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历史上的晋城县是如今晋城市城区和泽州县的合称。它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南端，是山西通往中州大地的要冲，史称“河东屏翰，冀南雄镇”。自古以来，晋城县素称“煤铁之乡”，煤炭资源丰富，工业发达，商贸繁荣。这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为晋东南的主要产粮区，故也是人口密集区，20世纪20年代初，全县人口就达26万之众，大小村庄600余个。这里的文化底蕴丰厚，历为南北商业文化交流之中心，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一直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五四”运动前，晋城仍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之中，在经济方面，全县90万亩耕地大部被地主、富农霸占，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盛行，不少贫雇农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在政治上，贪官污吏横行，地主豪绅勾结官府各霸一方，乡里村长社首更是“狐假虎威”，欺压百姓，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五四”运动后，北京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运动波及到晋城，产生了巨大影响，晋城获泽中学的进步师生义愤填膺，一致罢课，在大街上游行示威，喊口号、发传单、组织演讲团在城关和邻村展开了反帝大宣传，并查封了商店的日货。随后，境内各乡村高小也积极响应，到处串村游行宣传，持续了两个月之久，使全县人民懂得了“二十一条”是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提高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和当时反动卖国政府的本质，点燃了全县被压迫人民的熊熊怒火，这样群众运动持续发生，各学校在进步老师的带领下，揭露当时政府的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等不平等事件，他们的正义行动虽受到地方警察的殴打和镇压，但他们的胸怀大志，拯救中华、振兴祖国的信心却未被气势汹汹的暴行所吓倒，他们仍然在黑暗中奋力奔波，寻找光明，为中共组织在晋城的尽早成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和思想基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五四”运动后，晋城获泽中学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广大师生经过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锻炼，思想非常活跃，强烈地追求新文化、新思潮。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他们勇敢地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抨击孔孟之道，并提出“要把获泽中学从孔孟传统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口号，要求学校增设数学、体育等新课程。进步老师郝春泰在这次斗争中冲锋在前，勇敢地摒弃陈腐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方法的新探索。在语文教学中，摆脱受八股禁锢的框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让学生自拟题目写白话文章。十五班学生郭实甫写的《失业的煤矿工人》一文，入情入理，很受郝的赞赏，并把这篇文章贴在堂上。一位英语老师自告奋勇兼代体育课，教同学们学习打网球、打篮球，参加各种体育运动。他还倡导学生加强身体锻炼，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担负起改造中国和社会的重任。此时，学校藏书中增加了许多新书和外国翻译小说，也有的是由一些社会团体邮寄到学校的。同时，由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小学老师开办的书店，经销各种进步书刊，城内的三宜书店，太和堂书店也公开出售《中学生》、《小说月报》、《独秀文选》、《呐喊》、《狂人日记》等进步书刊，成为获泽中学、崇实中学学生的抢手书，使晋城青年知识分子大开眼界，思想更加活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谈论的话题，这些刊物在晋城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发挥了社会主义启蒙教育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晋城传播的突出特点是受晋城在北京、太原等地上学的青年学生影响极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晋城一批热血青年学生先后考入北京、太原等地的学校上学。在校期间，他们参加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团体，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开始了从民族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周玉麟（泽州县巴公村人）、陈立志（泽州县山耳东人）、成乃身（城区人）、张绳祖（城区人）。他们在1923年和1924年间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晋城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种的直接播种者，是晋城无产阶级运动的身驱，是沟通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联系的桥梁，年年返乡期间都在晋城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把获泽中学作为他们在晋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他们将《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中国工人》、《政治周刊》等进步书刊带回晋城，在中学学生、煤矿工人、锤金工人中传阅。这些晋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在晋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随着全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晋城学生联合会成立，并于次年发动县城各中学和各乡高小，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反贪官，反苛捐杂税斗争的热潮。这次学生运动，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使学生运动从此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展阶段，强有力地组织领导了驱逐获中顽固校长和与当地劣绅姚某、马某进行的坚决斗争，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25年全国爆发的“五卅”运动把晋城的国民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消息传到晋城后，社会各界群情激愤，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极为愤慨，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获泽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时逸之、孔祥祯联络晋城各界，成立了沪案后援会，要求各学校、工厂、商店立刻进行罢课、罢工、罢市。各中学及高小首先一律罢课，在街头组织集会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等口号，沿途散发传单。各学校还组织演讲团，向广大市民介绍“五卅”惨案发生的经过，控诉英、日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野蛮暴行。青年学生的斗争精神，推动了各界群众起来联合斗争。一些工厂、商店、市民也参加了这一斗争行列，举行罢工、罢市斗争。学联还查封了亨德利、光华兴等商店的日货，向群众宣传，号召大家“均不购用日货”。沪案后援会还动员晋城各界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运动，向上海工人捐款900余元（银元），派专人送往太原沪案后援会。

“五卅”运动中，在北京、太原求学的周玉麟、陈立志、成乃身、张绳祖等在这场反帝斗争中，表现异常勇敢，经党组织的反复考验，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晋城城乡在获中学联会的积极组织和宣传发动下，再次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高潮，全县逐步由反帝转变为反封建运动，并由城镇向农村发展，他们多次组织在村镇游行示威，捣毁税卡，虽几次遭到晋城当局的镇压，但也不断打击了封建军阀政权的统治，不断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从中涌现出不少为革命不惜流血牺牲、奋勇向前的革命志士，为晋城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和干部基础。

1925年冬，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多次指示党、团员在寒假、暑假期间返回原籍，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根据党的指示，周玉麟、陈立志、成乃身、张绳祖等陆续返回晋城，汇集在获泽中学，秘密酝酿，筹划在晋城建立共产党组织，并决定立即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

1925年11月，陈立志在巴公村发展晋城获泽中学学生孔祥祯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在晋城本土上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后来他们又发展孙思孝（孙新，巴公人）、时逸之（庚昌，城区人）、陈荣先（学文）、张茂甫（城区人）、王福裕（绰然）、靳澄、田运财、翟玉山等入党；同时又在南马匠翻砂炉、冶底、东常村、高都、犁川、白洋泉河、巴公、东沟等地发展党员，总数多达40余人。

1926年4月，陈立志根据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关于“发展组织、壮大力量”的指示，在晋城获泽中学建立了晋城第一个党小组——获泽中学小组，组长由陈立志担任，成员有时逸之、陈荣先、王福裕、周绍武、周朝信、董天智、郭成熙、周福镐、郭本善、郭本初、郭景胜、郭纯喜、陈克绍、张世琨、常琨玉等40多人。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同年5月，陈立志又陆续建立了4个党小组。在当时晋城地区最具规模的大德针厂建立了中共大德针厂小组，有党员20多人，负责人靳澄、田运财。中共高都垂棘小学小组，为城北片、包括高都、巴公等地，有党员20余人，组长孙思孝；中共南马匠小组，为城南片，包括犁川、冶底等地，组长王耿光，党员有郭玉甫、郭玉田、王耀光、王炳光等20余人；中共东常村小组，组长常文郁，党员有司叔光、常新贤、常子善、僧亦儒等20余人。还有零散发展的党员，分别参加附近党小组的活动。

1926年5月，根据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指示，陈立志在晋城获泽中学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晋城第一个党支部，即中共晋城获泽中学支部，支部书记陈立志，组织委员时逸之，宣传委员孙思孝。下设获泽中学、大德针厂、垂棘小学、南马匠和东常村5个党小组，党员发展到了130余人。

1927年初，晋城中共组织的活动日趋活跃，党员数量明显增加。为满足革命形势急速发展的需要和适应党员人数不断增加的新情况，各党小组陆续改建为党支部。其中获泽中学党支部书记为时逸之，大德针厂党支部负责人为靳澄、田运财，垂棘小学党支部书记为孙思孝，东常村党支部书记为常文郁，南马匠党支部书记为王耿光。经中共北方区委同意，决定成立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在陈立志主持下，晋城、长治党组织分别派代表在晋城获泽中学召开党员代表会议。会议根据中共四大章程规定，成立了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地执委领导成员，执行委员3名，候补执行委员2名。书记为陈立志，委员为孙思孝、时逸之，候补委员为陈荣先、王福裕。并设立组织、宣传、工人、青年等工作机构。执委组织委员为时逸之、宣传委员为孙思孝、工人委员为陈荣先、青年委员为王福裕。地执委在晋东南设立38个党支部，包括获泽中学、大德针厂、垂棘小学、南马匠、东常村以及长治省立四中、长治省立四师和屯留临时党支部。

晋城中共组织能在轰轰烈烈的全国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时期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无疑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晋城人民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全县乃至整个晋东南地区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有了可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组织成立后，晋城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责任编辑：韩玉芳）

晋城县早期革命运动及中共组织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