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奇案

1953年夏季，在晋城县柳口白洋泉河乡南寨村，发生了一起案件：该村一个叫接应的男性村民（姓什么忘记了），一天晚上到驴圈喂驴时，彻夜未归。接应妻子（名字不记得了）到处寻找，最后在驴圈找到了接应，但已死亡多时。接应妻吓得大声哭喊，村民们闻讯，纷纷赶往驴圈围观。胆大者走进驴圈一看，只见用三块石头对成的驴槽，倒扣在接应身体上部，并压住了脑袋。驴槽重达一、二百斤，显见接应是被驴槽压死的。面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村里干部不敢怠慢，赶忙打电话向县法院报案。法院接报后，立即派审判员李进玉前往调查。那时候，县城和各村还不通公路，只有一条牛车小道相连。无论进城还是下乡，大部分都是步行。由于正值雨季，三天两头大雨不断，致使河水猛涨，李进玉走到丹河时，看到水势仍然很大，没敢冒险过河，而是就近在一个村里住了两天，等大水落下去，才赶往南寨村。进村后，李进玉简单勘查了一下案发现场，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粗略检验，就得出结论，认为接应的死亡属于意外事故。李进玉验尸后，本应由村干部和家属填写现场勘查表并签字，但李进玉却没有履行这一重要程序。回到法院后，因要填写报案表，李进玉才临时拿出一张表，马马虎虎填了一下，并自作主张，在本应由村干部签名捺印一栏里，替村干部签了名，按了手印。

转眼到了1954年春季，离南寨村不远处有个小村叫圪针村，村里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突然在一天又哭又喊，嘴里念叨着说：“我是接应，我是被福元害死的。你们去告我弟弟说，让他给我报仇”。在农村，把这种现象叫做“悟上来了”，也就是鬼魂附体的意思。很快，这个话很快就传到了南寨村。接应的弟弟（名字记不得了）本来就对哥哥的死因有怀疑，听到这个话后，愈发认定哥哥是被人害死了，于是亲自找到法院、说了邻村老太太鬼魂附体一事，也汇报了自己的怀疑，要求派人对其哥哥的死因进行复查。法院接到死者亲属报案后，就找李进玉询问核实。但李进玉坚称自己的勘验和结论没有问题，说接应就是晚上到驴圈喂驴，不小心弄翻了驴槽，把自己压死的。并说，悟上来是农村的迷信，不能相信。接应弟弟又跑到公安局，要求公安立案，但公安局说此事是法院最先办理的，公安局现在插手不合适。无奈之下，接应弟弟找到检察院向赵壬午检察长申诉。赵检察长听了接应弟弟的呈情后，感到这是一起大案，其中必定有未弄清的隐情。他对接应弟弟进行了一番安慰，让他回去等着，检察院一定会派人前去复查。过了几天，赵检察长找到我说：“南寨村那个苦主（指死者亲属）告了，你代表咱检察院去一趟，争取把事情的真相查清楚。” 我对南寨村的事情也有所耳闻，我问赵检察长：“不是说法院已经有结论了吗？是不是因为那个老太太悟上来了，瞎说了几句，就要翻案？”赵检察长训斥我：“什么悟上来了，那是鬼告状，咱共产党人不能相信那些。不过，此事确实有些蹊跷、诡秘。也许是有人了解案件的内情，但又不好公开说，就假借老太太之口，对政法机关进行暗示，以这种方式来捅破真相，吸引我们政法部门破案，也未可知。但无论怎样，既然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就要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它搞个水落石出，给群众一个满意的交待。”

接受任务次日，我步行来到南寨村，首先找村里的主事干部进行了座谈，让他们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详细汇报了一番。我还亲自走访了那个“鬼魂附体”的老太太，问她怎么知道接应是被人杀了，老太太很害怕，死活不承认是有人怂恿她，也记不得自己有过“悟上来”这回事，更记不得自己说过什么话，还说自己对死者不怎么认识，平时从未有过来往。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估计再问也问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就放弃了这个线索，转而和村干部一起到案发现场勘察，但此时驴圈里什么都没有了，接应死后，媳妇把驴卖了，驴槽拆了，自己也住回娘家去了。我让村干部描绘了一下当时现场的情况，并让他们找到驴槽，在原地按原样支起来。现场复原后可以看出，驴槽是用三块沉重的石头拼起来的，并用四个大铁钉固定着，如果说接应是被驴槽压死的，那么，又重又被钉子箍着的驴槽，是怎样翻下来的呢？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我让村干部找了几个壮小伙，现场进行试验，就是让他们轮流用双手把石槽往起抬，结果，每个小伙子需要出满力才能搬起，证明驴槽的稳定性很强，不存在自动掉落的情况。即使不小心磕碰，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撞翻。这样，驴槽是接应不小心撞倒把自己砸死的说法就不成立了。接下来，我向现场人员了解接应的身高，大家说大概有一米六几的样子。而我量了一下驴槽离地面的高度，只有一米出头。这样的话，驴槽即使能掉下来，也只能砸住接应的腰以下脚以上部位，不可能砸住接应的脑袋。除非接应躺在驴槽下，并且有另外一人事先就选好了方位，存心要让石槽砸住接应的脑袋，造成他自己弄翻驴槽砸死自己的假现场。但这仅仅是推断，一时还无法还原案件的真相。

第二天，我将现场实验的情况用电话报告给了赵检察长，并初步认定这是一起谋杀案。赵检察长深感案情严重。立即向县政法委作了汇报。政法委当即决定重新立案侦查，并责成公安局和检察院共同承办。公安局这下不敢怠慢了，立即派警员郭学康赶赴南寨村，与我一起复查此案。郭学康到后，我把现场模拟实验情况给他大致介绍了一下，郭学康同意我的实验结论。接着，我们两个就商量此案从何突破。我提出，这起人命案应从接应妻子身上做文章，理由是，第一，村里群众反映，接应之妻和本村一个叫福元（姓什么记不得了）的人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接应的亲弟弟对自己嫂子和福元的关系早有怀疑，认为是嫂子和福元为了能够长期过在一起而合伙谋害了哥哥。第三，有人揭发，福元对许多人说过，接应不和老婆离婚就杀了他。第四，参与现场模拟实验的村长、邻居，都说福元与接应之妻的暧昧关系已经多年，并且几近公开。福元一进家，接应就赶紧躲到驴圈，村里老少皆知，大家都愿意作证。第五，据反映，接应出事的那天晚上，有人看见福元进了接应家，后来二人又相跟着出来去了驴圈。有了这几条，说明福元和接应妻子这两个人有重大犯罪嫌疑，咱们可以依法对他们进行传唤。郭学康对此表示赞同。

我们首先叫接应妻子谈话。我们到南寨村复查案件，全村都轰动了，作为案件重要当事人，接应妻子岂能不知？看来她的思想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并且有了一定准备。因此，表情还比较镇定，态度上也很配合。当我们问到她和福元的关系时，她很直爽地承认，自己和福元有不正当关系。原因是：接应作为自己的男人，太老实，没本事，给不了她幸福。福元当过兵，在外头闯荡过，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又是单身，手头比较阔绰，对自己也很有好感，经常主动套近乎，一来二去，就和他就好上了。我们问她：接应的死，是不是你和福元共同密谋的？她连连摇头说，接应虽然窝囊，但人很善良，他知道我和福元的事，但不敢声张。我也时常感到对不起他。自己问心有愧，怎能再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我们又问她，福元和你讲过要害接应的话没有？她答道：说过，但我不同意。我告诉他，咱们已经做了亏心事，再去伤害无辜之人，会受老天惩罚的。他看我态度很坚决，就没有再提过。你们如果不信我的话，我可以和福元当面对证。话说到这个份上，看起来这个女人仅仅是犯了作风错误，基本可以排除与福元共谋杀人的嫌疑。但可以肯定，接应之死与她出轨有着直接关系。即使她没有参与杀害接应，也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接下来，我们传唤福元到村委接受讯问。福元知道瞒不过去，也一五一十交代了他杀害接应的前后经过。他说：自己从部队复员后，没有找上工作，只好回了村里。南寨村地处深山，和外界几乎隔绝，找对象很难。低的咱看不起，高的人家不愿意跟咱，眼看年龄大了，也成不了家。后来，我发现接应老婆很对自己的眼，就主动去勾搭她。两个人慢慢成了情人。时间长了，我觉得这个女人和自己很般配，就想和他正式结为夫妻。于是，我就叫接应离婚，但接应死活不离。我拿他没办法，就威胁要杀他。接应看出我动了杀机、心里害怕，一度跑到晋南打工。到今年六、七月份，他又回来了。我觉得他碍事，下决心要除掉他，并做了精心谋划。接应喂了一头毛驴，出事那天晚上，我先偷偷的跑到驴圈，把栓驴的缰绳解开，把固定驴槽的大铁钉撬松，再把驴圈门敞开，然后去了接应家。不一会儿，有人喊叫接应，说驴跑出来了。接应起身出去赶驴，我趁机提出和接应一起去。接应赶驴时，我偷偷拿了一根木棒，跟在他身后。他刚把驴赶进圈里，我冷不防挥起木棒，朝他的脑袋右侧狠狠打了一下，接应大叫一声倒在地下。这时他还没死，我将他拖到驴槽跟前，然后使劲把驴槽掀翻，压在了接应的上身位置，主要是压住了他的脑袋，致其当场死亡。问他为什么这样干？他说，我就是想制造一个假现场，让人们觉得，是接应不小心把驴槽弄翻了，自己把自己压死的。我既除去了碍自己事的人，又能逃避法律追究，还能顺利地与接应之妻过到一起。

至此，这起云遮雾罩的离奇案件终于真相大白。从福元的交待中，可以基本确定，他说的是事实，接应就是死于他的谋杀。但是，光有口供还不行，还必须有实证。于是，我们决定开棺验尸。但由于时间已过去一年多，尸体已成为一具白骨，当时的表面伤情是看不到了。仔细查验尸骨，发现死者面部右侧牙骨骨折，判断是福元打的那一棒所致。但可以作为证据的那根打人木棒，早已被福元毁灭，这不能不是该案的一个缺陷和遗憾。

根据案件复查情况及事实认定，晋城县公安局将福元和接应之妻依法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福元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接应之妻有期徒刑五年。

与此同时，法院也对本院工作人员李进玉的失职渎职行为进行了责任追究。李进玉本人对自己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检讨，并交出了伪造的报案表。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二年有期徒刑。为了教育各级干部吸取教训，增强工作责任心，还专门在晋城戏院召开了李进玉公判大会，然后将其押往长治监狱服刑。刑满之后，本着给出路政策，将其安排到县供销社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

通过办理这个案件，我深深地感到，政法机关掌握着人民群众的生杀予夺大权，在办理案件时必须严肃认真，慎之又慎，必须始终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既不能搞逼供信，又不能凭想当然。否则，就会造成冤假错案，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严重损害政法部门的公信力。这次办案，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重要的执法实践，使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提高了我的办案能力。在此之后，我又承办过多起案件，都始终以李进玉为戒，以一丝不苟的态度细心办案，基本未出现过原则性错误。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