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开展军事斗争、创建工农红军之初，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要理论没理论，要经验没经验；要数量没数量，要质量没质量，堪称“一穷二白三无”。

国民党、蒋介石却得势不饶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铁了心要把这个“穷人党”、“叫花子”武装玩完。不料乐极生悲、物极必反，这一逼一玩，竟逼出了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大智谋，玩出了红军趋利避害、克敌制胜的“十六字诀”法宝……　　

路危径险早回头，风斜雨急稳立足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奉命举行秋收起义，组织工农革命军攻打湖南长沙，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再加上军事指挥员缺乏实战经验，指挥失当，结果只打到半路就损兵折将三分之二，面临着旗倒兵散的危险。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余部掉头退向湘赣边界南部山区，并与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绿林队伍结盟，颇费一番周折，总算稳住了阵脚。

井冈山“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乃兵匪隐介藏形、安身立命之所。但此时边界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农民自卫军已被豪绅阶级解除了武装，毛泽东和袁文才、王佐总共只有千把人马、八百余支土枪，而且兵员大多没有接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综合素质普遍偏低，要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与国民党作长期的斗争，谈何容易？

毛泽东本是一介中等学历书生，没有留过洋、镀过金，更不懂军事武艺，但他善于取长补短、触类旁通。眼看着边界的军事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越来越繁复和严重，他急中生智，索性借鉴井冈山“山大王”朱孔阳对付官军围剿的“打圈子”土办法，指挥部队不停地在井冈山周边各县之间兜来转去，看准时机相继攻占了茶陵、遂川、永新和酃县各一部，控制了宁冈全境，由此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无独有偶，与此同时，职业军人出身的朱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凭着从国内外正规军校学习军事积淀的深厚素养，结合多年跟土匪、军阀作战积累的丰富经验，灵活运用“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游击战术，带着一支散兵游勇转战赣闽粤湘大片白色区域，冲破反动势力一路围追堵截，不仅保存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还在湘南掀起了猛烈的红色风暴。

1928年4月28日，朱德、毛泽东两部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组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毛携手、文武搭配，擦出了沉博绝丽的智慧火花，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作战原则，在不到二个月时间里，连续粉碎了国民党赣军发动的三次军事“进剿”，总兵力发展到上万人，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总面积扩大到7200多平方公里，总人口达50余万，进入了全盛时期。

赣军屡战屡败，意识到凭一己之力绝非朱毛红军对手，遂与湘军密谋联合“会剿”。在此大敌当前、危急存亡之际，中共湖南省委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强令红四军分兵冒进攻打湘南郴州，致使湘赣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投机分子趁机纷纷反水，地方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红四军减员将近一半。

即便如此，“八月失败”之后，红四军很快就缓过劲来，朱德、毛泽东率部一攻一守、进退有常，硬是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拖垮了数倍之敌，瘫痪的党组织重新建立，失陷的根据地全面收复。参加“围剿”的敌军官兵深感无出路，附近省份的工农群众则看到了希望，自拔来归、投奔红军的日益增多，井冈山上红旗漫卷、风雷欢动，湘赣边界怒潮翻腾、号角激越，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一枝独秀。

游击战里操胜算，运动战中歼敌人

“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1929年元旦刚过，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六旅三万大军，兵分五路向井冈山杀来，企图一战定乾坤，彻底消除心腹大患。

1月14日，朱德、毛泽东审时度势，毅然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采用盘旋式打圈子和波浪式推进战术，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很快又在赣南、闽西站稳了脚跟。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上海党中央写信，自豪地宣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红四军的出色表现，令中共中央不得不刮目相看，“十六字诀”也得到承认和推广，成为各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并屡试不爽。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正式红军和地方武装已经发展到十多万人，巩固了十多个初具规模的红色区域。正在这时，中原大战骤然爆发，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误判形势，讥笑朱毛那套“十六字诀”“狭隘的游击战略”、“打拳战术”，要等到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先后指示红四军跟赣南、闽西地方武装和第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第一方面军，北上进攻江西南昌、九江和湖南长沙等中心城市，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局面，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立三路线”此举遭到中共内部抵制，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反倒捅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马蜂窝。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把所谓的“铲共剿匪”确定为施政急务，挥师10万、兵分八路南下，吹牛一个半月内即可收复江西苏区，三个月内必定肃清全国“共匪”。毛泽东从容应对，指挥红一方面军大步进退，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宁冈俘获敌前线总指挥、第十八师张辉瓒部九千人，接着又在东韶追歼敌五十师谭道源部一半，一个星期就结束了战斗。次年5月，红一方面军如法炮制，半月间横扫七百里，连打五场胜仗，歼敌三万，缴枪二万，余敌见势不妙，纷纷溃逃。

二次“围剿”均遭败绩，蒋介石牛皮吹破，不由得恼羞成怒，认定“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发誓要“集全国之力，弭此民族巨患”。1931年7月，他亲任“围剿”军总司令，调兵遣将30万，分左、中、右三路“长驱直入”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避其锋芒，“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牵着敌军主力的牛鼻子在崇山峻岭中“捉迷藏”，令其来往追逐，疲于奔命；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匪没剿灭几多，自己却损失了不少”。蒋介石苦撑了三个月，终于泄气，仰天哀叹“剿匪之难甚于大战”。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一方面军随即转入战略反攻，回师巩固大本营，镇压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拔除白色据点，中央苏区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江西、福建21个县，总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250万。其他苏区也开疆拓土，各得其所。在此基础上，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共成为苏维埃政权下公开存在的政党，开始了治国安邦的伟大预演。

黄钟毁弃铸恶果，拨乱反正创奇迹

随着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入瑞金、权力中心下移中央苏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逐渐扩大、蔓延，占据了党和军队的统治地位。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实际，奉苏联红军的军事条令若金科玉律，盲目推行所谓的“正规战争”、“现代军事战术”，全盘否定所谓的“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把毛泽东这个过去很灵的“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后头就不灵了。

跟中共高层一帮狂躁、僵化的愣头青相比，蒋介石却“吃一堑，长一智”，显得理智、务实多了。他清醒地认识到：“土匪就是以行军迅速，爬山敏捷，惯于埋伏袭击，和夜间作战几项很简单的本事，来打我们繁琐呆笨不适用的教育，结果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再三强调：“我们剿赤的同志，尤其是负党务责任的同志，在这个和赤匪决斗当中，格外要能挽转颓风，实事求是。惟有‘实践’两个字，才可以肃清赤匪，才可以完成革命。”

1932年年底，蒋介石“柿子专拣软的捏”，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策略，相继肃清了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等外围障碍，然后集中40万兵力“分进合击”中央苏区。这时，毛泽东虽然已被解除兵权，但他的老搭档朱德顶住压力，依然坚持采用灵活机动的“十六字诀”战术，趁北线敌军立足未稳之际，先声夺人，派兵远程奔袭赣东。在南丰虚晃一枪后，又迅速南撤隐蔽，使敌运转不灵，应援失效，取得了黄陂、草台冈伏击战大捷。

此次挫败，令蒋介石凄惨异常，自认“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1933年9月，他贼心不死，又玩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新花样，在中央苏区外围陈兵百万，同时设置了8个纵深130公里的封锁区，修筑了2900座碉堡，颁布了13种经济、交通封锁条例，企图要让中共“未剿而先灭”、“不战而自亡”。

蒋介石“温水煮青蛙”、“磨刀霍霍向猪羊”，博古、李德们却浑然不觉，还在“叫花子跟龙王比宝”、“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命令红军主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消耗战，美其名曰“御敌于国门之外”。黎川初战失利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转入消极防御战，实施所谓的“以堡垒对堡垒”、“短期突击”之下策，再次导致广昌失守。黄钟毁弃，瓦缶雷鸣，后果很严重，1934年10月，8.6万中央红军主力经苦战一年未能破敌，不得不带着坛坛罐罐“大搬家”，湘江一役锐减至3万，元气大伤。

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终结，毛泽东东山再起。他以其不拘一格、诡秘莫测的奇谋妙策，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在运动战中有效调动和大量歼灭敌人，一举扭转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得了战略主动权。广大红军将士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战略思想、大胆探索战术方法，最终凝聚成一股无形的力量，共同推动着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峰，步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承前启后、破旧立新，硬是用“十六字诀”法宝赶跑了东洋鬼子、埋葬了蒋家王朝，建国后又东击美国鹰、西揍印度象、北抗苏联熊，打遍天下无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

（责任编辑：韩玉芳）

红军“十六字诀”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