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历史背景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全党全军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练内容，就是参照了苏军的经验。陆、海、空和陆军各兵种，翻译了苏军战术、技术等教材几千种，从中选择有关材料，认真学习。

彭德怀从朝鲜回国后,于1952年7月19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29日，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其时，正值全军学习苏军经验之际,但尚有许多干部认识还比较模糊，对苏军的某些经验不愿学习。为此，彭德怀曾于当年12月，在全军各大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1953年1月1日的指示：“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他还提出：“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之后，彭总对学习苏军经验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1954年1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总结中，进一步讲解了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4条具体要求。

总之，“一边倒”，“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道路”，是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中央提出并一再强调的政治方针。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然而，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从此，中苏共两党的关系便逐渐发生了变化。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并明确地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5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在此前后，全国曾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批《武训传》、反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艺术、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到1957年的反“右派”等等，一浪高过一浪。

1957年9月召开的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始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成为当时的指导思想。

1958年，又开始了“大跃进”、“放卫星”，温度越升越高……

以上就是1958年“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

起因之谜

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重点是针对训练总监部和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人。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人解放军总部的设立，也参照苏军了苏军的编制，搞了8个平级的总部。训练总监部即是其中之一，于1955年4月成立，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部长由刘伯承担任，因他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就由叶剑英代理部长。训总下设6个部，部长分别由训总的6位副部长——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这兼任。1957年冬，由于叶剑英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1958年3月担任该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由萧克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

1958年3月至5月，训练总监部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总结该部成立以来的工作。当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便发生了争论。萧克、李达等认为，近来军内传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说法，不是事实。因为军事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忠实于党的高级军事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领导全军开展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在学习苏军中，也注意结合中国的国情，如主要是学习苏军的技术与合同战术，没有学他们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制度；又根据我国不同地形和气象等条件，将全军部队区分为6种不同类型进行训练等，目的在把我军训练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因之，是不能用“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或“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来否定这些成绩的。

会议中，还对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张宗逊副总长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

在四级干部会议快结束时，总政治部派来了工作组，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中央。”他又接着说：“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中央。”

期间，有人向林彪提供了会议材料，因而，林彪认定：在争论的双方中，以萧克、李达等为代表的一方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而另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

军事学院，全称“中国人解放军军事学院”，1951年建立，是全军的最高军事学府，担负高、中级军官的训练任务。由于校址建在南京，故习惯地称之为“南京军事学院”。首任院长兼政治委员是刘伯承。1956年，刘伯承因病赴上海治疗，从11月8日起，由陈伯钧代院长，钟期光代政治委员。1957年9月，廖汉生任院长，钟期光任政治委员，张震任副院长（1962年9月任院长）。

在学习苏联时，军事学院一是借鉴了苏军的部分军事教材，二是毛主席为学院聘请了苏联军事专家当顾问。但是，学院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苏军的教材，而是注意了在我军原有素质的基础上，结合我军具体实际，不断加以改编与充实。如，1954年1月，刘伯承和副院长陈伯钧总结3年来的教学情况，并在向毛主席和军委的报告中指出：“战术学习开始，并不是按照苏联那样多而是按照我们军委颁布的或批准的装备编制的标准以及干部职务学四级战术，如营团师军四级各有重点（后减为两级半）”。

在军事学院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主要是特种兵专业的技术专家。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协助学院的教学工作，是热情、认真的。学院既虚心向他们学习，又不卑不亢；并有步骤地向他们介绍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人民解放军的现实情况，以便他们介绍现代军事学术时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党两国的分歧逐渐加深与公开化，一些重要的现代军事学术材料，苏方从开始卡军事学院，直至停止提供。但有些顾问还是冒着风险，以个人名义继续提供了一些材料。不少顾问回国后，仍念念不忘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好感情。

在军事学院的实际工作中，由于对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规律认识不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对苏军经验缺乏充分的了解和分辨能力，在学习有益经验的同时，也搬用了某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比如，当时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6小时一贯制”（即中间没有午休）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主考、陪考、监考）的考试制度，感到太严格，压力太大，有的学员血压升高，昏倒在考场。

当初，刘伯承坚持制定这两项制度，出发点是对学员严格要求。他考虑，学员都比较年轻，大部分在30岁左右，应该让他们多学点东西，这于国防事业，于他们个人成才都有好处。后来，由于学员们一再提出意见，刘伯承多次派人调查，不断加以改进。例如，把“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8小时学习制（增加了午休时间），在课间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在考试方法上，增大了考察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了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就全军的情况来看，通过学习苏军，在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学习诸兵种协同作战，养成正规生活秩序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推动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但也出现了一些机械搬用苏军某些具体做法的情况。例如：有的单位在编写教材时，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在训练中不走样地按苏联专家所教的实施；在部队管理教育中，实行了一些形式主义制度和繁琐礼节；过分强调首长职权，滥用纪律，压制民主等现象；甚至出现了“要实行单一首长制”，“政治机关要大大压缩”等错误主张；有的单位搞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计划不让党委过问，下达命令不要政治委员署名等情况。但这只是一时的、局部出现的偏差。从总体看，全军的基本制度始终得到了坚持。

从1956年开始，我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又针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某些偏差，在高层领导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工作中，采取了许多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措施，进行纠正。如，许多领导同志发表了阐述人民军队本质和光荣传统的文章；部队普遍开展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民主运动；对部队的一些制度、条令进行了必要的修订等，因而没有形成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

1956年8月25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有丁盛、李天佑、李夫克、李作鹏、吴克华、陈锡联、杨得志、张震、秦基伟、韩先楚、谢振华、廖汉生等52名）的一位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

“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是从另一方面反映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写信人是军事学院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信是直接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

蔡铁根在信中谈了他对如何学习苏军经验的看法：

“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所以我认为应该是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折、研究、批判。‘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诚，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来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也指出：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

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感到很有必要亲自去了解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以便着手解决。彭德怀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于1957年2月27日到达南京军区。彭德怀和陈赓、谭政一起，先后听取了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学院领导干部、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的汇报。

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在学院作了一次讲话，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

“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25日批复：“此件已阅，同意。”

但是，军事学院有些领导干部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就在他讲话后的第四天，即3月6日，学院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与会同志经过6天热烈讨论，认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而没有采用彭德怀所讲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或“成绩是显著的”写法；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会议也认为仅仅是有“教条主义倾向”，而没有同意“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提法。

军事学院党委扩大会议写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上报给彭德怀。他看后批复道：“你们关于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很好，同意你们这个决定，望按照决定的精神贯彻执行。”又叮嘱，在执行中“应坚决执行和风细雨的精神，以便达到真正提高认识和改进教学工作的目的”；“要反复向群众讲清楚，不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会更不好。同时教条主义现象，不但是在学院教学工作中存在，而且是在全军许多工作中存在。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

当时，在对军内的教条主义问题上，军委和有关总部和军事学院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有，但并非主流，而且正在逐步纠正之中；另一种则认为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的变化，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也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反冒进”等“左”倾思潮的不断升温，军队中一场名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正在急骤地酝酿与发展着。这次运动的发展极其结局，也是彭德怀元帅始料不及的。

不断升温的激烈“斗争”

1958年3月9日，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根据毛泽东的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大跃进的计划。就在此次会议上，中央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是军队落后了，应当赶快跟上来，并正式“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据此，彭德怀指示黄克诚，立即召集各总部首长开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的精神，并着手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工作。但这时并未准备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中心议题。因为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已经说过：“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1958年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召开，至7月22日结束，历时近两个月。参加会议的有军内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领导干部共369人（列席25人）。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主持。

27日下午3时半，在位于北京故宫西北的三座门，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开幕式。彭德怀宣布，会议的内容一是整风，二是整编；方法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论，主要解决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建军方针、战略方针3个问题。

然而，会议开始后，预期要解决的这几个重点问题，却没有形成中心议题。反而是有的同志在发言时，公开点名批评主管全军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同志的教条主义。

5月28日，彭德怀召开了第二次小型会议，发言说：要大鸣大放，把问题揭开，不应有丝毫保留。军队训练中的教条主义是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训练总监部。

5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方强，就军委扩大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信，列举了军队建设中的教条主义的表现，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看过此信后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德怀、黄克诚、邓小平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放出来”。他在信上还批注：“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

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立即调整了会议安排，翌日发出扩大会议范围的通知，吸收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由369人增加到1004人，列席438人。

6月7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号召与会同志根据毛泽东主席“振起生气，大有可为”的指示和有关领导的意见，彻底解放思想，打破顾虑，敢想、敢说、敢于明辨是非，以反教条主义为纲，针对军委及总部各部的领导，通过小组会、大会、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把会开好。

6月9日，黄克诚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

自此，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遂成为中心议题。

至于为什么会议会转向？据林彪在1959年8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所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回京时，×××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当然，林彪这是在批判彭德怀时，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彭老总而讲的话，尚需进一步分析。

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林彪刚刚当上党的副主席，他在此次会议上煽风点火，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这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

6月20日，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全体大会上讲话，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说萧克等是“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

毛泽东主席于6月21日、23日、29日，先后在大会和小组长座谈会上讲了话。

21日，他在接见与会全体同志时，在回顾了党和军队历史上的教条主义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后，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23日，他把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召集到中南海，座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在插话时说，“人民军队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军队中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明确指出：“苏联的经验有三种，一种是好的，我们用得上的，就要‘取经’；第二种是不好不坏的，要取其好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坏的，也可以研究，引以为戒”。他强调：“一定要有选择地学”，“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洋奴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29日，他又在小组长座谈会上说，“战争中按照苏联条令执行是不行的，还是搞自己的条令。不知道军事学院和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要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现在教条主义者主张抄苏联，请问苏联当时是抄谁的？”“军队训练已经8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都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战斗经验的同志，要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他还说：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

他还谈了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和军队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再一次讲了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要与自己独创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要以我为主，总结自己的经验。争取苏联援助是必要的，但是主要还是自力更生。

关于刘伯承和萧克的问题。毛泽东说，萧克不仅有教条主义，而且有资产阶级思想、军阀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刘伯承同志是党内很老的同志，基本上是好的，很有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没有破除迷信，有自卑感。两头没有搞好：一头是他到中央苏区时没有搞好，一头是革命胜利后在军事学院一段没有搞好。中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表现都好，这段时间长，工作好，很努力。所以两头短，中间长；两头小，中间大。

毛泽东说，刘伯承要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开会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萧克是要发言检讨的，萧克的错误是严重的。

据萧克回忆：“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作了不适当的评论。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调门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诬称“军委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的名。

在7月9日和10日的大会上，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和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被迫进行了检讨。

此后，大会继续进行批判性的发言，一直到15日。

下面着重说说刘帅被迫检讨的事。当时，尽管毛主席已经说了刘伯承“可以不来参加开会作检讨”，但他还是接到了军委的通知，要他来京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检讨（让刘帅来京作检讨之事，并非彭德怀所为）。正在外地治病的刘伯承，于赴京的头一天，思绪翻滚，一夜无眠。在火车上又失眠了，到北京就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写检讨稿。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陈毅元帅到医院看望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

刘伯承于7月10日扶病来到会场，由黄克诚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

在会议上，斗争愈演愈烈。有人发言说：“8年来在军队建设中存在着一条和中央军委的路线相违背的、教条主义的、军阀主义、违背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原则的建军路线，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队和无产阶级军队建军原则的斗争在军内党内的反映，上述资产阶级建军思想、建军路线，是以萧克同志为代表的。”

于是，萧克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会上，还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会议还批判了萧克主持编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稿子是经彭德怀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泽东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

萧克将毛主席的批示向彭总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善后再颁布执行。”彭总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

然而，在此次会议上有些人却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南京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大校军衔）蔡铁根看到有些同志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忍无可忍，他为了坚持真理，以极大的勇气发言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

此时，全场一片哗然。还没等他说完，主席台上就有人喊道：“把他拉下去！”

于是，有些人立刻冲上台来，七手八脚地扯掉了蔡铁根的肩章、领章和帽徽，把他连推带搡地拉下台来，赶出会场，关押起来。

在场的不少同志，见此情景，痛心地流下了悲泪……

由此，会场气氛陡然大变，已毫无民主可言！被点名者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

即使如此，与会同志们正义的声音还是响亮的，如：

当德高望重的刘伯承被迫抱病违心检讨，并据理说明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时，全场千余名高级干部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陈毅元帅激昂地说：整个军事学院成绩是主要的。我在南京时常到学院去请教，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有许多老战友，在军事学院学了一两年出来，知识、理论都提高了，有点儿学术的味道了。也有许多人在变，思想、风度在变，住了军事学院以后，二杆子味道少了一些，有点儿学问了。所以说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要因为有了错误，就否定一切。

曾在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和工作过的杨得志同志，虽然也不得不批判“教条主义”，但他首先指出：“在预科学习中，提高了科学常识；在政治学习中，提高了思想认识；在军事学习中，懂得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兵种合成军队的攻防战斗、战役的组织与指挥，特别是对航空兵、装甲坦克兵、大量的炮兵以及原子化学兵的运用，增加了不少的知识。为今后继续研究军事科学创造了自修的有利条件，并奠定了指挥这些兵种的一定的基础。因此，应该肯定地说，学习的成绩是主要的，所学的课程多数都是用得着的。如果有人笼统地说学坏了，是不符合事实的。”

……

7月19日上午，彭德怀在全体大会上作总结发言。这个总结，在“左”的影响下，把新中国建立后，在军事训练、建军方针原则和战略方针贯彻等实际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上纲为“路线斗争”，偏离了会议初期解决思想问题的主导方向；错误地批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还说萧克“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进行“罪恶活动”，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等。并指出，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7月22日，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草案）》，指出：

“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开展”。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

严重的后果与迟来的平反

军委扩大会议后，在全军更大范围内继续深入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对教条主义运动”。

被称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是运动的重灾区。总政治部专门组成了由一名总政副主任和组织部部长参加的工作组，来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并指定训总组成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萧克、李达等进行揭发批判。工作组甚至采取了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由于萧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不承认“反党”，工作组就用高压政策，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让休息。萧克被批斗了4个多月，身心疲惫，一次批斗会后，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批斗者们看，他们不但毫无同情之心，反而给医生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萧克只好照工作组的需要写了检讨，违心地承认了强加给自己的污蔑不实之词，才算过了关，保住了一条命。

工作组指定训总的副部长郭天民担任训总临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萧克、李达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他们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萧克和李达。在这种情况下，郭天民只能摆出积极的姿态。但是，给萧克、李达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萧、李一模一样，而且被打成了“萧、李反党集团”的“第二副帅”。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至此，训练总监部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被称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南京军事学院，也是运动的重点。从1958年8月1日起，至10月14日，军事学院先后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议和院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都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纲”进行的。其中，开了长达两个月的扩大会议，有2092名干部参加。与会者写了11248张大小字报，印发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387篇。

虽然这次扩大会议的任务是要“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并且群众的揭发批判“火力”也很猛烈。但在廖汉生院长和钟期光政委的主持下，会议最后通过决议的结论还是相对实事求是的，肯定了“建院以来，学院工作是在不断发展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虽然不得不戴上“学院几年来的工作，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这种错误是属于方针路线性质的错误”的“帽子”，但并没有上纲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错误”。

在北京，由高等军事学院和刚成立的军事科学院联合召开的“两院党委扩大会议”，开了3个月，“集中地揭发和深刻地批判了过去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以来所犯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结论是：“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工作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其发生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发展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的错误。”

这样一来，军事学院的成就实际上被彻底否定，实际工作中的错误被上升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错误”。

“反教条主义运动”以后，刘伯承负辱含冤，积劳成疾，病忧交加。1958年11月17日，应刘伯承本人的一再要求，周恩来免去了他的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从此，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军事翻译家、军事教育家、战功卓著的刘伯承元帅，离开了他精心创建和桃李满军的军事学院，并且实际上也离开了整个军事教育和训练工作的领导岗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全军军事教育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幸。

军事学院代理院长陈伯钧被调离军事学院，降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钟期光也被调离军事学院，降职使用。

不少院校教授会、教研室的领导干部和多年从事军事教育并卓有成就的老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也被当作“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被批判后调离院校，改行或转业处理。

其中被迫害最为严重的，是的南京军事学院的蔡铁根同志。他因拒不认“罪”和检讨，被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下放到江苏常州机械工业局工作。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铁根认罪。但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诬蔑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于是，造反派便给蔡铁根编造了莫须有的罪名，在狱中折磨他将近4年。1970年3月11日，这位1936年为抗日救国而参军的老红军，居然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公开枪决了！

萧克老将军闻知后，悲愤地说：“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地杀害了，真令人痛心！”

训练总监部的干部，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级后被送地方安置。其中最严重者，是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位领导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萧克被撤销国防部副部长和训练部部长的职务后，被贬为农垦部副部长。李达被撤销国防部副部长和训练部副部长的职务后，被贬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因陈绪英不顾工作组的威逼利诱，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被说成是“坏分子”，把他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使他在地方受到误解，长期被歧视，没有安排工作。

此后，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不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废弛的状态，使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建设受到挫折；自觉不自觉地排斥外国有益的东西，使军队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忽视对外军经验的研究和汲取。

由于全军院校干部和从事军事训练的干部中的一批得力骨干受到严重打击，当然也就影响了其他干部的积极性，使之不敢大胆地抓院校、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工作，更不敢谈学习外军的经验。从而，使在新中国建立后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这次“反教条主义运动”，把学习外军经验中的一些偏差和不同意见，无限上纲到“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在军内开了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为恶劣的先例。历史证明，这场运动，是曾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政治阴云的前锋。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仅仅一年之后，“反教条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彭德怀元帅，却成为庐山会议和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和磨难。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萧克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萧克，说：伯伯要我向您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萧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

但是，笔者在却至今没有找到彭德怀向刘伯承和李达等道歉的资料，当然还要继续查找。

“反教条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经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实事求是的工作，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断努力，在经历了近30个春秋之后，终于得以彻底消除。其艰难历程如下：

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萧克、李达等在“反教条主义运动”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就不断给中央写信，请求平反，但无结果。

笔者曾受聘担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李达》条目释文的撰稿者，被批准到总政干部部调阅了李达的档案；后来协助军委副主席张震(曾任军事学院院长)撰写回忆录时，也曾去总政调阅了萧克的档案。因规定档案材料不能复印和拍照，只能摘抄。笔者将当年的手抄件，附于本文。其中一份的主要内容是，1973年8月，小平同志在收到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迫害的王时彦（训总政治处主任）的申诉信后，批示：

“这是一件历史公案，拖了多年了。原来这件事……这个案子牵涉了一批人，有些被定为反党分子，家属子女都受到影响。多年他们要求作出结论，是合理的。”

这一批示，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对“反教条主义”的否定。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于1975年5月19日批示：

“建议请ХХ同志提到三总部联席会议议一议。”

1976年3月9日，三总部联席会议决定：

“暂不办理，退总政。”

显然，这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搞所谓“批邓反右”，这桩“历史公案”就被压了下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萧克等同志又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诉。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8年11月7日发出通知，指出：

“萧克同志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过重的打击了萧克同志。因此决定撤销‘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

“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平、杨力勇、李文芳、王波九同志，当时由于受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所犯错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本人已作了检查。因此，决定撤销一九五八年训练总监部党委给他们所作的‘参与萧克同志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和给予李钟奇同志的党内严重处分。

请你们将这个通知告诉李达同志或他的家属，并存入档案。”

总政的这个结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80年代以后。

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二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86年10月16日，在刘伯承元帅的追悼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悼词中明确指出：

“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笔者应汪荣华同志之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的召开的追悼会，聆听了耀邦同志所致的悼词，感慨万千。

不久，邓小平发表《悼伯承》—文，指出：“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这就为反教条主义斗争作了正确的结论。

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在《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同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

“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撤销总政治部1978年11月7日《关于肖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中与党中央指示精神相违背的内容，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肖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等同志彻底平反。”

而蔡铁根同志的平反，却一波三折，并不顺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将军对此案极为关注，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同志也亲自为此案做出批示。经总政治部、军事学院党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不断努力，直至1979年9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法院才正式做出了撤销原判的判决书，说：

“经复查，事实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使用的法律都是错误的，是惨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纯属冤案。现依法改判如下：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蔡轶根无罪，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9月18日，军事学院党委鉴于常州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故决定：

“恢复蔡铁根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

萧克将军曾题诗赞蔡铁根云：

铁根之根坚如铁，

宁为玉碎不折节。

坚持真理不服诬，

铁根之根真如铁！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终于为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问题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彻底平反，对他们在人民解放军这段历史中的贡献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品格和勇气，因而是伟大的，是无往而不胜的。

（责任编辑：韩玉芳）　

“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刘伯承、萧克、李达蒙冤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