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牺盟会，创建党组织

1936年9月，时任晋城东沟第三高级小学校校长陈引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会员，以下简称“牺盟会”），面对学生们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倍感欣慰，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在他的容忍和默许下，这年冬天东沟小学校教师徐一贯和进步师生赵明、宋光华、苗国珍等人，联合发起成立了第三高级小学校的抗日救国会。不久，通过太原女教师张淑芝和山西牺盟总会取得联系。从此第三高级小学的抗日救国会的成员，便都正式加入“牺盟会”。 1937年元月，晋城东沟第三高级小学校牺盟会支部成立，徐一贯任负责人。

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的闫廷其（乳名刚孩）系东常村人，此人学过医，一次在走乡串户的看病过程中遇到了徐一贯。在徐一贯的介绍下参加“牺盟会”，闫廷其入会后，很快地了解到徐一贯的真实身份，便把东常村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活动情况，以及寻找党组织的事情告诉了徐一贯。闫廷其反映的情况引起了徐一贯的高度重视。随后，徐一贯就和闫廷其来到东常村，秘密召集常行先、常子善、常文政等早期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商谈发展“牺盟会”会员等有关事宜。会后，父亲常子善和常行先等人如同找到党组织似的兴奋，便积极付诸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细致工作，很快就把分布在晋普山前后的东常村、西常村、冶底、环秀、张村、苏庄、西峪、南村等数个村庄发展了“牺盟会”会员，并成立了“牺盟会”支部。东常村牺盟会支部会员有：闫文魁、闫喜法、闫瑞玉、常文政、常文恭、常文兰、闫广元、王士魁、王廷珍等人。闫文魁任东常村牺盟会村长、王廷珍任冶底村的牺盟会村长。

1937年6月，晋城县牺盟会总支部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晋城城内文庙。当时晋普山那一带（包括犁川）划归第三区，常行先出任第三区首任牺盟会秘书（特派员）。

为了指导工作，山西省总部通过委派特派员这一方式进行指导。继李世奋特派员之后，骆洪章、樊岗、丁文法等先后任晋城特派员（此三人均系共产党员）。

1937年9月，父亲常子善和常行先二人，终于在徐一贯和闫廷其的介绍下，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上级党组织的认可。从此，父亲和常行先又回到党的怀抱，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投身于晋城抗日运动的洪流中。

“西安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形形色色的各种组织纷纷冒了出来，形势变得异常复杂。有一天，苏庄村有个名叫杨洪简的师范学生，带着一个名为庙道会的传道人，来到东常村传道，发展会员。这个庙道会打着抗日的旗号，非常活跃，一进村就找到常行先，宣传其主张，常行先拿不定主意，立即找来常子善、常修让、王士魁、常文政等人商量。当听了常行先的介绍后，父亲马上提议大家提高警惕，谨慎对待。当晚让传道人表演一番，果然证明庙道会是迷信组织，当即就把传道人打发走了。随后，又通过各村的牺盟会支部向各村的百姓进行广泛的宣传，及时阻止了村民参加这个迷信组织。东、西常村没有一个人参加这个庙道会。杨洪简也从中看清了庙道会和传道人的真实面目，与之划清了界限。没有想到，父亲这一举措激怒了那个传道人，他竟然扬言要打击报复常行先和常子善等人。面对传道人的恐吓和威胁，父亲不但不怕，反而为阻止村民误入歧途而感到欣慰。

1938年元月，西北军的赵寿山177师529旅来到我们这一带征兵，计划组建一支抗日游击队伍。因孙新 (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巴公人)任529旅的抗日游击队政治部主任， 529旅旅长杨觉田是共产党员，父亲常子善和常行先商量，决定帮他们这个忙。于是通过各村牺盟会支部、农民救国会和各村早期共产党员做工作，宣传动员广大青年、学生踊跃报名。经过努力，终于动员了杨洪简等20多名学生和张如义等10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529旅抗日游击队。不幸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杨洪简牺牲了。因为529旅招兵人在村里，故庙道会的人也不敢来迫害常行先、常子善等人。

当时529旅的总部驻在大阳镇，从东常村到大阳镇要穿越日伪的封锁线，为了安全将这些兵源送到529旅旅部，父亲常子善不顾危险亲自带路将他们送到529旅的驻地。大阳镇也是牺盟会晋城总部和晋城县中心县委的驻地。父亲常子善到达大阳镇后，闫廷其带着他见了中共晋城中心县委书记赖若愚同志。赖若愚书记虽然与父亲初次见面，但对父亲的工作表现和历史情况早有所知。听了父亲的汇报，赖若愚书记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临别时，他鼓励父亲要努力工作，并指示父亲要加快发展第三区的牺盟会组织和开展晋城第三区的抗日农民救国会工作。接见时县委组织部长徐一贯、宣传部长王子茹、赵明等在场。

遵照赖若愚书记的指示，父亲回来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传达贯彻。很快牺盟会支部发展扩大到南岭、李寨、陟椒、武城等地。第三区的牺盟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第三区的抗日农民救国会也在犁川成立。常行先负责牺盟会工作，父亲常子善负责农民救国会工作，并把东常村早期共产党员王士魁调到三区农民救国会任秘书工作。

1938年3月，父亲和常行先参加了晋城县中心县委在大阳镇赵庄村的党校训练班。学习结束后，父亲被中心县委任命为晋城县中心县委第三区区委书记。从此，父亲倍加勤勉，一心投身到工作中。

大革命时期，我党在犁川、南村地区有一定的革命影响，革命的种子深深地在群众中扎了根。因此，经过父亲等共产党人的努力，辖区内的南岭、土河、李寨、陟椒、常村、环秀、冶底、南村、李沟等村的农民救国会的组织很快地发展起来。并建立了我们党的地下党支部。

东常村地下党支部的共产党员有：常文政、常文兰、王士魁、闫广元、闫喜法、郭兴春、闫文魁、常文恭、闫瑞玉、任培忠等人。

为了加强第三区农民救国会的工作，三区地下党区委调王士魁同志负责农会工作，并任主席一职。父亲则深入到冶底村（此村有千户人家），把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赵登洲、董良山、董云秀、董保善、赵德云、任石成等人召集起来，恢复了党籍，组成了新的地下党支部，赵登洲任支部书记。在环秀村发展了王双元、闫海洲等多名党员，组建了环秀村的地下党支部，王双元任支部书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愈加复杂，为了开辟地下党的工作，父亲常以“老放羊”和石匠的身份作掩护，出没于山村窝铺，他活跃在晋普山周围一带，活动在土河、南岭、李寨等地区。为此当地的百姓送给他一个雅号“老放羊”。几十年后，人们还记得我的“老放羊”父亲。

比如成都军区离休干部刘三旺在回忆文章写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日寇打败的中央军和流散的匪兵，到处抓丁送路(逃跑中抢老百姓的东西多，抓人给送一段路)抢粮逼款，害得老百姓躲藏在山洞、山沟，几天几夜不敢回家。在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危难时刻，地下党员常子善同志来到我村开辟工作。当时常子善同志是个放羊装扮，很不引人注意，村上人都称他“老放羊”。开始他和爸爸刘师保不是在南上坡上坐谈，就是在下沟路上说话。那时我虽然只有十二、三岁，但也很懂事，知道爸爸他们有事要商谈，因此每逢“老放羊”来到我家，爸爸总是安排我到门外放哨，一有人来，我即刻报信。”

刘三旺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刘师保、母亲宋引荣、大哥刘传礼都是父亲发展成地下党员的。为了壮大地下党的力量，父亲采用民间结拜的方式为党积蓄力量，他和刘师保利用结拜十大兄弟的方法，秘密地发展地下党员刘世儒、刘万林、刘师林、刘师金、刘万山、刘金昌、刘小乾、刘师曹、刘接朝等人。组成了陟椒村地下党支部，刘师保任党支部书记。刘师保和儿子刘传礼，在12月政变中，都英勇地牺牲了。宋引荣强忍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坚持党的地下工作，并把二儿子刘传芳、三儿子刘三旺又送上抗日战场。

在南岭，父亲发展了李沟的吕有国、冯沟的王同孩、葛万村的郭本义、郭本敬、小东沟的成斌等地下党员。

1938年10月，父亲被选为晋城农民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并调回中心县委负责农会工作。上任伊始，父亲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财政困难，根据当时的情况，父亲提出“生产自救，发展经济”的主张，得到县委领导的同意。时任八路军办事处的副主任陈立志（晋城早期的党员之一，曾任特委书记）曾让父亲为给八路军筹集军费办供销合作社。于是，父亲就通过常行先组织东常村的村民，采取自愿入股的方式，办起了供销合作社，为党组织筹措经费。

东常村的供销合作社由地下党员闫广元、闫瑞玉、常文恭三人组成负责经营，在村的文庙设立了经营场所。闫广元坐阵指挥，常文恭任会计，闫瑞玉负责进销货，还肩负地下党的交通员的重任。早在1937年五、六月间，闫瑞玉就以担货郎作掩护走乡串户，参加发展、组建牺盟会支部的活动，做地下党的信息传达工作。1938年3月25日，闫瑞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是父亲和常文政二人。

1940年4月，日本鬼子占领晋城后，东常村供销合作社完成了它的使命，除股金退还股民外，剩余的部分资金，全部上缴了晋南地下党的秘密县委做活动经费。

与此同时，父亲和李明在县里搞了贸易公司。公司以物易物，把当地生产的铁货和日用品运到河南洛阳、陕西西安等地，以此换回些生活用品。谁知，由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运到洛阳、西安的货物根本卖不出去，只好减价赔本处理。对于这部分亏损，父亲不愿让公司承担，竟把自己家仅有的二亩好田地卖了，又借了高利贷，把亏本的钱给公司补上。父亲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自己心中的信仰，不怕牺牲自己家庭利益，宁让自己的亲人吃苦，也不愿党的事业受损的崇高精神和品德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

1939年3月，晋城县中心县委书记赖若愚同志调回晋冀豫边区党委党校工作。不久，父亲也被晋城中心县委送去党校学习。在学习期间，父亲如饥似渴，刻苦用功，文化程度、思想觉悟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对党在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和策略，有了很深的理解。作为根据地选举工作检查团的成员，父亲先后去了太行山根据地的太南区、石城、王寨等地参观学习。一路走来，打开眼界，他雄心勃勃，暗下决心要把这些地方的先进经验，以及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根据“三三制”的原则选举基层政权，和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和方法，统统地带回去大干一场。不曾想，蒋介石、阎锡山在山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晋城的反动派，在土岭事变中，严重地打击了晋城人民的抗日热情，抗日的进步力量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打击下，又陷入了低潮。

恢复党组织，创建根据地

父亲接到晋冀豫边区党委的指示，结束了在晋冀豫边区党校的学习任务，于1940年2月回到晋城。由于阎锡山发动了反革命的“12月政变”和“土岭事变”，晋城上空黑云压顶，许多革命志士都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如：东常村共产党员第三区牺盟会首任秘书常行先在城内被捕；犁川第三区农民救国会共产党员王士魁同志和三区农民救国会共产党员常文恭在“土岭事变”中被抓。他们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暴打折磨，以致身心受到极其严重的损伤，而未康复致死。父亲就是在革命力量遭到挫折，晋城地区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潜回晋城的。他寻到东沟，中心县委徐一贯同志指示父亲先去县武工队做负责工作，并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父亲带领武工队在东沟、川底、大阳、下村和高平境内的东周、西周等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工作。

1940年4月，晋城暴露的党政工作人员，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都随着部队退到太行山根据地平顺去了。父亲常子善和闫一洪同志按照晋豫地区党委的指示，到晋城县西南部去做党的秘密地下县委工作。闫一洪，又名闫裕洪，河南孟县上口村人，21岁肄业于孟县师范，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晋城和常子善同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42年2月任晋南县委书记，1942年8月由晋沁县委书记调晋北县委书记，去开辟晋北县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17日闫一洪在常庄河和日伪军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8岁。父亲常子善和闫一洪住在晋普山东面山峦下的一个小山沟村，叫夥窑河。他们住在村里王世淮的家里。白天闫一洪做教书先生，父亲在村内的煤窑做活掩护，晚上就去南村、西峪、大箕、小箕、尚峪等地和晋普山后的东常村、西常村、冶底、环秀等地恢复联络地下共产党员，把党的组织秘密地重新建立起来，恢复地下党的支部。南村一片由李斌同志负责联络恢复地下党支部。

为了党的信息的传递工作，父亲早在1939年就在东常村的北大庙，安排了南岭李沟村的共产党员常小光作庙里的看庙人，他和庙里的和尚住在一起。其实常小光是党的地下交通员传递党的情报。（常小光后来参加陈赓的部队。）夥窑河的王世淮、申匠的魏鸿安他们当时是小学校的学生，只有十四、五岁，但也做了地下党的小交通员，他们负责南村周围村的信息传达工作。有几次父亲让魏鸿安到东常村去送信，魏鸿安就只身到了东常村南河最东边的一家把信交给了我的奶奶，我奶奶又把信给了东常村党支部常文政同志。陟椒村的宋引荣（1938年的共产党员）、李沟村的范子英、小闫庄的闫占铭、南岭范善养、张大奇、西沟的成明堂、郭本顺等人都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党的情报就是靠这些人一站又一站传到地下党支部和上级领导。东常村的闫瑞玉就专职扮作走村串巷的货郎，挑着油、麻、烟等生活用品，做着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救同志反维持，建立晋南根据地

日本鬼子占领晋城后，在各交通要道建立碉堡作为军事据点，维持其统治。在晋城西南乡有：佛头山、南岭的望城岭、东岭口、周村等地。日本鬼子和日伪军汉奸还强迫各村搞维持会。晋西南的地下县委就针锋相对号召各村地下党员团结群众反维持。如有条件就打入维持会为八路军服务。如东常村的维持会村长就是地下党支部书记闫喜法打入维持会担任的，南岭村的地下党员张大奇也打入维持会担任村长，共产党员成明堂、郭本顺担任了西沟村的维持会长。虽然有很多村的维持会的权力是掌握在地下党的手里，可是也有的村的维持会掌握在汉奸日伪人的手里。环秀村的维持会就是掌握在地主汉奸闫焕瑞和兵痞汉奸刘汉忠的手里，冶底村的维持会长是阎锡山手下的地痞流氓曾当过巡警的张德魁，他们是铁杆汉奸，忠心地给日本鬼子服务。晋南地下县委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扩大根据地缩小日伪统治区开展反霸反维持斗争。父亲常子善和闫一洪晚上回到东常村北大庙，让地下党的交通员常小光去环秀把地下党支部王双元和闫海洲叫来，闫一洪书记指示他们，要他们团结和带领支部的其他同志，把维持会的权力夺到地下党或进步人士的手里。王双元和闫海洲回到环秀村团结党支部其他成员因势利导，发动群众，采用了顽固不理睬、顽抗不作为、硬气不答应、推脱无时间等方法进行反维持，在环秀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合法斗争。把闫焕瑞的汉奸村副罢掉，然后经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按照党支部的拟定人选进行民主选举，结果把符合民意的进步人士闫九良、闫焕魁选举出来担任村副。可是汉奸闫焕瑞等人不甘心失败，便向冶底的维持总会长张德魁告了环秀村闫海洲煽动村民“造反”的恶状，并派日伪警备队长黄信和副官王涛带领伪军抄了闫海洲的家，把闫海洲的父亲绑到冶底老君庙维持会，吊在老君庙的梁上毒打。同时还把新选的村副也关在黑牢房里。闫海洲去寻找常子善的路上，在唐帝洼遭遇警备队日伪军被逮捕。日伪军把他绑在冶底老君庙内，仰面朝天，往肚里压灌放辣椒面的凉水，一会肚胀如鼓。凶残的敌人就用脚跺肚，致使嘴鼻都吐血水。为了逼出闫海洲口供，又把辣椒面放到他的嘴里取乐。在严刑面前闫海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使日伪军一点办法没有，只好把他带回佛头山的鬼子军事据点。

父亲常子善听此消息后，心中非常着急，想尽了各种办法营救，但都不现实，最后指示东常村地下党支部书记闫喜法，通知佛头村的维持会长地下党员闫正明，联络了小闫庄的闫小炉，利用闫小炉和日本岩田翻译关系密切的优势，花钱将岩田翻译贿赂，再由闫小炉给张德魁、黄信、王涛送钱将其收买，与此同时，父亲又通过望城村地下党员郭金秀，串通维持会长候子琛和一个妓女宋牡丹，有意在望城岭和佛头山两据点敌人中拨弄是非（望城岭日本军官是上尉，佛头山日本军官是下尉），使望城岭据点的日本军官打电话向佛头山据点要闫海洲。佛头山据点不仅不放闫海洲，又派日伪把张德魁、刘汉忠抓走，致使两个据点的日伪军产生重重矛盾。最后，佛头山的日伪军斗不过望城岭的日伪军，只好把闫海洲放回。这样，闫海洲在父亲的营救下，继续开展了党的抗战工作。

1942年晋南抗日县政府在黄砂、漏道底村成立后，经父亲和县委书记闫一洪建议，由晋南县政府的县长范俊瑞亲自带队到环秀村将作恶多端的汉奸村长闫焕瑞逮捕，在南岭武城村执行枪决，从此环秀村的政权又回到地下党的手里。

李寨、陟椒、武城、南岭、土河、葛万等地的共产党地下支部在闫一洪领导下，父亲和王首先、吕有国、卫民、成斌、梁广林、魏治才、申超、郭本敬、郭本义等同志经过努力，终于掌握了各村政权，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公开抗日政府，保卫抗日根据地

1942年2月，晋南秘密地下县委终于在黄沙、漏道底村公开，成立了晋南抗日县政府。闫一洪任县委书记，范俊瑞任县长，父亲任县委委员兼第一、二区的区分委书记（当时称指导员）。第一区区政府设在陟椒村，管辖李寨、南岭、大箕、南村等地，区长卫明兼区干队队长，副队长申超。第二区政府设在高会村，管辖周村、川底、东沟、阳城的沁河以东地区如南庄、西神头、南留等地，区长成斌兼任区干队长，副队长郭本敬。一区分委副书记有王首先、吕有国。三区政府设在东土河，区分委书记是国华，副书记王助祥，区长郭本义兼区干队长，副队长郭利普，管辖西土河、追山、万板、石河、蓄粮掌等地。

1942年8月晋南县政府和沁阳北抗日县政府合并成晋沁抗日县政府，晋城有四个区，陟椒、高会、东土河、衙道。河南有紫陵、尚万、西万三个区。父亲还是县委委员兼第一、二区的区委书记。晋沁县政府成立后，正是大灾荒之年，天旱无雨，蝗虫成灾，田地颗粒无收，日本鬼子还经常出来扫荡、破坏搞“三光政策”。汉奸走狗欺压百姓，再加上土匪猖獗，根据地的百姓生活极其艰苦。如何解决根据地内的百姓吃饭问题，就成了县委的首要中心工作。县委首先号召县政府人员要勤俭节约，从自身做起，每人每天只吃4两粮，再配着野菜吃。（过去的4两相当于现在的二两半，过去用的是十六两秤。）晋沁县委又领导群众在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极贫困户向有存粮的户借粮，还向那些存粮多的地主、富农适当地征点军粮。为此抗日根据地的开明绅士都积极响应。大部分人都愿意减租减息，支援抗战作贡献。如三区地主牛玉相，四区富农王保舟都成了开明绅士。但也有少数不愿交军粮，不愿减租减息，他们还勾结反动武装杀害为抗日征粮的地下党员。

冶底村的地下党支部书记赵登洲带着地下党员董云秀、董保善、董小安等人，按父亲和区政府的指示，要在冶底村开展减租减息并征点军粮。冶底村的有存粮户都积极响应交了军粮，一共收了三担六斗小米。随后区干队申超带着区干队员把军粮运走。谁知八路军的军粮运走不久，村里个别反动富农分子董科女、赵新池就秘密地勾结反动的欺压百姓的土匪武装自卫四队队长董裕华，在1942年5月的一天黑夜带着队伍，把地下党员赵登洲、董云秀、董保善、董小安等四人杀害在村外的废旧煤窑井内。区政府领导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恨，建议县政府把汉奸逮捕法办。县政府命令区长带着区干队去冶底村，安抚被害家属，并将汉奸逮捕，在武城开了公审大会，执行枪决。1945年，晋沁县政府在冶底村召开了追悼赵登洲、董云秀、董保善、董小安四人的革命烈士大会。父亲和成斌、梁广林等县区领导参加了追悼会。自卫四队的董裕华在解放后被公安部全国通缉，他潜逃到新疆地区的中苏边界，于1960年被抓捕，在晋城运动场召开了公审大会，将其枪决。

1943年，是晋沁县政府公开成立第二年。这一年是河南省大旱之年，晋沁县委县政府发动干部群众生产自救，抗旱救灾。父亲和县区干部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在背阴地抢墑下种，向阳地担水点种，基本保证全苗出土，后来加上勤管理，庄稼长势很好。但是临到秋收时，突然天降蝗虫，蝗虫所到之处不见青叶，县委号召灭蝗保秋战斗。一村有蝗，各村援助。人们都在自己地旁堆柴火，派人在地的高处观望，如有蝗虫来临，立即点燃柴火，家家户户都点燃，形成一片烟海，蝗虫不是飞走就是熏死，成功地驱散了蝗虫。李寨村有个人叫刘保成想出个灭蝗虫的好办法，把硫磺和柴火一起点燃，熏死的蝗虫又多又快。由于县区政府的正确领导，积极组织，根据地军民度过了灾荒难关。这一年父亲常子善和根据地的群众战胜旱灾蝗灾，同样也战胜日本鬼子和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区委决定不仅要扩大区干队，而且要各村都组建民兵队，还要把各村的有战斗经验的民兵成立区轮战队，深入敌人后方打击牵制敌人。轮战队的队长是陟椒村的刘三旺，指导员是陟椒村的刘栓牛，队员都是各村的有战斗经验的民兵。他们有战事时集中在一起参加战斗，无事时回各村参加农业生产。轮战队的特点一是组成人员不固定，经常根据情况轮流调换，二是驻防地点不固定，陟椒村、吕洼村、道庄村为主。他们灵活多变、声东击西、机动灵活，多在周村、南村、苇町、川底、东沟甚至到城内等活动。轮战队不仅打击震慑了日伪势力，使日伪不敢有少数人员外出活动；而且锻炼了各村民兵的实战经验，提高了各村民兵的战斗素质。轮战队在一、二区的范围内打击了日伪军、巩固了根据地、阻击了日本鬼子的侵犯。父亲同时还带着区轮战队和区干部歼灭土匪，反奸除害，扩大了根据地，保护了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把战斗做到日本鬼子的据点去。比如：二区区长成斌同志经常晚上带着区干队去给周村的军事据点内的日伪军、汉奸上政治攻势课，让他们早日放下武器，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父亲常子善所领导的第一、二区政府由于抗日工作开展的好，群众觉悟高，涌现了不少抗日英雄，抗日模范，如陟椒村的民兵英雄刘三旺、刘栓牛。他们先后出席了太岳二分区在端氏召开的“反扫荡胜利庆功会”，和太岳军区在沁水郎壁召开的英雄大会，受到军区首长王新亭、裴丽生、牛佩琮等人的表彰，并授予“民兵英雄刘三旺”“民兵英雄刘栓牛”锦旗各一面，步枪各一支。

为国捐躯的民兵英雄李福棠、李乾海烈士，是龙窝村人，曾是区轮战队员，也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和指导员，曾多次带领村里民兵打击日伪军的侵犯，保卫人民群众的财产。1944年11月某日凌晨，李福棠和李乾海正带领民兵训练，日伪军突然偷袭到龙窝村边。他们闻讯立即组织民兵迎战，一边抗击日伪军的进攻，一边组织掩护群众转移。战斗中李福棠不幸中弹阵亡，李乾海见战友牺牲，怒发冲冠，脱掉衣服，端枪站立，不顾一切地向敌人猛烈地射击，终被流弹击中。人民为了纪念他们，取他们两人名字各一字把龙窝村改名为乾棠村。

由于父亲的努力工作，第一区建成了太岳根据地的抗日模范区，获得了太岳区党委的奖旗一面。

1944年4月晋沁抗日政府由土河村搬到冶底村办公后，抗日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鬼子入侵晋城五年之久后，终于在太岳、太行军民的重重包围和打击下，于4月28日狼狈地从晋城逃走，从此晋城宣告解放。父亲常子善在这场艰苦的抗战岁月中，锻炼了自己，也提高了自己。

努力工作迎解放，带头南下辟新区

1945年日本鬼子被赶走，晋城县全境回到人民的怀抱。原来的晋沁、晋北、晋东三个抗日县政府合并成晋城县政府，父亲调回县委任组织部副部长。

为了适应新的工作，父亲参加了在大阳镇金岗背村的地委整风训练班的学习，学习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和方法。训练班结束后，父亲就到晋南临汾县桥林镇发动群众进行土改试点工作，待到土改工作结束建立了基层贫苦农民政权后，他又回到晋城县委搞经济工作，任经济局副局长。东常村煤矿就是父亲指导下开办的晋城县最早的地方国营煤矿。1946年1月太岳区党委又调父亲到二专区任供销合作社指导委员，领导全专区供销合作社的组建工作，使供销合作社工作走上正常轨道。与此同时，他还挤时间回到县里指导东常村和环秀村的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在土地改革试点运动中，他主持公道，采取抽多补少、填平补齐等措施，让农民耕者有其田、人人有屋居。父亲克己奉公，把村上分给自己家的六只羊退回村里，分给其他的困难群众。1947年8月，父亲任县农会主席兼县委副书记，为了把全县的土地改革工作抓好，他经常深入全县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分类指导。如在铺头李家墕村搞土改时，就深入到户，广泛征求意见，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和欢迎。

为了做好迎接全国解放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48年10月，晋城县委在县城东关开展对党员干部“三查三整”的整风运动，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父亲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率先垂范积极带头检查自己思想和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榜样，使这次整风运动很快蓬勃地开展起来。通过“三查三整”运动，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觉悟，严谨了工作作风，纯洁了阶级队伍，使党员干部都能轻装上阵，积极地去完成县委交给的任务。

1949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党委响应党中央毛主席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动员广大的太岳、太行区的干部积极报名南下开辟新区工作。当时父亲已经47岁，但他不讲条件，顾全大局，积极带头报名，在“长江支队”第六大队第一中队任副指导员。长江支队跟随第二野战军边走边打，经过长途跋涉，进入炎热的南方。因水土不服，不少队员途中生病。

支队党委决定成立留守中队，任命父亲为留守中队的指导员，带领伤病员赴上饶在留守处休整。9月份长江支队第六大队到达福建省福安县城，福安专区由第六大队接管，福安县则由第一中队接管。父亲被任命为福安县委副书记兼工会、农会、妇会主席。那时福安地区刚解放，而且离台湾很近，环境复杂，国民党遗留的特务、反动教会、土匪活动猖獗，经常暗杀革命干部，有时也组织反动势力攻击我政府机关，不断制造暴力事件。在这样的环境中，父亲边斗争边工作。他身兼多职，工作很忙，每天都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到工厂、街道、农村和群众交谈，宣讲成立工会、农会、妇会组织的重要性。在提高群众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各个组织的人选很快确定下来，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广大农村，父亲通过领导群众积极参加土改运动，极大的调动了贫苦农民和广大妇女的积极性，从而稳定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1950年的冬天，父亲常子善和警卫员、农会干部刘万春三人到乡下去访贫问寒，检查工作。他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土豪，帮助农民组织自己的民兵武装，打击土匪恶霸，和潜伏的蒋匪特务，另一方面他们指导农民扩大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由于少数反动地主、土豪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给那些暗藏的残余土匪特务通风报信，使当时的政局很不稳定。有一次，父亲接到群众举报后，决定对这伙敌特进行夹击。父亲和警卫员从正面阻击，刘万春同志从后面攻击。刘万春也是南下干部，枪法很好，他带着十几颗手榴弹，趁着夜幕，单身爬上临沟的一座二层楼的房顶上埋伏。等到后半夜手脚快要冻僵的时候，有六名匪特悄悄地走进了他们的伏击圈。刘万春看准敌特连投几颗手榴弹，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同时响起，不到几分钟。匪特就被消灭了五个，剩余的一人见势不妙，仓皇逃窜。像这样的危险处境在开辟新区的过程中，还有好多次。

新区政权稳固后，福安县的工作迅速走向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轨道。1951年11月，父亲调到福安地区去创建中心供销合作社。为了贯彻上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父亲跑遍闽东的各县区和部分村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短期内使全区的供销合作社系统很快建立起来，并且办得有声有色，不仅服务了农村，而且活跃了市场，发展了经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供给。

1953年，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往福安地委任地委委员，工交部副部长，兼地区建筑公司经理。当时，许多重大工程项目：如茶厂、邮电局、地委办公楼等正在建设中，父亲为了把好工程质量关，经常起早摸黑深入工地和工人打成一片，确保工程高质量地按期完成。

1956年，父亲任地委常委、地委工交部部长时，身负重担，日夜奔忙，劳累过度，再加上生活营养跟不上，落下了胃疼的毛病。但是他仍然不顾身体，坚持工作，经常到基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为了发展闽东地区的工业和交通事业，他跟着地区测量队跑遍闽东地区，测量出最佳的公路线路。为了发展地方工业，在茶厂建立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时，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经过努力，茶厂的自动化生产线投产了，茶叶产量、质量都达到当时的较高水平，茶厂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家茶叶自动化生产的厂家。

1958年闽东电机厂初建时，父亲更是十分关心，从建厂房到投产，每天早上都要去厂内看一看，转一转，了解工程进度，解决工程中的困难，使闽东电机厂很快投产，成为闽东地区第一座现代化工厂。

我的父亲常子善，秉性刚直，爱憎分明，对革命事业执着地追求，对革命信仰坚定不移。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八年抗战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时期，父亲从不考虑自身的安危，越是危险越向前。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热心关怀，对党无限忠诚。他善于走群众路线，为百姓办实事、好事，对同志既关心又严格要求。他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处处带头，受到各地人民的尊重。父亲一生清清白白，光明磊落，两袖清风。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1961年10月18日，病魔夺走了他年仅58岁的生命，1961年12月父亲常子善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追认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责任编辑：韩玉芳）

我的父亲常子善（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