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传奇经历与动人心魄的崇高人格  作者：周立

但是,正是罗伯伯适时地关注到父亲遭受的不公正打击,并出面主持公道,才把为父亲平反的问题提上了军委领导的议事日程。不过,有些人的感受则完全不同。据传,当罗大将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海军中紧跟“四人帮”的那位领导人喜出望外,当天就在家中大宴宾客,但是,他的故作镇定,强颜欢笑也是好景不长。不久,邓小平同志在出访美国之前向他打了招呼,要其准备一份深刻的检查,回来之后,再听候发落。这位领导人预感到大事不妙,担心自己追随“四人帮”的罪责难逃,精神立即陷入一种高度的恐惧之中,结果还没等小平同志出访归来,就突然发病猝死在医院里。而他的心脏严重破裂7公分,足见其所受惊吓之深。

    若干年过后,90年代中期的一天,一位与父亲同为中顾委委员的原海军领导同志，独自一人突然前来登门拜访,身边竟没有任何陪同人员,让我们全家颇感意外。这位老同志与父亲是同乡,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年头比父亲更早,双方的关系原来也一直不错。但是,自从十几年前,他们在海军的那场“批周运动”中反目之后,彼此之间就中断了一切往来,形同路人。父亲把客人请进自已的书房,两人闭门晤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又亲自把他送出大门。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父亲从未透露过，没有人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几个月之后,当这位老同志病重入院后,父亲前往看望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但是俩个人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着父亲的双手不放,泪流满面。

    任弼时同志是父亲红军时期的老领导,正是这位红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赞赏父亲作战勇猛,把他当时的名字周球保改成了周仁杰。谈起弼时同志选择这个名字的初衷,前些年的一部纪录红二、六军团战斗经历的电视专题片《十年苦斗》中这样描述说：红二方面军的总政委任弼时同志为他取名周仁杰,是期待他今后能够真正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名英雄豪杰,……而周仁杰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弼时同志去世以后,父亲只要身在北京,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去看望他的夫人陈琮英。70年代中期,弼时同志唯一的儿子远远想请父亲帮忙安排到海军当兵。父亲为促成此事,征得了肖司令的同意,不想却被那位追随“四人帮”的领导人横加阻拦,被迫搁置下来。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另想办法,通过一位老同志安排任远远去了空军。几年之后,1979年2月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家里就接到陈琮英妈妈打来的电话,在第一时间向我们通报了一个消息：“四人帮”在海军的那个走狗,他刚刚死了！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当时父亲的问题尚未解决,是一个已经被撤了职,正在接受批斗,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戴罪之人”。在这种情况下,陈妈妈却如此急切地打电话向他通风报信,这件事本身,足以反映出老一代革命家任弼时夫妇与父亲在长征路上建立起来的深厚革命情谊与充分的了解和信任。

    此外,还有一些老战友、老同事也曾在那段非常时期里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过对父亲的同情和支持。比如,当时仍身居要职的张才千和甘渭汉伯伯就曾经不顾受到牵连的危险,把他们从不同方面了解到的有关海军事态的最新进展及时通报给父亲,帮助他创造条件、寻找时机来解决自已的问题。记得父亲被撤职后,一系列相应的生活待遇亦随之取消,专车被收走后,出门很不方便。父亲的另一位老战友,刚刚从新疆调来北京担任军委炮兵顾问的张仲瀚伯伯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二话不说,当即决定把自已的那辆专车长期派驻到我们家里,“全天侯”地提供给父亲使用。这些事情虽然己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当事人也大多先后去世了,但是,父亲生前对此总是念念不忘。如今,我们在怀念父亲的同时,当然也不会忘记他们这些父亲在危难之中的“铁哥儿们”。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逢年过节登门探访最多的,都是一些在不同年代先后失去亲人的老同志遗孀及其家人,在看望这些孤儿寡母的同时,他也希望借此来告慰九泉之下自己昔日的战友们。至于那些手握重权地位显赫的老上级和老战友，父亲则始终恪守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信条,向来很少走动,他不太喜欢踏足这些个经常是门庭若市的大宅邸去凑热闹。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自己有什么事情想去麻烦这些叔叔伯伯,希望得到父亲的点头批准,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淡泊名利、清心寡欲,对于权力、地位和生活条件、物质享受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轻。他在政治上一向安分守己,从来不指望通过攀附某些势力强大的政治集团或者刻意迎合那些位高权重的领导同志这一类的途径,来得到某种安全感或者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得到提拔重用。父亲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锻炼出了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坚强性格,也形成了注重独立思考、不习惯看别人眼色行事的桀骜不驯的个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敢于多次在各种重大的政治场合口无遮拦,直言不讳。海军有人送他一个“周大炮”的雅号,正是对他心直口快、敢作敢当,从来不向恶势力低头性格的生动写照。此外,肖劲光大将曾于1989年去世之前,在众多的老战友、老部下之中指定父亲作为自已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