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屋观”与“太行观”

关于“朱总司令1940年出太行”时的路线问题，存在两种观点：

其一，经晋城（今泽州县，以下同）--阳城兵站--析城山--王屋山--到济源；我们把这种观点简称“王屋观”。

其二、由陵川、经晋城南部直接下太行山到济源；我们把这种观点简称“太行观”。

持“王屋观”的主要有阳城县和河南济源的部分党史研究者等

持“太行观”的主要有中共济源党史委编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的《中共济源党史》及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朱德传》。

对比以上两种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分歧的关键在于：朱总司令出太行时，是否绕行阳城、析城山、王屋山一线。

二、赞同“太行观”的理由

笔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对，并依据有关资料进行实地调查考证，最终得出结论：即：朱总司令是由陵川西南行，经陵川西河底镇——泽州白洋泉河——晋庙铺——马街——堆金洼、刘坪——愁儿沟一线，直达河南济源的。从而验证了“太行观”的正确性。

我们的理由有四：

其一、从道理上讲，朱总司令走阳城、析城山、王屋山一线缺乏必要性和安全性。

首先，从地图上看我们不难发现，晋城、济源、洛阳三地基本处在一条南北纵行的直线上。而王屋山主峰则在与晋城、洛阳一线平行往西约39公里的地方，析城山则比王屋山还稍远一些。也就是说若要从晋城到洛阳，经泽州南部走太行山直下济源路程最近。如果要从晋城经阳城、析城山、王屋山一线下济源到洛阳，将比由晋城直下济源至少多走一百多里路。朱总司令的目的地是洛阳，他没有理由专门绕行阳城、析城山而多走那么远的路。

其次，从当时的军事形势上看，当朱总司令四月底五月初还在晋城的时候，日寇正占据阳城，并向阳城的西南山区步步紧逼进行扫荡，当时驻防阳城的国民党中央军十四军83师、85师、第10师等部正和日军苦战（1），阎锡山系反共头子孙楚此时被逼的狼狈不堪，率第三行署所属机关及军队七八千人撤至阳城析城山附近的牛心温、黑龙背、秋川河一带，孙楚、阎子杰等反动分子在这一带疯狂屠杀我党人士五十余名（2）。可见当时阳城、析城山一带的日寇敌情和顽固派作乱非常严重。而晋城县城周边及公路沿线虽被日军占领，但距县城稍远一些的山区尚在中央军、川军等控制之下，形势稍微好点。朱总司令此行如果绕行阳城、析城山一线，不但路程远了许多，而且将比由晋城下济源更危险。虽然有二三百八路军战士警卫，还有国军部队的护送，但拿这么多人的身家性命往敌人枪口上撞朱总司令是不会干的。

其二、从物证上讲，笔者发现了朱总经泽州下太行的路居地，并且和持“太行观”的《中共济源党史》记载的地点、路线能够衔接起来。

实际上，在《朱德传》回延安一节中，记载了一部分朱总司令出太行时在泽州南部的一些路经点，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资料出自何处，也不知道这些资料的准确性如何，但是当我们依据这些线索去考证时，居然在泽州县山河镇堆金洼村找到了和这些资料对应的朱总司令路居地遗址和相关的“口头流传资料”（3）。实物和口头资料都证明，朱总司令确实是从此条路线经过并下太行的。

由堆金洼、刘坪南下经愁儿沟不太远即出太行山口，可到达今济源市五龙口地界。由堆金洼到《中共济源党史》中记载的朱总渡沁河的“省庄渡口”约11公里，两地在同一条路线上，也就是说我们实地考证的结果和《中共济源党史》的记载能够衔接起来。

其三、《中共济源党史》中相关人物的回忆资料和其他有关回忆资料不谋而合，可以相互印证。

据当时驻防陵川县平城镇的国军27军46师136团2营营长陈伯鹏回忆“我奉命率全营迎接，朱总司令到达平城，随行人员有康克清、唐天际等，还有一个营的护卫官兵”（4）

为什么其他资料中的护卫官兵“一个连”在国军营长看来是“一个营”？笔者依据当时八路军编制情况推断，警卫部队编制上是一个连，实际人数要明显多于通常所说的一个连，或者接近一个营，应该有200到300人的样子，否则就不会被负责迎接的国军营长认为是一个营了。

这和1985年济源县志《赵克良回忆》记载：“1940年夏天，朱德总司令赴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在返回延安时途经大河里省庄渡口，由我负责接朱德等二三百人渡过沁河。”（5）中的“二三百人”不谋而合。

只有从泽州、刘坪、愁儿沟一线直下太行往洛阳，才可能走五龙口一带的沁河省庄渡口。而走阳城、析城山、王屋山则根本不会在河南境内渡过沁河，而应在今晋城市境内渡过沁河。若朱总司令走的不是晋城、济源一线，那共产党区委书记赵克良的回忆，怎么会和在百里之外迎接的国军营长的回忆有一致之处？这种细节上的吻合充分的印证了双方在事件回忆上的真实性。

其四、“王屋观”的路线与朱总司令渡黄河的地点相矛盾。

如果朱总司令走的是析城山、王屋山一线，那么他到洛阳渡过黄河的最近点应该在洛阳北偏西25公里的河清渡口一带，甚至更西更远的王屋山南部一带，（河清渡口是历史上著名的渡口及军事要塞，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河运繁忙）。而《朱德传》记载朱总司令渡黄河地点在河清渡口东南18公里的铁榭渡口。

另据当时率部守黄河的国军师长公秉藩回忆，朱总司令正是由铁榭渡口过黄河的，当时卫立煌派参谋长郭寄峤亲临迎接，公秉藩的部下曾打电话报告，但公秉藩未接到卫立煌的命令，不敢去迎接，因为公秉藩曾因围剿红军而出名，怕朱总司令见了不高兴。

多种资料证明，朱总司令确实是由铁榭渡口过黄河的。那会不会既走王屋，又绕行铁榭呢？笔者认为不存在这种可能。

由河清渡口到洛阳25公里，河清渡口离铁榭渡口18公里，铁榭离洛阳22公里。也就是说：到了河清渡口却不过黄河，专门绕远经铁榭过黄河到洛阳，不但不合常理，也将多走15公里。

依1940年四五月的敌我形势，中条山防区、晋城河南交界山区、洛阳以北的黄河沿线都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朱总司令进入河南境内更安全。朱总司令的目的地是洛阳，并且迫切希望与卫立煌会晤解决晋城谈判中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在没有安全危险的前提下，他没有任何理由在即将会面之前，专门绕远多走15公里。

三、王屋观的论据经不起推敲

王屋观的论据主要有四个，仔细研究会发现这四个论据其实都经不起推敲。

1、将军、政要关于“走王屋”的回忆不可靠。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金冲及主编的《朱德传》，编撰时参考了大量的朱总手稿、电报稿等许多涉及朱总事件的当时文献记载，并采访了许多相关人士，也就是说《朱德传》虽然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在朱德活动的研究中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朱总司令和卫立煌谈判的背景是国共摩擦，当时国军在晋城周边占绝对优势，中共军队、机关基本都退至壶关、平顺一带和临（汾）屯（留）路以北地区，唐天际、陈赓身为作战部队主将，理应随本部队行动，没有权威资料证明朱总出太行时，唐、陈由晋城起随行护送下太行。

聂真虽为中共晋豫区委书记，但“十二月政变”后的1940年初，随区委机关撤离至平顺县寺头村，1942年才以政委的身份随太岳南进支队重返阳城。（6）

也就是说，朱总司令出太行时，唐、陈、聂都缺乏在晋城、阳城的可能性。

况且依他们当时的重要职位和知名度，倘若随行朱总出太行，应该留下资料，《朱德传》中也应该有记载，但没有权威资料能够证明。我们不知道关于“将军回忆朱总走王屋”的观点起源于何处，但这明显缺乏可靠性。

2、“走阳城兵站”说不通。

朱总司令出太行时的主要危险来自两方面：

一是日军；二是国民党。

依当时情形，日军主要是点、线占据，即占领城镇周边及公路沿线，偏僻的山区一般不去，除非大扫荡。只要保密工作做的好，过封锁线时不出问题，日军相对好应付一些。

而国民党则不同，朱总此行就是要和他们谈判，当时晋城周边驻扎的国军最少有好几万，倘若国民党真要团结起来加害朱总，仅靠二三百人的警卫部队是根本无法保证朱总司令安全的，更不要说阳城兵站那点人了。也就是说阳城兵站在朱总司令出太行途中起不到保护的关键作用。

实际上，朱总司令用他的雄才胆略证明了，他不怕国民党搞阴谋诡计那一套。当时驻防晋东南陵川的范汉杰就是反共的急先锋，“十二月政变”前后，他指示大肆屠杀、逮捕我党数百人士（7），但朱总就是在陵川住了两三天，并和范汉杰进行了有效的约束谈判。

晋城驻防的国军多是卫立煌的亲信部队，这对朱总的安全来讲要更好一点，他没理由为了躲避国民党加害专门绕行阳城兵站。

值得怀疑的是，由于国共摩擦，当时晋城地区我党的许多机关、兵站都遭到破坏，晋城东沟兵站就曾被国军缴械，“十二月政变”后的1940年初，这些机关基本都随大部队北撤，我党在晋城地区的活动几乎进入停顿状态。怎么阳城兵站还能在反动派破坏和日寇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下继续存在？

3、济源“赵克良回忆”表述有错误，但相关事实并不错。

1984年3月济源县委党史办整理的《济源县大河里党组织活动大事记1927—1949》记载赵克良回忆：“1940年夏季，朱德总司令赴洛阳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返回延安，途经我县沁河沿省庄渡口，正值水涨，尚庄区委书记赵克良到省庄找船工李新顺，接渡朱总等二三百人过沁河，除掩护朱德总司令的一个连武装人员外，其余是干部、知识分子。”（8）

朱总司令当年的路线是：晋城（今泽州）—五龙口省庄过沁河———洛阳坐火车回延安。

朱总司令是先过沁河再到洛阳谈判后乘火车回延安的，是由沁河北岸向南过河，所以“下洛阳过沁河”“回延安过沁河”的说法都不错，但这种“洛阳谈判后过沁河”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朱总司令是洛阳谈判前过的沁河，洛阳谈判结束后，由洛阳坐火车回延安，根本没有也不需要到济源过沁河，这也正是部分研究者怀疑赵克良回忆的关键之处。

但我们不能由此完全推翻赵克良回忆，因为赵克良回忆与我们在泽州南部的考证遗址相衔接，与陵川的有关回忆细节相吻合。

所以，我们认为赵克良回忆的错误只是表达不准确、不详细，但基本事实还是存在的、正确的。我们不能因回忆表达的错误推翻朱总经晋城下太行过沁河的事实。

4、“王屋观”的观点自相矛盾。

持“王屋观”的阳城研究者认为朱总经析城山、王屋山后，又经过济源五龙口省庄沁河渡口；

而持“王屋观”的济源研究者在肯定“朱总经析城山、王屋山”的同时，却认为“朱总经省庄渡口”是错误的。

可见，两家观点自相矛盾，难圆其说。

套用阳城“王屋观”的路线，假设朱总司令到晋城后，不是由晋城直接下太行的，而是绕经阳城、析城山、王屋山，最后却又绕回到距晋城很近的省庄渡口了，这给人的感觉是，朱总司令此行，不是为了军事、政治谈判，而是冒着生命危险专门行经战火纷飞的阳城，到析城山、王屋山旅游了一趟。

5、康克清老人的回忆应该有特殊原因

《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日星期日第五版刊登朱德总司令的妻子康克清写的《朱总风范永存我心》中《洛阳之行》记载：“……党中央决定朱老总亲赴洛阳，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5月初我们到了河南济源县王屋山上，一天拂晓，朱老总漫步山野，遥望滚滚黄河，耳闻日寇隆隆的炮声，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9）

康克清老人是朱总司令出太行时的亲历者，照理最有发言权，但康克清老人逝于1992年，《朱德传》出版于1993年，《朱德传》的编辑时间肯定不短，按说应该亲自请教过康克清老人或朱总的其他家属，但《朱德传》中回延安一节为什么没有采用康克清老人“济源王屋山”的观点？拿康克清老人写的《朱总风范永存我心》与《朱德传》回延安一节详细对比，在涉及写“出太行”一诗的地点上，前者说是在“济源王屋山”，后者说是在“太行山的尽头，济源刘坪”。毫无疑问，两者指的肯定是同一事件地点，只是说法不统一。

我们实地考察证明，当年的“济源刘坪”就是今泽州县的堆金洼和刘坪，这和“太行观”所持观点相吻合。当地百姓称周围的山都属于太行山，从来不叫王屋山。很显然，“济源王屋山”的这种说法是有误的。

通过地图研究，我们发现：堆金洼、刘坪距王屋山主峰一带39公里，距析城山则更远一点。但“王屋山东接太行，西邻中条”，王屋山的东端起点应该离这儿不太远，且王屋山本身就是太行山的支脉，两者也并无明确的分界线。

实实在在的太行山，在一个亲历者的回忆里却成了王屋山，看来这应该和“这儿已是太行山的尽头”“距王屋山东端起点不远”、“两者并无明确分界线”不无关系。

我们不能埋怨康克清老人，她不是地理专家学者。一个外地人，为了革命事业，随着自己的革命家伴侣，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辗转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她应该是看了当时的什么地图，或是听了什么人讲，才会将此地的太行山认为是王屋山的。

我们推断，一定有不少历史研究者采信了康克清老人关于“朱总司令出太行”的“王屋观”，在他们看来，作为朱总的伴侣、事件的亲历者，康克清老人的回忆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这也正是各种“王屋观”产生的一个源头。

好在《朱德传》中并没有认同“王屋观”。

尤为可喜的是，我们在《朱德传》中的“济源刘坪”找到了朱总司令出太行的路居地。

最后，请持“王屋观”的研究者们一定要到泽州县山河镇堆金洼村——朱总司令的路居地去看看。

附图说明：

1、本图是网上截图修改而成，有误差，但方位、距离基本正确；

2、图中红色虚线是依据“王屋观”模拟的朱总出太行线路，持这种线路的观点是错误的。

3、图中黑实线是朱总出太行的大致真实线路，黑实线上的地点是朱总出太行时的路经地。这些路经地的来源情况如下：

陵川、晋庙铺、马街、刘坪来源于《朱德传》记载；

西河底来源于当事人周文龙回忆；

省庄沁河渡口来源于《济源县大河里党组织活动大事记1927—1949》中记载的当事人回忆；

白洋泉河是笔者依据《朱德传》记载及方军博客中川军老兵王振庸回忆考证得出；

堆金洼是笔者依据《朱德传》记载考证得出；

黄河铁榭渡口来源于《朱德传》、《回忆卫立煌先生》等多种资料记载；

备注：文中凡是用阿拉伯数字表明距离的，均是网上地图测距得出的两地图上直线距离数据，实际步行距离在平原地区应扩大两倍左右，在山区则应扩大三倍左右。

资料出处：

（1）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晋城抗战史》172—176、227页。

（2）见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文闻编《晋绥军集团军政秘档》第136——142页，孙楚警卫排长秦駉回忆资料，及《晋城抗战史》206页。

（3）见作者考证文章《泽州县堆金洼（或刘坪）是“朱总司令出太行”最后一站》。

（4）见陈伯鹏《第二十七军在晋东南作战经过》一文

（5）（8）（9）均来自网上“大河论坛”济源党传立所作《朱总司令由王屋山出太行的》一文。

（6）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晋城抗战史》199、203、213、216页

（7）见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赵荣声著《回忆卫立煌先生》第201页

后记：本文完成后，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笔者又费了一番周折，专门拜读了当年随朱总司令出太行的两位主要当事人的有关资料，一是时任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副部长的周文龙的回忆录，二是民主进步人士王葆真的文集。本文关于“朱总司令出太行路线”的论证结论完全符合当事人回忆，是经得起考验的。

仅凭周文龙、王葆真二人的回忆资料完全可以证明“太行观”的正确性。但本文除了路经点西河底是引自周文龙回忆外，没有用上述两位当事人的其它回忆作本文的论据，这样做原因有三：一是说明历史事件的考证是可以殊途同归的；二是凸显了为本文提供证据的著作者及研究者；三是保持了本文思考论证的独特性。

（责任编辑：韩玉芳）

“朱总司令出太行”路线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