,从太原、长治来的客人不下二十余人次,但每一次都由他自己交纳接待费。有一次,人数较多,而且是因公而来。我说:“赵书记,他们都是公差呀!还是让机关报了算了!”他严肃地说:“那不行要不是我来晋城工作,他们能来麻烦机关吗?”
作为一名县委领导,他始终和县委的整体工作保持一致。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体验经过“四清”后的晋城人民生活现状。他心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经常访寒问苦。他实事求是,对于当时农村工作存在的浮夸风、形式主义做法敢于抵止、敢于提意见,据说,一次他到长治出差,路过巴公公社三家店大队地段时,看到公路两边红旗招展,千人会战,大搞四面光,一片红。他很生气,让司机停了车,下车后,他一边制止,一边说:“你们这不是浪费劳力,瞎胡闹吗?搞农用水利基本建设可以,但搞这有什么用?”后来,他将这个事提到了常委会上,得到了一致认可。
1965年冬,是赵树理较为繁忙的一个冬季。他既要在农村蹲点,又在继续修改他的剧本《十里店》,并边改边在县上党梆子剧团导演该剧。寒冷的冬季,他常常工作至深夜,很晚才回机关休息。有时太晚了,就在排演场地——晋城蛋厂休息。
1966年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事迹在全国报道后,他深受感动,随后,他不顾已是花甲之年的身驱,南下豫东兰考,沿着焦裕禄的足迹走访农村、农户,体验风沙与艰苦。回晋后,着手创作戏剧《焦裕禄》。他的写作时间主要在夜间,常常工作至深夜或凌晨。在那段时间里,他那办公室兼寝室的房间里,晚上的灯总是时而亮时而灭。有些人感到奇怪,但我却很明白,灯亮了说明他正在奋力写作,灯灭了,说明他在沙发上静静地思考。同时他在繁忙的创作中还时刻不忘记节电。
六月初的一天,正当他即将完稿之际,一个长途电话终止了他的创作生涯。电话通知他到北京开会。至此,我和他便失去了联系。一个多月后,我在为县委书记常三毛同志整理房间时,偶然发现了他给书记的一封来信(信是平放在写字台上的,共三页)。由于是领导的来信,我不便细看,但信的开头却非常醒目,令人深思。信的开头是这样的:常三毛同志:(在我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时,还可以这样称呼吧)!这说明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文化艺术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赵树理已经受到批判。
他的党性极强,对党无限忠诚,就在他身陷囫囵之后,还给机关党总支寄来了后半年的党费。
同年10月下旬,赵树理被“揪”回晋城,关在县剧校。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指使下,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多次批斗,但他不屈不挠,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在一次批斗会上(地址在原职工俱乐部蓝球场)当一小撮人喊到打倒黑帮赵树理!打倒反动作家赵树理时,他义证严词地说:“我出生于农村,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我为人民而作,问心无愧!”
后来,他又被“揪”回太原,据说遭到了长期的变本加厉的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于1970年含冤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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