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5年9月参加工作，在中共晋城县委机关任通讯员。在两名通讯员的分工后，我负责跟随县委书记和副书记。不久，著名作家赵树理来到晋城体验生活，并挂职县委副书记。从此，我便有幸在他身边工作了九个月之久，直至文革开始。

赵树理是个名人，但他的生活十分简朴，平时他总是布衣布裤、布鞋，常戴一顶鸭舌帽。只有到北京、太原等地出差时，才穿毛料服装和皮鞋。他有抽烟的嗜好，但抽的是廉价的烟斗丝。在紧张工作时，为了省时间，他便抽香烟，但抽的是一毛五分钱一盒的火车牌香烟或绿叶牌香烟。只有待客人时，才舍得抽大前门、牡丹之类的香烟，在待遇方面，他总是以低标准要求，就连乘车也是如此。当时县委机关有两部小车，一部华沙小轿车，一部苏式吉普车，当他下乡或出差时，办公室给他派轿车，他总是拒绝，而要坐吉普。

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在机关中他接触最多的人是通讯员、炊事员、司机，而且有着较深感情。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当时的取暖条件就是塔炉火加烟筒。那时我年纪小，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对生火工作不熟悉，火苗总是不旺，有时甚至死火。有一次我给他办公室添火时，他看到我笨手笨脚。便接过火柱，一边做示范，一边说：“通火要通透，小炉口要剔透，下面的死灰掏净。”在他熟练地做完这三个环节后，再加烟筒的抽力，火苗便呼呼地上来了。还有一次，我给他打扫房间，由于一时疏忽，墙根有点灰尘没扫净，他温和地说：“小秦呀，洗脸洗脖根，扫地扫墙根，以后得认真呀！”

当时他在机关中灶吃饭，很随便，没有一点讲究。而且还不时地帮厨。一次：我在为几个领导干部做饭前准备工作，当我用抹布抹筷子时，他看到后说：“小鬼，这样子不行。”说罢，双手接过一把筷子在水管上边冲边搓，然后甩了几下说：“这可比你抹的要干净多了。”还有一次，灶上吃饺子，由于炊事人员少，没有按时开饭，他见状后，索性挽起袖子，洗了手，捏起了饺子，并幽默地说：“以后吃饺子早点通知我啊，这可是我的拿手戏。”有一次只有两名领导吃饭，饭后，他用老炊事员孔师傅的长烟袋边吸小烟边拉家长。他乘司机陈凤贤的车较多，经常问侯关照该的家庭生活。

当时，他的粮食供应和工资不在晋城（每月由太原寄来），他每月月底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帮他到事务处交清伙食费和粮票。作为名人他的来访客人自然少不了。据我的记忆，在一九六五年冬和一九六六年春，从太原、长治来的客人不下二十余人次，但每一次都由他自己交纳接待费。有一次，人数较多，而且是因公而来。我说：“赵书记，他们都是公差呀！还是让机关报了算了！”他严肃地说：“那不行要不是我来晋城工作，他们能来麻烦机关吗？”

作为一名县委领导，他始终和县委的整体工作保持一致。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体验经过“四清”后的晋城人民生活现状。他心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经常访寒问苦。他实事求是，对于当时农村工作存在的浮夸风、形式主义做法敢于抵止、敢于提意见，据说，一次他到长治出差，路过巴公公社三家店大队地段时，看到公路两边红旗招展，千人会战，大搞四面光，一片红。他很生气，让司机停了车，下车后，他一边制止，一边说：“你们这不是浪费劳力，瞎胡闹吗？搞农用水利基本建设可以，但搞这有什么用？”后来，他将这个事提到了常委会上，得到了一致认可。

1965年冬，是赵树理较为繁忙的一个冬季。他既要在农村蹲点，又在继续修改他的剧本《十里店》，并边改边在县上党梆子剧团导演该剧。寒冷的冬季，他常常工作至深夜，很晚才回机关休息。有时太晚了，就在排演场地——晋城蛋厂休息。

1966年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事迹在全国报道后，他深受感动，随后，他不顾已是花甲之年的身驱，南下豫东兰考，沿着焦裕禄的足迹走访农村、农户，体验风沙与艰苦。回晋后，着手创作戏剧《焦裕禄》。他的写作时间主要在夜间，常常工作至深夜或凌晨。在那段时间里，他那办公室兼寝室的房间里，晚上的灯总是时而亮时而灭。有些人感到奇怪，但我却很明白，灯亮了说明他正在奋力写作，灯灭了，说明他在沙发上静静地思考。同时他在繁忙的创作中还时刻不忘记节电。

六月初的一天，正当他即将完稿之际，一个长途电话终止了他的创作生涯。电话通知他到北京开会。至此，我和他便失去了联系。一个多月后，我在为县委书记常三毛同志整理房间时，偶然发现了他给书记的一封来信（信是平放在写字台上的，共三页）。由于是领导的来信，我不便细看，但信的开头却非常醒目，令人深思。信的开头是这样的：常三毛同志：（在我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时，还可以这样称呼吧）！这说明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文化艺术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赵树理已经受到批判。

他的党性极强，对党无限忠诚，就在他身陷囫囵之后，还给机关党总支寄来了后半年的党费。

同年10月下旬，赵树理被“揪”回晋城，关在县剧校。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指使下，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多次批斗，但他不屈不挠，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在一次批斗会上（地址在原职工俱乐部蓝球场）当一小撮人喊到打倒黑帮赵树理！打倒反动作家赵树理时，他义证严词地说：“我出生于农村，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我为人民而作，问心无愧！”

后来，他又被“揪”回太原，据说遭到了长期的变本加厉的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于1970年含冤逝世。

（责任编辑：韩玉芳)

在赵树理身边工作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