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云，原名齐韫，河北高阳人，1918年生，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山西阳城县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1月至7月任中共平顺县委委员、组织部长。解放后任农业部计划局副局长、顾问，1979年在北京去世。其夫魏健，是山西平顺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解放后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1980年去世。

一、齐云在阳城

1937年10月中旬，中共冀豫晋省委在晋东南组建，齐云与丈夫魏健受党指派来到晋东南从事抗日工作。1938年初，为加强阳城的抗日力量，冀豫晋省委和中共晋城中心县委先后分两批向阳城派去中共党员和华北干部训练班的学员，齐云就是其中之一。

齐云夫妇到阳城后，被分配到县牺盟分会。不久，齐云担任了县妇救会主任，发动妇女动员丈夫参军参战、给部队做军鞋、缝洗衣服、组织妇女儿童站岗放哨、教唱抗日歌曲以及组织妇女照顾伤病员等。与此同时，在农村和县行政干部学校发展牺盟会员和共产党员，使革命队伍得到壮大。

1938年3月，为加强晋豫边腹心地区阳城党的工作，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组建了中共阳城县工委，魏健出任宣传委员。

之后，随着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和晋豫边游击队、各地方武装的建立扩大以及抗日斗争的广泛开展，急需大量军事、政治干部。中共晋豫特委和晋豫边游击队在阳城县西南30里的县政府临时驻地吉德村创办了晋豫边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齐云夫妇又奉命来到学校，魏健任教务长，齐云任政治辅导员。第一期招收的学员三百多人，分散居住在吉德附近的几个村庄，上课听报告就在大庙院子里、山坡或树荫下进行。

16岁的卫祖青是阳城县后则腰村人，原在辽州（今左权县）第八中学学习，日军攻占娘子关后，学校停课，他被迫休学回到老家，进入晋豫边抗日军政干校学习。

年过九旬的老人回忆起当年的齐云来，仍记忆犹新：

“齐老师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子，和蔼可亲。她教我们政治课，讲的课有论持久战、论游击战、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等。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气节。讲课中还引用历史上一些爱国英雄、爱国志士如屈原、范蠡、林则徐等等的事迹来激发同学们的斗志。她的课深入浅出、非常精彩，同学们都很喜欢听，感到她知识渊博、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她的歌唱得也特别好听，当时歌曲是我们学生最好的宣传武器，也是唤醒民众鼓舞斗志的有力手段，所以唱歌就是政治课的一项重要内容。齐老师几乎每天都教我们唱歌，学校里经常飘荡着《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的嘹亮歌声。

“干校还在学员中挑选一批先进分子组成少年抗日先锋队，齐老师是组织者，经常带我们去附近乡下搞宣传、贴标语，宣传抗日救亡。干校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老师、学员们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但师生们情同手足、互敬互爱，个个精神饱满。我们的粮食仓库在距干校几里路的西峪村和南坡村，每次分配给学员们的挑粮任务，齐老师都和我们一样肩扛担挑。在齐老师的教导下，学员们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进步极快。我后来担任了县青救会宣传委员，并于1938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5月，阳城县工委改称中共阳城县委，魏健任县委秘书兼管宣传部工作，齐云负责县妇工委工作。

阳城县党史办副主任张敏旗的岳父韩国臣也是齐云教过的学生。

韩国臣，1921年生，阳城县白桑乡人，曾在阳城民族革命小学上学，齐云任他的政治课老师。老人虽然已是91岁高龄，岁月压驼了他的腰，但却没有磨灭他的记忆：

“1938年初秋，我16岁，考入了当时位于县城司上巷的阳城民族革命小学。齐云是我的政治老师。那时学校的老师并不多，有六七个。大家称呼她不叫‘齐老师’，而叫‘齐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和丈夫魏健都是晋豫边区军政干校的教师，该校和我们仅一墙之隔。因为教师缺乏，齐老师除任军政干校政治辅导员外，还给我们民小学生兼课。齐老师夏天经常穿便装和短裤，梳短发，平易近人、朴素优雅。穿上军装更是精神抖擞，风度翩翩。她平时和我们有说有笑，又唱又跳，爱打球，我们都十分喜欢和她交流、相处。

“齐老师知识渊博，特别在音乐方面是个奇才，拿起歌谱马上就能唱。那时会唱歌的人不多，只有齐老师识谱。在我们眼里，齐老师没有不会唱的歌。齐老师在学校组织了宣传队，自编自演自唱革命歌曲、戏曲和地方秧歌，多次在县城二郎庙舞台演出，还经常深入本县次营、固隆、町店等乡村宣传，深得老百姓喜爱。当时唱的歌曲有《保家乡》、《大丹河》、《慰问》、《缝棉衣》、《流亡曲》、《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等几十首，直到现在我大都还能比较完整地唱下来，谱下曲子来。

“1939年初春，日军又一次轰炸阳城县城，城里居民纷纷到乡下避难，我们的学校也奉命迁到阳城南乡台头村东北部的宋江庙上课。这时我才发现我们敬爱的齐老师不见了，好长一段时间同学们都感到怅然若失，觉得少了什么似的。后来才知道她已经调离阳城。”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阳城的抗战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不满。顽固势力依仗蒋、阎的支持，不断寻衅滋事，制造反共摩擦，矛头直指牺盟会等进步抗日组织。

1939年1月21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二，国民党驻阳城九十三军的顽固派纠结一群土豪劣绅和流氓地痞，突然闯进县牺盟会驻地文昌阁疯狂砸抄，将办公、生活用具等洗劫一空。牺盟会奋起斗争，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恶劣行径。齐云、赵树理等人在散发抗日传单时被抓捕，后在牺盟会的严正抗议下顽固派被迫无条件释放。农历正月十五到了，齐云觉得元宵节人群相对集中，正是宣传抗日的好时机，毅然带领宣传队走上街头，为群众表演文艺节目。

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严格限制、打击共产党的政策，在1939年底掀起了反共高潮。就在这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发动了旧派进攻新派、旧军进攻新军的反革命事件，时称山西“十二月事变”。

“十二月事变”是有其深刻根源的。正如刘少奇指出：“在太原失守以后，旧派的许多人逃跑，有的投敌，于是他（阎锡山——引者）更注重新派，建立了新派的武装（决死队——引者），任命新派作专员、县长等。但到后来，因为新派愈加发展并形成独立的力量，他又畏惧新派的势力过大，就反过来压制与打击新派，提高旧派，并利用旧派来反对新派。到最后，就指挥旧派向新派武装进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62页）。

鉴于当时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斗争形势严峻，齐云等人的党员身份已经暴露，晋豫地委决定立即转移，安排到外地工作。

二、齐云在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39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齐云和丈夫魏健离开阳城，来到长治城里的山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从事新的工作。魏健出任五专署民运科长，齐云继续从事文化宣传工作。

齐云在第五专署的具体工作情况，我们今天知道的不多，但从韩国臣老人的回忆中，或多或少可以了解到一些：

“我于1939年在阳城县民族革命小学毕业后，七月初经阳城县青救会、晋东南五专署青救会介绍，与其他一行三人考入了晋东南第五专署民族革命艺术学校。该校直接受五专署领导，牺盟中心主任杨献珍常到学校讲话、指导。艺校教师洪流、林移、牛犇、雷力等都是从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派来的。

‘七七’那天，全校师生在长治参加纪念芦沟桥事变大会，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晚上，五专署紧急通知我们，日军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九路围攻，学校暂时停课，连夜向长治南部的壶关县大山里转移，五专署和牺盟中心也撤出长治。 “在去壶关的路上，有一天，在一个叫黄花水的村子里，八路军游击小组把一个骑着马来村里找鸡蛋的日本军官抓住了。这个日本人很害怕，蒙着头，不说话也不吃饭。这时齐老师的丈夫魏健来了，魏健懂日本话，他告诉日本人，我们优待俘虏，不会杀你。日本人这才开口吃饭了。后来我想，齐老师那时肯定和魏健在一块儿，只是我不知道她也在专署，我们学生又不能随便打听，我想她就住在黄花水。

“后来我们到了紫团洞。紫团洞是壶关最高的山，下面是陵川的地方。住在紫团洞的庙里，能听到山下的鸡叫，却看不见村子。日军攻入山西后，旧军一触即溃，土皇帝阎锡山一直被撵到晋西南黄河边的吉县。反之，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日中不断发展壮大，阎锡山害怕他的地盘被共产党抢去，不断制造摩擦，断粮断供，原先供我们学校的给养也不给了，我们在紫团洞上了一个月课就提前毕业了。天气很冷，草木都已经枯萎变黄，落叶满地。一天，我在壶关返家的路上，无意间遇见了一直想念的齐老师，她穿一件宽大的灰色布衫，身子有些笨拙，是有了身孕。齐老师见了我很高兴，亲切地问我怎么来了。我向她简单汇报了我的情况。她思忖片刻后说：‘我给你写个介绍信，你去上抗大随营学校吧’(由于日军扫荡，1939年秋天，抗大一分校由屯留故县转移到壶关神郊一带继续办学，距紫团洞不远)。我当时不知道抗大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就在附近，况且我的兴趣是想继续学唱歌，就表示了不想去的意思。齐老师没再说什么。因为是路上相遇，彼此都匆忙，谈了一会就分开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后悔当时没听齐老师的话，抗大是更高一级的学校，齐老师肯定是想让我到抗大进一步接受教育、培养深造的”。

三、齐云在平顺

中共平顺县工委成立于1938年1月，同年9月改建为中共平顺县委。1940年1月，齐云出任平顺县委组织部长。魏健出任平顺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十二月事变”后。太南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屠杀，一片白色恐怖。平顺县党组织同样遭受重创，党员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部分地方新生干部未能巩固，48人被自动淘汰。县委的工作更加隐蔽，县委领导成员部分转移，班子严重残缺，最少时坚持工作的只有2名县委委员，组织生活基本停止，召开一个完整的会议都很困难。

在极端困难、极端恶劣的情况下，齐云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与国民党反共分裂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顽强斗争，在斗争中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了严密的整顿和审查，撤销原3个区分委，以12个基础较好的党支部为中心，成立了12个区分委。1940年6月，全县党支部总数达到73个，比一年前增加了2个，党员人数恢复到815人。

在齐云的主张下，中共平顺县委的活动区域逐步从“龙镇河沟”扩展到漳河沿岸以至全县范围。使党组织在建立新政权、组织保卫根据地的一系列斗争中，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

齐云在平顺牺盟会负责组织工作。当时，阎锡山在山西成立了“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并派崔锡中到平顺发展会员。崔锡中一到平顺，就和县政府官员温睿、崔荣、白佩、李师曾、王震等串通一气，组成了“精建会”，温睿等十余人于五六月间赴陕西秋林培训，八月份返回平顺后，在教育界大肆发展会员，竭力鼓吹“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山西是阎锡山的”，一时蒙蔽了不少青年教师，第二批赴秋林受训人员达50人之多。

在关键时刻，齐云与“精建会”展开了坚决斗争。学区指导员、进步人士赵作为也在这次受训之列，获悉此情，齐云同志当即找他谈话，并责成他以学区指导员的身份在下午的大会上批驳“精建会”“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行径。下午的大会上，赵作为作了“为了学习走上了错误的道路”的发言，揭穿了“精建会”的反动面目，鼓舞了革命士气。会议结束时，还有人站出来讲要到秋林去受训，当即遭到齐云的严厉斥责。之后，全体训练班学员把“精建会”头子崔锡中赶出了平顺。这次由齐云直接领导并指挥的驱逐精建会斗争，保护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也为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齐云到平顺时，适逢县牺盟会与县公道团合并，组成了县牺公联合会，她担任了公道团的副团长。她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壮大抗日队伍。

齐云对建立统一战线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认识：不仅要团结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就是能争取到一个人也决不放过。大渠村当时的村长叫王维国，虽不是共产党员，但积极主张抗日。王维国手下有个叫王月清的人，是一名知识分子，也是一名抗日爱国人士，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打着王维国的旗号贪污了不少公粮，后经查实，王维国也是直接参与者。事情败露后，王维国、王月清被抓了起来，据实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犯罪的严重性。按照当时的律令，贪污三斗米就要被枪毙。齐云、魏健对此事亲自过问，出于民族大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鉴于他们认罪态度较好，交待事实不隐不藏，确有悔罪表现，毅然做出了宽大处理的决定，王维国被判处三年徒刑，王月清被判了两年。出狱后，他们非常感激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表示要认清形势、重新做人，并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日军二次围攻晋东南和“十二月事变”以后，根据地缩小，中共太南区党委、中共太南地委及部分县委机关于1940年初陆续退居平顺境内。春天，在小东峪沟口召开全县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齐云带领广大妇女高唱抗日歌曲，组织啦啦队进行对唱赛，会场气氛搞得十分活跃。她组织全县妇女们纺棉织布做军服，碾米磨面送公粮，送子、送郎参军，支援前方。大山里不少妇女还有缠脚的陋习。齐云给妇女们讲放脚的好处。许多人在她的动员下，纷纷扔掉了多少年来桎梏生理和心理的裹脚布。她还组织妇女，识字认数，学阿拉伯数字，有的原来目不识丁的人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有的人可进行简单的阅读。

齐云是组织部长，又是工作队的一员，在整顿基层支部的日子里，经常下乡，每天早出晚归，常常伸手不见五指才能回来。山区的路难走，出门就爬坡，遇上下雨天到处一片泥泞，吃跌摔跤是正常事，甚至有生命危险。这些困难她都克服了。

不过，最大问题是孩子出生刚几个月，离了人不行。

齐云有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抗战以来，齐家已经有三个子女先后参加革命。1939年底，母亲邓耀珍骑一头毛驴从北平沦陷区出发，在冰天雪地中，穿过敌占区，躲过了数不清的盘查，历经千辛万苦，于1940年初来到晋东南根据地女儿身边，担负起了照顾婴儿的任务。老人因此被誉为“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她跟随齐云住在乡下的窑洞里，齐云每天走里出外，忙得脚不着地，路途远的乡村，当天赶不回来还得留宿。孩子没奶吃，常常饿得直哭。老人在村子里给孩子找了个奶妈。有了母亲的精心照顾，齐云完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群众爱跟齐云拉家常，她也乐于管“闲事”，哪家夫妻拌嘴了她要去说和，哪家添人进口了她要去道喜。到街上见到熟识的人，她总是先打招呼。知道她的人向她打招呼，她总会还以微笑。

齐云带着母亲、弟弟、女儿住在城西南八里的刘家村张茂孩家，两家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她她从不给房东添麻烦，从不白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便是老百姓送上门的农副产品，也从不白吃白拿。相反，村上群众有了困难，虽然自己一大家子，手头也不宽裕，有时甚至出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境，但也要省吃俭用，无私地给予帮助。

今年72岁的张富有，是齐云当年的房东张茂孩的儿子，现在仍住在齐云曾经住过的窑洞里。提起齐云，他说：“我听父母亲说过，大齐（平顺干部群众喜欢称呼齐云为“大齐”）可是个好人哩，有文化，会说话，待人和气，经常走村窜户拉家常，不但本村家家走遍了，附近的西岭、野峪、莫流也经常去。”张富有老伴牛喜棠说：“我娘家也是这个村的，听父母说他俩年轻时经常好拌嘴，大齐知道了坐在我家炕沿，大哥长、大嫂短的给他们和解，直到他们气消了才走。”

她的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在乡亲们心中留下了美好印象，多年后人们谈起来都称赞不已。

1940年7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齐云调离平顺。

四、送妹妹齐心上抗大

就在齐云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工作时，她的心却时时牵挂着远在太原的妹妹齐心。

1937年，12岁的齐心考入北平市女一中。正当学生们高兴地看考试榜的时候，传来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

这时，正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上高中的齐云，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青年群众性组织“中华民族先锋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对象，还担任学生会主席。

7月28日北平沦陷。8月，齐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带着齐心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的疏散，离开北平。

在平津学生的流亡歌声中，在激动人心、令人声泪俱下的场面中，在两行日本宪兵的刺刀缝隙中，姐妹俩上了火车，辗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到了太原，

流亡学生到达太原以后各奔东西。姐姐带着齐心暂时住在同学家里。后来齐心进入平民中学读书。这段时间，她阅读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印象记》等进步书籍。姐姐还常常带着她参加同学们的聚会。这在她的面前展示出一片更为激动人心的天地。

不久太原告急，齐心再次失学。齐云决定将妹妹接到东南抗日根据地，送到晋城的八路军训练班。这时正逢日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为了躲避敌人，她们就住在老乡家里，敌人来了，她们就和逃难的乡亲们一起躲进山洞，有时一待就是一两天。这种生活，令齐心十分苦闷。有时她一个人跑到野外树林里，把那首著名的流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词改成“我的家在河北大清江上，娘啊娘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欢聚一堂？”唱着唱着，就大哭起来。六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往事，她心潮激荡，热泪盈眶，她说，“我很想我的娘”。

在长治，齐云得知抗大一分校已从陕北迁来晋东南屯留故县村办学，学校距长治还不到60里。她顿时眼前一亮，想把妹妹送到抗大去。齐心听了甭提有多高兴了，自己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1939年3月18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齐云齐心姐妹俩早早吃过饭从长治出发，一路唱着歌直奔故县抗大一分校。刚到村口，就远远听见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山坡上、树林间、窑脑场，穿灰布军装的男女青年一簇一簇围坐在一起或学唱歌，或静听老师讲课。校总部二仙庙前的广场上正在操练，哨声嘟嘟，学员们队列整齐，步履雄壮，充满了紧张活泼气氛。齐心顿时被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吸引了，以前只是听人说过，今天第一次看到八路军，心情不由一阵激动，长久以来压抑的心情为之一变。

在校部里，姐姐向同志们说，我的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姐姐还把两位自己认识的同志介绍给齐心，她们一位叫易辉，一位叫刘抗。2月份，刘抗、易辉等人从晋南绛县取道翼城、沁水、阳城等地，参加抗大一分校学习，在阳城认识了齐云。姐姐一再叮嘱齐心要向老同志们学习，临走时还一再说：“这里有长征过来的女红军，你要好好向她们学习”。

齐心被分配到了校直属女生队，队部就驻扎在附近的岗上村（现在叫北岗村）。齐心穿上了崭新的灰布军装，一位英姿飒爽的八路军女战士站在人们面前。

“抗大”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1938年12月1日，为在敌后培养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抗大一分校，何长工为一分校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韦国清为训练部部长，黄欧东为政治部主任。

1939年1月21日，抗大一分校全体干部学员3000余人经过长途跋涉，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东迁的目的地——山西屯留县故县村，驻扎在故县村及周围的崔蒙、故漳、寺底、东古、西沟、西旺、东旺、岗上等村。

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大教育方针，以及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抗大一分校有计划地开办了军政干部、军事专业干部、基层政工干部和行政管理干部等学习和训练课目。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傅钟、陆定一、中共中央北方局杨尚昆等领导特别关心抗大一分校的教学和成长，都相继到校作过报告或讲过课。

在抗大这所革命熔炉里，齐心开始了崭新的战斗生活。

1939年7月，抗大一分校搞建党18周年纪念展览，让齐心当解说员。之后，日寇大扫荡，全校投入了反扫荡的战斗。女生队党支部为了考验齐心，把她调到队部当通信员，直接跟营部联系。

半年后齐心毕业，先是被分配到长治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后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任总务处文书，不久因抗大总校合并，便在校部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

抗大的生活是艰苦的，穿的是灰布军衣，黑粗布鞋，腰间扎一条不黑不黄的小皮带。吃的是晋东南盛产的小米，由于没有菜，只能用水煮黑豆下饭，校长何长工在一次讲话时风趣地说：“我们是粗布军衣身上穿，寸宽皮带扎腰间，一天两餐小米饭，黑豆当菜少油盐……”

虽然条件艰苦，但女生们的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快乐的，大家坐在树林里上课，爬在山坡上训练，奔跑在田间小路上唱歌，齐心融入进这个大家庭里，整个人像一只放飞到大自然的鸟儿，眼前的世界是那么鲜美，那么灿亮。

由于敌人的进攻，抗大一分校由屯留转战到太行根据地南部的长治县、壶关、平顺、陵川一带活动。齐心至今清楚地记得，长治县西火镇是一个盆地，一个很大的镇子。他们到达西火镇的时候，召集群众开大会，突然有一梭子机关枪声响了起来，通信员报告说发现敌情，大家就开始突围，正字架着砖头煮的饭也没来得及吃。敌人的火力非常密集，在当地驻军部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无论是在反扫荡战斗中，还是在行军路上，只要有那么一碗带着泥汤的稀粥，前面喝一口，就传给后面的人，大家团结的就像一个人。这使齐心深深地体会到一个战士的心情，不是害怕，而是自豪、兴奋。

在转战太行山的日子里，由于当地缺水，老百姓只能把雨水储存在“旱井”里食用，每逢下雨，雨水便连树叶和牛羊粪一起冲进“旱井”，为了节约用水，校部规定每人每天只能用一茶缸水洗漱。因用水困难，女学员们剪成了男式短发，有的干脆剃成了光头。

1939年8月14日，齐心以优秀的表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指导员和副指导员。在入党仪式上，他们一面勉励她继续前进，一面对她说，虽然你不够年龄，但是你表现坚决勇敢，所以上级党委破格批准了你入党。

故县抗大一分校成为齐心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六十多年后齐心回忆说：之所以她能破格入党、转正，是与当时抗大革命熔炉的战斗生活的教育、锻炼分不开的。姐姐齐云对她她革命理想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是自己投身革命的引路人。

2001年7月，齐心在家里同刘抗、张志专等几位抗大老同学、老战友聚会。刘抗老人回忆说，她姐姐来找我们两人，就说我吧她交给你们了，她也到抗大来学习。当时给我的印象呢，虽然年纪很小，才15岁，但长得个子很高，分到班里，非常积极，不会就学。张志专回忆说，齐心这个人哪，背着一支枪，雄纠纠气昂昂地，很飒爽的！

这些老人动情地唱起了当年的抗大校歌，歌声飘荡在屋子里，飘荡在天空里——“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是我们的学风，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就是过得那样的生活，就培养我们这样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齐心说，特别是抗大校歌，至今还在受益。

1940年冬齐心经何长工批准到延安学习。1941年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秋季因参加党校征粮工作被派回陇东，征粮结束，1942年春回到延安。1943年4月，中共西北局从延安抽调一批青年到绥德地区开展工作，齐心开始了她革命和人生的新生活。1944年，与年轻的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结婚，抗大一分校的校长何长工是这对革命伉俪的证婚人。

（此文根据李旭红、崔建斌《齐云在晋东南从事抗日活动片断》，王建斌《齐云在平顺》，电视专题片《记忆》以及拙著《炉火映太行》等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韩玉芳）

齐云齐心姐妹在晋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