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洪林， 1924年旧历正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山西省临汾县（今尧都区）县底镇上官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1945年4月的一天夜晚，我告别新婚的妻子，与同村的六个伙伴参加了临汾县抗日游击大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我们县大队与洪洞独立团合编晋升为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警卫四团，1947年8月1日，又升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8纵队24旅70团。

在警卫4团和24旅70团期间，这支部队进行的所有战役、战斗我都参加了。最著名的是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

激战小窑头

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后，我们来不及休整，又参加了太原战役。在与兄弟部队对太原城形成包围后，我们便开始了扫清外围的战斗。此时，我所在部队的番号是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8纵队24旅70团1营机枪连，我们连的重机枪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只有我使用的是一挺马克沁重机枪。

10月5日，太原战役打响了。我们24旅与22旅首先包围了太原城南小店镇的敌人。经过激战，我们于6日歼灭了敌人44师和45师，接着我们又进逼太原城，继续扩张战果。

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我们又从城南转到了城东，乘胜攻击太原城东重要屏障—东山要塞。当时我们团驻扎在一个叫孟家井的村庄。

东山四大要塞距太原城约5—10里地，从北向南依次是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我们8纵队的任务是攻打小窑头阵地。这个阵地可俯视太原城垣，是小东门、大东门的屏障。敌人在这片有13个山头的阵地上构筑了15 个支撑点，其中13、14、11号三个阵地是小窑头的主阵地。

10月26日，24旅的三个团及22旅64团对小窑头阵地发起了进攻。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激烈，我军每占领一个阵地，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经过英勇突击，与敌人反复争夺了多次，至28日，小窑头的主阵地相继被我军占领。

从29 日开始，战斗更为激烈了。敌我双方动用了大量的炮火进行轰炸，敌人并释放了毒气弹、燃烧弹掩护他们的步兵进行反扑，造成坚守阵地的71团伤亡过大，被迫撤出了阵地。29日晚，我们营的全体官兵经过与敌人的反复争夺，当天晚上再次攻占了14号阵地。

30号天亮后，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又一次反扑过来，我们又一次与敌人展开争夺。作为压制敌人火力、掩护步兵冲锋的重机枪射手，我亲眼目睹了战友们前赴后继、冲锋陷阵的激烈的战斗场面。经过敌我双方炮火的轮番轰炸，山头上变成了一米多厚的虚虚的焦土，根本无法构筑工事。我们的重机枪支起来，几乎被焦土掩埋了，不能对敌人瞄准射击。还好，我使用的这挺马克沁重机枪比较轻巧，我干脆一个人把重机枪抱起来，站着向敌人射击，敌人也集中密集的火力向我射击。此时，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左手臂，划了长长的一道口子，我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左手臂，发现没有伤到骨头。我看到我们一营的官兵一片片的倒了下去，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我再次向敌群射出了一排排复仇的子弹。“咣咣咣”，随着几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敌人的子弹击中了我的机枪，我试着一扣扳机，从枪口里喷出了一条条火舌，原来敌人的子弹只击中了重机枪的支架和表面，不影响机枪的使用性能。（后来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当时要不是机枪的支架挡住了敌人的子弹，可能我身上早被射穿了几个洞）。在我们的顽强抗击下，敌人的反扑再次被我们打退了。

正在这时，我身旁的班长（潞安府人）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胸部，霎时，胸前的衣服被鲜血染红了一片，我把重机枪交给副射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班长背起来就跑，一口气把他送到了阵地后面的野战救护点进行抢救，我马上又返回了阵地继续参加战斗。连长张希让当场任命我担任班长。

敌人被打退后，我营官兵正在打扫战场时，突然，从阵地旁边的一个暗藏的“伏地堡”内连续射出了一串串的子弹，我们的战士当场又牺牲了许多，敌人的步兵趁机又反扑上来。教导员乔成栋亲自跑过来让我们机枪连将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在助手的配合下，我受伤的左手端起重机枪，右手食指连续扣动扳机，向敌人的暗堡连续射出了数百发子弹。但由于我营伤亡人数过多，敌人的火力又非常猛烈，超过我们数倍的敌人已到了阵地前沿，团首长命令我营主动放弃14号阵地。

当天晚上，我团2营在营长胡景义、连长孙家兴等人的带领下，摧毁了敌人的暗堡，再次攻占了14号阵地。至31日，小窑头阵地的全部山头被我军占领，其中14号阵地经过反复争夺，先后五次易手，战斗的激烈程度无法形容。

烈士张春贵

还是在攻打14号阵地的间隙，旅政治部派来3个宣传干事来我营阵地采访，营部通信员张春贵在副教导员的陪同下，在阵地后面的山脚下接受了采访。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他们中间，随着一声巨响，我扭头朝下一看，几个人被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后虽经医护人员的奋力抢救，3个宣传干事和张春贵同志还是因伤势过重全部壮烈牺牲了，副教导员也负了重伤。

张春贵同志是和我同一天参军的同一个村的战友，参军近4年来，我俩始终在一个营里并肩战斗。他的牺牲使我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我们村的另一个战友王敦子找到团里的领导，要来一副棺椁，与其他战友将张春贵掩埋在我团牺牲的烈士集中掩埋的墓地—东山孟家井村旁一块较为平坦的地里。由于我团在攻打东山要塞期间，一直驻扎在孟家井村，根据王敦子给我说的情况，第二天我去墓地看了掩埋烈士的地方，在一块写有烈士名字的的砖头旁边，我找到了烈士的坟墓。当时，由于战事紧张，掩埋烈士都很简单，墓坑只有一米深，刚好能把棺材埋住，许多烈士连棺材都没有，裹上一床棉被就草草掩埋了。每个坟头前立一块刻有烈士姓名的砖头。

解放后，烈士的家人一直不知道掩埋的具体地点，掩埋他的同乡战友王敦子在朝鲜战场上被俘后去了台湾，所以烈士的遗骨一直没有迁回去。

1954年夏天，我回到故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陪同烈士的亲属去太原将烈士迁回临汾。到太原后，我们直接去民政局，民政局的同志让我们去新城核对烈士名单，那时没有公交车，我们步行几十里到了太原城北的新城，办好手续后，我们又从城北返回城里。第二天我们去孟家井烈士墓地，根据刻有烈士名字的砖头，将烈士的坟墓挖开，烈士的遗体已成了一堆白骨，棺材也散了，只好在附近村里，找了一个纸箱子，把尸骨装了进去。我们雇了一个村民，帮我们把烈士的遗骸送到了太原市民政局，民政局的同志给了一口棺材，将装有遗骸的纸箱子放到棺材里，民政局派车把我们送到了火车站，然后我们坐火车回到了临汾。

几个小故事

我们村同一天入伍的另一个战友、当时已担任13纵队X旅X团副连长的孙兴让同志，也在解放太原的东山战斗中牺牲了，太原解放后他就被亲属迁回了临汾。这是1954年我回乡后才知道的。

还有当时我背回来身负重伤的班长，由于抢救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尽管子弹击中了胸部，但只伤及了肺部的边缘，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伤愈后被分配到了其他部队。在进军大西南的战斗征途中，我见到了他，他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他说，当时要不是我把他背下去抢救及时，早就没命了。而我也由于在战场上抢运伤员及时，被上级荣记一等功一次。

还有两个小插曲很少有人提起。东山战斗结束后，由于我营伤亡情况比较严重，上级对我营的主要领导干部作了调整。乔成栋同志由于在战前没有派人把敌人的火力部署侦察清楚，使敌人暗藏的伏地堡中的火力对我营造成了重大伤亡，还被指认指挥处置不当，受到了降级的处分，由正营级教导员降为副营，派到团教导队学习。在总攻太原前，被任命为1营副营长。现在回过头来看，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的处理偏重了些。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对于突然出现的敌情，是任何人都很难预料到的。

我们机枪连连长张希让同志，在东山战斗结束后，由于看到营里死伤那么多官兵，心里感到有点恐惧，不想再指挥打仗了，便悄悄地离开了部队，后来被部队派去的人把他“找”了回来，也送去教导队学习。

由于一营伤亡、减员严重，上级将二营营长胡景义调到我们一营担任营长，从河北补充来许多新兵，重建一营（机枪连建制基本没变）。

解放太原城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番号的命令，我部又被命名为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60军180师538团。随后我们又参加了扫清太原外围的防御战斗。我们538团被师里赋予的任务是：突破太原6号前沿阵地，直插英国坟，相机占领大、小巴沟。我们一营在团炮兵猛烈的火力的支援下，从战斗打响，到攻占6号碉，仅用了10几分钟，就歼灭了阎军一个连大部，俘敌30余人。最后参加登城，解放了太原。

太原战役结束后，我随部队又进军大西北，参加了扶眉战役、秦岭战役，而后又挺进大西南，解放广元、成都，参加了川西地区的平叛、剿匪作战。

1951年3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4年8月，我回到了故乡—山西临汾县县底镇上官村。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至今，整整65周年了。65年来，我始终惦记着这座亲手解放的英雄的城市，惦记着这块用鲜血染红的热土，惦记着长眠于这里65年的战友们。65年来，除了1954年我从东北返乡在太原转车、接着又来太原迁移烈士的遗骨，整整60年没有来过太原了。今天，我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责任编辑：韩玉芳）

太原解放65周年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