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争形态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毛泽东所倡导和实践的游击战争为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及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游击战既然如此重要和伟大，审视这种战争形态之所以发生的因素和存在的条件，探究它背后深藏的哲学原理以及它的实践者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对未来的期待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关键词：游击战；思想；实践

战争形态不是人为选择的，它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毛泽东所倡导和实践的游击战争曾大放异彩，尤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和抗日战争前期，这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为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但是这种所谓的正规战争也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相提并论的，因此，“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1]549。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1]549。“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1]499。“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1]405。游击战既然如此重要和伟大，审视这种战争形态之所以发生的因素和存在的条件，探究它背后深藏的哲学原理以及它的实践者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对未来的期待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游击战发生的因素和存在的条件

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是实行游击战的必然因素。中国革命战争是一场不对称战争，敌人力量强大，革命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长期处于弱势状态。“上井冈山时，毛主席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只不过千余人。毛、朱会师树起红军第四军大旗时，合起来不过三千余人。转入运动战初期，红军主力也不过三万余人”[2]78-79。人数少，“号称一个师，实际上只有几百人”[3]26。“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4]64。“大多数人都没有打过仗”。“武器极少”，而且原始、简陋，使用的武器是“梭镖和大刀”[3]26-27。“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枪枝的数量极其有限，“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4]66，但是却常常要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3]34。

抗日战争时期，敌我之间力量对比的悬殊也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1]447。

而中国方面，“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1]449。抗战初期，由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的三个师再加上总部直属队，全军才4.6万人，由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全军仅1.03万余人[5]108、109。敌人在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方面占有显然的优势[1]485。

如此态势，规定了革命力量不能与敌对势力进行直接的、正规的决战，只能采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消耗敌人，保存并发展自己，积累经验，在一个长时段内积蓄力量，最终使己方力量达到和超越敌方力量，变弱势为强势。

游击战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是需要条件的，中国地域的广阔和地形的复杂多样，为游击战提供了回旋的现实空间。比如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选择井冈山作为根据地，就是因为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的自然条件，其他根据地也有各具特色的自然优势，这是游击战能够长期坚持的地理条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这种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优势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强敌入侵，猖狂一时，“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1]405，于是，人民军队就可以在这些“空虚的地方”大显身手了。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两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1]444。

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不断斗争是游击战能够持续下去的政治条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各派军阀割据纷争，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矛盾和裂痕，这就为革命力量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场所。日本的侵略，也产生了大致相似的结果，“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6]390。这些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客观上为中国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营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游击战背后深藏的哲学原理

游击战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是有它深厚的哲学原理的，首先是对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运用。

反动势力之间的缝隙是游击战发生的潜在空间。近代中国是各种矛盾的集合，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并非同等地存在着，革命力量在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容易产生，而矛盾的继续深化又为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当时的中国是个农业国，“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样便给了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的“发生和坚持下来”造成了一定的条件，“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4]49。

抗日战争时期，道理也是同样的，“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1]444。也就是侵略者虽然占有了相当广大的土地，但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和战争潜力。

再者是对质量互变规律的理解和对革命形势的期待。之所以实行游击战是因为革命力量弱小，但游击战不是目的而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路径和方式，创建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由量变到质变，中国社会发生局部质变，革命史上发生阶段性质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4]50，当革命力量壮大了，革命形势发展了，就会使得游击战向运动战方向转变，朱毛红军“经过三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中央红区和红军发展壮大了，游击战开始向运动战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2]1。

中国是一个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各地革命形势并不完全一致，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和逐渐壮大革命力量，促进革命形势高潮的到来。中国革命的高潮必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4]106。这种对局势的预测和期待是革命必定成功信念的反映，也是长期支撑革命的一种精神力量。

抗战时期的游击战的用意也在于积蓄革命力量，以创造和等待有利的革命形势的到来，而这种对形势好转的期待是有根据的。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和演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沉沦，《辛丑条约》后沉沦到谷底，从此开始转折，逐渐上升，经过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步的因素在增多，因此，抗战时期的中国“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1]451。

具体的做法是，“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来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1]489-490。

另外是中国的战争与国际局势的紧密联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的纠葛，使得国内的战争有着或多或少的国际背景。抗战时期，中国的战争与国际局势的关系更为直接了，“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1]467。这样，“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世界上被侵略和被压迫的人民会给予中国直接和间接的援助，“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1]452。而中国所进行的长期的残酷的游击战也不会停止在原来的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1]499。

毛泽东以敏锐的视角、辩证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精辟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意图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步增进优势因素、降低不利因素，给人以希望和力量，最终把革命引向胜利。

三、与游击战相联系的革命形式

游击战尽管是适合中国革命形势的有效战争形态，但仅仅是游击战是不能将革命最终引向胜利的，必须有其他战争形式和革命形式的配合，才能发挥巨大的效用。

1、与其他战争形式的结合

游击战不是唯一的战争形式，游击战真正有效和发挥作用，必须根据形势适时地与其他战争形式紧密配合。这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整个中国战局来说，在抗战的防御阶段，“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1]463；在相持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1]464；反攻阶段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1]466。

游击战必然是持久战，从整个革命战争形态来说是持久战，但就个别战斗而言，又要求是速决战。作为抗战中大显神威的游击战，还要处理好防御与进攻、内线与外线的关系，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从而夺取革命的胜利。“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1]415。

2、与政治相联系。

单纯的军事斗争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其他革命形式相结合。“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1]54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再如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后方的和敌军占领地的一切组织和斗争，也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1]543。

（1）高度的政治动员

不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是这样的。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4]104 “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1]492。

抗日战争时期，动员人民群众尤为重要，“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1]445。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可以弥补武器等等不如人的缺陷。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1]480。

（2）重视政权建设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要树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总体观念，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没有革命的武装固然不会有革命的政权，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壮大人民武装，“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政权，“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 “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从而“促进革命的高潮”[4]98-99。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使中共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他们积极支持革命战争以保卫胜利成果，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1]741。在这个政权里，“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1]742。在抗日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团结地主中的开明分子，打击不法地主，减轻人民负担，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去做抗日的神圣事业。“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1]376。

（3）由国内统一战线到国际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奋斗，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人异常强大和凶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得特别重要。“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1]347。不仅是国内各方力量要团结一致，还要把目光投向全世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力量。“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1]451。“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6]403。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6]390-391。把国内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6]401。

总之，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及时调整政策，最大限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配合军事斗争以夺取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是杰出的辩证法大师，他把辩证哲学的理论成功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使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达到完全的胜利。今天，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再次审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思想和实践，其间闪烁的辩证法的光彩依然是熠熠生辉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杨得志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6]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Abstract: The Form of war is a product under definite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War, The guerrilla warfare that Mao Zedong advocated and practiced has made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and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ince the guerrilla warfare was so important and great that it is very meaningful to examine the factors of the war form occurs and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explore the deep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behind it and its practitioners’ judgement of that time situation and the expectation to the future.

Key Words: guerrilla warfare; thought; practice

（责任编辑：韩玉芳）

毛泽东游击战思想与实践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