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我军首任军事工业局局长

今年“五一”节前夕，我应邀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办公区三楼会议室，参加延安老兵工梁松方同志文物捐赠仪式。其中有一张毛泽东主席1939年颁发的布质奖状和当年上大学时使用的一把德国制工程计算尺及一把机械加工测量卡尺。据了解，七十五年前1939年5月，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上，因参与研发、设计、制造出我军第一支步枪，而获此殊荣，同时受到表彰的还有他的同事孙云龙和刘贵福。

梁松方，1913年出生，广东中山人，1932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38年奔赴延安，1939年参与研发我军第一支步枪“无名氏马步枪”，获得毛泽东签发的奖状。此系列枪支因为枪管口径是7.9毫米，后被称为“新七九式步枪”。曾任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延安)枪炮科科长，解放后任二机部十局副局长，1957年任山东工学院副院长，后任院长，1984年离休，现居济南。

仪式开始前，我走到坐在轮椅上的梁老面前向他敬礼后，梁老的儿子梁晓江靠近父亲大声介绍我是滕代远的儿子。老人抬起头，高兴地透过眼镜仔细的看着我，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我感觉到他的手在使劲。他仿佛回忆起当年在延安那个火红的时代。我通过写字板与这位101岁的老兵工交流，祝愿他健康长寿。

我的父亲滕代远在延安曾经兼任过我军首任军事工业局局长。时间要后退到1937年12月，父亲滕代远胜利完成接救西路军战友任务后，偕同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宋侃夫、王子纲等人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乘飞机到兰州，与党中央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彭加伦接洽后，冒雪乘汽车，携带着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途经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在林伯渠等人协助下回到了久别的延安。不久，就见到毛泽东同志。滕代远在《我的回忆》（未发表）里这样描述：“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感觉特别亲切，心情也特别快乐。主席先问了我一些情况，就当面要我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工作。我当时向主席声称，我做不了参谋长的工作，主席还是决定了要我干起来，参谋长前面不要‘总’字，和他分管八路军和新四军。我就再没有说什么话了，表示服从命令。”

1938年1月18日，任命滕代逺为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电报发给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八路军前方各部队首长。 从此，父亲就在毛泽东和党中央身边，协助中央和军委领导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那时候，毛泽东同志都是习惯夜里办公，每天晚上11时至12时，父亲都要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他带领总参谋部各局的参谋日夜值守，随时掌握全国各抗日武装的行动与位置，摸清敌军、伪军、友军和我军四个方面的详细情况。而且这种情况的掌握要求是不间断地进行。中央军委的办公地点就在王家坪，就在延水边，院内有一口自己打的水井，水井旁边有座窑洞式的院子，朱德和康克清，叶剑英等领导同志都在此住过。还有一片桃树林子，种有许多桃树。在树林下面安置了石头桌子和石头墩当椅子，王家坪上有个小山坡，上面有两口窑洞，一个窑洞是军委副主席、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夫妇居住，另一个窑洞是军委参谋长滕代逺居住。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军工生产更加重视，为发展我军军事工业，1938年3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工业局，任命军委参谋长滕代逺兼局长。同时，中央为他配备了两位得力助手，一位是李强，另一位是王诤，其任务是统一领导我军的兵工生产。

李强，（1905—1996）江苏常熟人，南洋学堂土木工程专业，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为学生运动领袖，然后转入共产党，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后来到武汉，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后任特科四科（即无线电通讯）第一任科长，自制成功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地下电台，是中共无线电台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到苏联莫斯科的邮电部通信科学院学习，先搞科研，后作教学工作，成为我党闻名的通信科学家，曾在苏联发表了无线电科学的论文《发信菱形天线》，当时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震动，被苏联政府提升为研究员，成为全苏七位无线电专家之一，名字被收进苏联百科词典之中。直到1937年中国发生“七七事变”，李强归心似箭，几经周折，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来到延安。开始担任军事工业局副局长，1941年接任局长。

王诤，（1909—1978）江苏武进人，原名吴人鉴。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大队长，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队长，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滕代逺担任军委参谋长时，直接领导军委四个局工作，王诤时任三局局长。

1938年9月，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报告里面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要求整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武器为战争制胜之本，任何军队都非常重视兵工生产，我军自红军时期就有了简单的制造武器的工厂，抗日战争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早在1930年，彭德怀、滕代逺率领的红三军团就有随军的修械所编制，跟随部队行军打仗，随时修理损坏的枪械。还要修复改装从白军手中缴获的武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的兵工厂原有职工108人，长征到达陕北只剩下7人，设备只有老虎钳两台，锉刀四把，风箱一只。1936年，陕北根据地成立了延安兵工厂，有员工300多人。1938年扩大到500多人。当时，在这千百年来一向封闭的黄土高原能够听到机器的运转声，已是亘古罕见的奇迹，所以，工人们对于机器和材料，都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遇到一点废铜烂铁，都要仔细捡起来回收利用。

在延安以东约8公里的一个山沟里，有个柳树店村，沟里柳树成荫，一条小溪从山沟流入延河。柳树店村后沟有个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工人们上下班就听敲炮弹壳的声音。军工局的兵工厂就在小庙和附近的一排窑洞里。从外面似乎看不出什么，但是，这里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靠它带动着两部车床；还有一台立铣和一台钻床，靠人力摇动的大轮子带动。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许多工具还要靠工人自己制作。其主要原材料是铁路道轨和废旧钢铁。张永励时任兵工厂政委。

1937年10月，毛主席要求八路军在一年之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军委军工局根据这一指示提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生产方针。设法从山西弄到造枪的机器、工具和材料。又从上海召来一些技术工人，并带来一些设备。兵工厂迅速扩大，军工局领导决定将厂址迁往延安西北30公里处安塞县的茶坊村。从柳树店去茶坊，必须翻山越岭，架桥过河。任务紧急，只有自己动手修筑一条路，机器设备才能行动。兵工厂的职工在政委张永励的带领下，不畏严寒与艰苦，个个干劲冲天。滕代逺时刻关注着兵工厂的搬迁，他及时调来部队，帮助职工修路。就这样，半个月的时间，这条路修好了，工厂顺利地迁到茶坊，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对内通称茶坊兵工厂。工厂隶属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初创时约有职工200人。周鉴祥任厂长，曹光华任政委，赵发生任总支书记，贺瑞林任工会主席。工厂分为东厂和西厂两部分。东厂为枪械修理部，负责人刘贵福，政治指导员陈海清，以修枪和造手榴弹为主；西厂为机器制造部，负责人黄海霖，政治指导员闵跃亭，以机器制造为主，下设机工班(2个)、钳工班、锻工班、翻砂股(附设木型班)，后来还成立了引擎班、铆工班和冶金班。

1938年年初的一天下午，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强被请到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驻地，军委参谋长兼军工局局长滕代远特地和李强谈了一次话，滕代远说：“我们考虑，你可以和王诤同志一起工作，由你主持军工局的全面工作，另外，你还兼任军委三局副局长。”李强接受了任务。王诤同时兼任军工局副局长，交叉任职。

李强在陕北的第一个春天就是在大青马背上度过的，这匹大青马带着李强走遍了沟沟坎坎，这是在寻找资源。资源是搞兵工生产的第一要素，茫茫的黄土里蕴藏着可供生产军火的资源：陕北的棉花是硝化棉的原料；延长石油沟的石油是动力原料；黄土冈中还埋藏着铁和煤矿；这里的羊油资源可以用来提炼甘油，是硝化甘油的原料；木材则可以用来烧炭……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突然间，设在宝塔山上的防空警报大钟敲响了。当日寇的7架飞机飞到延安上空时，人们慌乱起来，人叫马嘶，黄尘滚滚。敌机向人群扫射、投弹，瞬间房倒屋塌。延安被炸成了瓦砾堆，人员伤亡较大。为防止空袭，当晚在延安城里的中央机关、单位、学校都迁到城外山沟里。第二天敌机又来时，群众有序疏散、隐避，因此，除一些房屋受损外，没有一个伤亡。以后日寇飞机还对延安实施了多次轰炸。1938年11月20日和21日这两次轰炸，各来飞机7架次、投弹110枚，死30人，伤122人，毁民房109间。父亲同时还兼任延安防空司令部的司令员，对于日寇这次轰炸他的心里十分着急，同时也为今后延安的对空警戒感到责任重大。延安没有高射武器，这让延安的老兵工们痛在心头。东厂枪械修理部负责人刘贵福的心里更是悲愤沉痛，他与工友们议论说：“毛主席、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的安全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自造高射武器，为延安的死难同胞报仇！”刘贵福将意见反映给政委和厂长，得到厂领导的支持。厂领导又召集孙云龙、张庆霖、曹嘉仪、刘先惠、刘万祥等技术骨干座谈讨论，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工人们七嘴八舌的各抒己见，献计献策，最后一致认为采用重机关枪改造高射机枪的方案现实可行。他们边想边议，边画边改，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提出了设计方案，逐级上报，受到中央军委领导和军工局的认可批准。

高射机枪的主要部分是用马克沁重机枪做枪身，外加一个底盘和扇形平齿轮；第二部分是三连环式瞄准具和发射机构，从底盘引出两个握柄，用来控制单发和连发，转动和升降；第三部分是三脚架，中间有转轴与底盘转座相连，三条腿用8毫米厚的铁管镶在转座上，每条腿上配有拉杆，可以调节松紧，使三脚架更稳。经过六天六夜的连续拼搏，两挺高射机枪终于装配完成了。经过夜间射击孔明灯（利用热空气浮力使纸质球体升空的照明灯）的试验，打200发子弹效果很好，连发性能良好，且枪架稳定，转动灵活，符合实战要求。向军工局汇报后，奉命连夜将高射机枪送往延安。次日一早，王稼祥、陈云、李富春、滕代逺等首长围着机枪问个不停，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们更是高兴，他们与兵工战友热烈握手拥抱，大家在一起唱起了歌曲。当天，两挺高射机枪就配备到清凉山和宝塔山的山顶上，在金色的晨光照耀下，显得更加威武雄壮。从此，有力地遏制了日寇飞机对延安的轰炸和骚扰，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区又繁华热闹起来。

1939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后勤部领导军工局，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兼任军工局局长。1941年1月李强接任军工局局长。我军的军事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成为保卫祖国的重要物质基础。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