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大学的老师是世界级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这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我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又回到战斗部队心里特别高兴和第四师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还有翌年三月渡过黄河的东征战役。

东征战役以后，部队没有什么仗可以打了。1936年5月14日党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全日制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有利时机分期分批抽调干部到校学习，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培养一批优秀军政人才。红军大学选址在保安城附近，那时也没有什么校舍，就决定用陕北到处可见的窑洞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没有木头桌椅，就用石头、砖块搭成桌椅的形状。黑板自然也没有，就利用窑洞内的石灰黄土墙作为黑板。

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红军大学采访，生动地称之为“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

我这时也被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分配在红军大学的一科。当时一科里的38名学员都是师级以上的干部，平均年龄27岁，人均负伤三处，均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像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谭政、刘亚楼、杨成武等都是一科学员。记得有些学员来时还带有情绪，因为当时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进行了改编，红三军团并入了红一军团。由于指挥关系发生了变化，大批干部不得不降职使用。这样原一、三军团的干部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中央才决定在红军大学里开设一科，集中师以上干部住校学习，以便在部队扩充时发挥这些人的作用。毛泽东对红大的创办极为重视，他任命林彪为校长，自己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他在开学典礼上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他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军校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的力量，即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红大一科的这批学员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均成为我军各个方面赫赫有名的重要指挥员，建国后更成为共和国的高级将帅（从中将到元帅），验证了主席的预言。

红军大学初期没有专职的教师，都是军团首长和党中央的一些高级干部授课。

按当代人的标准看，也许会认为红军大学设备简陋，师资匮乏，称不上是一所大学。可是我却很骄傲：红军大学了不起，像毛主席给我们讲战略，那是世界级的大师；林彪讲战役，要是卖门票，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会来买。

的确，要看看当时的授课人，实在令人惊诧！

比如军事课：战略学由毛泽东讲授；战役学由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讲授；战术课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讲授。

政治课：政治经济学由凯丰、吴亮平讲授；哲学由王稼祥、博古讲授；中国革命由洛甫（张闻天）讲授。

文化课：由革命老人、毛泽东的老师——著名教育家徐特立讲授。

就是用现在的水平评估也绝对是一等一的师资力量。当然对红军大学的老师我们也有自己直观的评价：毛主席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毛泽东的战略学紧密结合红军反围剿的事例，是最有吸引力的。毛泽东说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立体攻势。敌人的目的就是寻求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红军的指挥员此时应该避免进行战略决战，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运动到到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去，方能图生存。但是当时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却认为这种主张是逃跑主义、游击主义，会断送革命。必须“御敌于国门之外”。这就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导致红军在作战上一再失利，数万红军被优势敌人打得一退再退连根据地都丢掉被迫长征。

林彪讲课则深入浅出，一场战役如何布阵，攻击何时展开，首尾如何呼应，没有一点废话。

吴亮平讲述的政治经济学通俗易懂，本来这门课大家都不想听，因为觉得听不懂，但没想听了以后还是挺有意思的。他用生活中通俗的事例去比喻政治经济学的深奥道理，我们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红军大学里革命老人徐特立是学员们最尊重的一位教员，他年过六旬仍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他本来可以好好享享清福的，但他仍然为了红军的事业兢兢业业。在红军大学里，他讲的新文化课程大家都特别爱听。徐老特别注重因人施教，因为一科的不少学员文化程度低，有许多人连拼音都不认识。徐老就手把手的教学员们学拼音，写字母。他从来没有急躁的时候，总是那样和蔼可亲，诲人不倦。

曾反对过毛泽东的凯丰老师

凯丰的课讲得不活泼，尽套大概念，没有多少人爱听。凯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的官腔很重，我们这些常年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军事干部不太适应。对反对过毛泽东的人也很有看法，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对凯丰的客观评价。

我们都知道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舌战凯丰的往事。

那是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首脑们走进了遵义柏公馆二楼。凯丰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同王明、博古同属米夫派，他过去就贬低毛泽东是“山沟里马克思主义”。他在遵义会议上是反对毛泽东的干将之一。

遵义会议上凯丰是六届五中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这次会议开始之前，他就四处游说，要大家在会上支持博古。他明火执仗地说：

“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他懂得什么马列主义?”

凯丰还公开地散布尖刻的言论：“毛泽东是山沟里出来的，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还是很有胸怀的，毛泽东笑着问：“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有几章几篇?”

凯丰说不出来。

毛泽东说话软中带硬：“马列主义是革命经典，《孙子兵法》是军事经典，都是财富，都是宝贝。军事规律，中外皆然，我们能学外国的，为什么不能学老祖宗的呢?”

李德看到他们的辩论不知其意，他用俄语问伍修权：“他们在说什么?”

伍修权说：“在说一个古代中国的大军事家。”

毛泽东显然占了上风，但是他没有挖苦已经理输的凯丰：“如果凯丰同志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我劝你还是读一读，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一定会收益不小。”　　

这次交锋给遵义会议最后的结果奠定了基础，会议第一天，本来形势不明朗的角逐，以毛泽东的雄辩而渐渐浮出水面。

对李德老师的历史评价

我们依然回到在红军大学的时候。大家是这样评价李德老师的：李德尽管指挥红军反围剿时让红军吃了大亏，长征初期他的指挥也很失败，但他的课却讲得不错。有许多新的知识性很强的军事术语，他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套军事理论的，做教官完全称职，遗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好的军事理论必须与当地军事实践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

尽管在中国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上，李德都被定位为刚愎自用、指挥低能、阻碍革命的反面教员。但总体来说我对李德的印象并不坏。

李德其实不是草包。他是拿着奥地利国籍的德国人。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资历并不浅。他应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时仅仅14岁。后来他被俄国军队俘获， ‘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他从士兵做起，由于作战勇敢，一直升到骑兵团、旅参谋长(或团长)的职务。后来，又返回德国搞革命。之后又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春天毕业后，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前往中国，任务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对蒋介石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他经满洲里到哈尔滨，再由大连坐船，(当年秋天)到达上海，同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德国人)接上了关系。1933年10月初，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名义，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他满怀报复和理想，他在德国的革命和斗争以他的坐牢而告终，他想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李德到达瑞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屡经失败的中国革命的确企盼一个经验丰富的外国军事指挥官。尽管苏区条件艰苦，人们仍千方百计满足他的生活需要。在中共中央、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参谋部等中央机关驻地的禁区内，专门为他盖了一所三间房的住宅，房子四周是稻田，还养了几只水鸭。博古叮嘱他，为了安全，他应尽可能的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独立房子’。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给李德的权限是‘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他，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被排斥，阵地战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这是他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而硬要套用欧洲革命的经验，造成了革命的重大损失。”

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纠集了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声势非常浩大，形势也十分紧张，我们都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也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情况明摆着，敌强我弱，无论人数、装备和后勤供应，我们都无法与敌人正面死拼。我们那时候已经非常信服毛泽东了，因为他一贯主张的运动战，避实就虚、打到敌人后方去的战略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当时还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李德也受到了王明、博古的谗言，对毛泽东很有成见。他们给毛泽东扣上了“逃跑主义”、“断送革命”等大帽子，还提出了很激进的口号：“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坚决保住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李德等人的口号虽然激荡人心，但是战役却异常惨烈，李德的正面抗击与“短促出击”，让来势汹汹的敌人长驱直入。看着红军节节败退，军委领导也感到异常焦虑。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找到李德，向他讲明中国尤其是苏区的特殊情况，希望能够改变战略。但是，李德在博古的怂恿下，还是一意孤行，甚至完全抛开了周恩来、朱德，指挥了一场十分拙劣的广昌战役，结果打了一场完败之仗。李德的错误是不了解情况做了错误的决策，而博古则是把平日的积怨带到工作中来，为了显示自己的领导才能，险些彻底葬送了中国革命。

顺便讲讲李德的私生活：

“李德刚刚来到苏区，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后来，一位年轻的农妇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国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萧月华。萧月华不漂亮也不丑，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善于伺候老公的品质。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由于艰苦，大多数妇女被送到休养连，‘李德夫人’也去了那里。萧月华历尽艰辛随李德到了延安，这个朴实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为了让李德生活更舒适一些，她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在延安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他们的婚姻由组织安排，萧月华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于两国生活习惯和观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败仗威信扫地，本来共同语言不多的他们经常吵架。后来他们离婚了，提出来的还是萧月华。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直到80年代初去世。”

在红军大学的李德已经没有当年的狂妄，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讲课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比如，他举了我指挥的长征中的垭口战役。这个战役是由教导营独立完成的，当时李德正好就在教导营里。垭口是一个一夫当道、万夫莫开的路口。两面山上都有敌兵守卫，正前方更是布置了强大的火力。我决定一个连正面佯攻，两个连迂回包抄，断敌后路。战斗打响后，我正面部队佯攻积极，敌人集中火力拼力抵抗，没想到后面突然想起枪声，原来是我迂回部队已经占领了后面的制高点。敌人立刻乱了阵脚，正面的火力减弱下来，我军两面夹击，迅速拔掉了这块横在路上的绊脚石。

李德当时就赞叹不已，打完仗李德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向他的翻译伍修权绘声绘色描绘了打垭口的经过，让伍修权告诉军团首长：红一军团是模范，教导营是模范中的模范。

后来李德见了周恩来，再次重复了这样的话。一个曾经指挥红军千军万马、职位比周恩来、毛泽东还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有个惊人的巧合。李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来中国，另一个德国人冯.西克特也同期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这个西克特也是个军事家，为老蒋制定战术可谓用心良苦、周密狡猾。而李德对这个德国人的伎俩了如指掌，他的预测是非常准确的。无论红军还是国民党军将领都感到佩服，只是他虽然知彼，未能知己。

在红大后来他坦荡地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错了死不认帐，李德在授课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知错必改，善莫大焉！李德是唯一跟随中国工农红军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外国人，对其历史地位评价应予客观公正。

1937年4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大随党中央从保安迁回延安，红大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责任编辑：韩玉芳）

红军的最高学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