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赵致中

1975年3月18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罗源县天空乌云笼罩，十分沉闷。我正在县人民医院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大约上午十一点左右，忽然听到有吉普车刹车的声音，不一会，县委办公室主任就急冲冲来到教室，拉着我的手说：“快走”，到了车上，主任哽咽地说：“爱萍，你要勇敢、坚强，要挺住......”这突如其来的话语把我打懵了。主任用嘶哑的声音对我说：“你爸爸他......”这噩耗似晴天霹雳，眼泪瞬时哗哗淌下，我顿时瘫倒在车座上......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爸爸去世的那一年，那一天的情景时常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爸爸是罗源县委副书记，分管着公安、政法，工作很忙。爸爸连续几天过度的紧张工作已使他身心疲惫。就在出事的前一天傍晚，我回到家里，爸爸有气无力地对我说：“萍儿，我明天要去省里参加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现场会。在家里，你要照顾好妈妈。”第二天早上，爸爸临走时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我劝爸爸就别去了，突然，爸爸批评我说：“孩子，工作哪能那么随便，说不去就不去啊。怎么可以为了自己，放下工作呢？”最后，爸爸强打起精神冲我莞尔一笑说：“萍儿，没事的，放心吧。”就这样，爸爸抱病去省里参加开会。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父女俩最后的诀别。

爸爸的追悼会是在罗源县政府大礼堂举行。哀乐声中，哭泣声混成一片，久久低徊在礼堂。罗源县和古田县的机关干部、乡政府领导、群众，还有一起南下，出生入死的战友们，前来悼念、送别他们心中最亲近的人。追悼会结束，护送爸爸的骨灰去往罗源县烈士陵园的山路上，老百姓自发地跟在我们后面，花圈似长龙一般，爸爸是党的好干部，在百姓的心目中留下的是一座永远的丰碑......

爸爸赵致中1920年12月出生在山西省平顺县石城乡豆口村。从小因家庭十分贫穷，过着牛马不如，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少年时就给地主家打短工、当长工，受尽了地主无尽的欺压，吃尽了万般苦。苦涩的泪水泡大了他，仇恨的种子在心里萌发，盼望着穷人何时才能翻身得解放，彻底脱离苦海啊。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爸爸找到了救星共产党。当时的地下党组织看到他苦大仇深，爱憎分明，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于是就着意培养，给他讲革命道理，为什么穷人受剥削。指引他一步一步走上革命道路。是啊，穷苦人想彻底求得翻身解放就必须拿起手中枪与反动势力作斗争。1939年8月，爸爸终于行进在革命的行列里，成为平顺县七区半脱产的武装干部。参加革命后，爸爸感到没有文化知识不行，于是他就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向有文化的同志求教。通过努力，爸爸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开始接触毛主席著作，决心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由于爸爸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工作上由通讯员干起，直到南下前已是平顺县二区的区委书记了。

1949年初，解放战争的炮声隆隆作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向全国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为了接管长江以南的大中城市政权，党中央电令北方局迅即在太行、太岳两个解放区抽调四千余名党政军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爸爸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耐心说服了家里的亲人，积极带头报名加入长江支队的行列。爸爸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三大队四中队里，任组长。1949年3月，全体战士满怀深情地告别了太行太岳的父老乡亲，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一路上战士们克服了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爬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在1949年8月下旬抵达福建省。

爸爸到福建后被组织上分配在古田县六区区委会任书记兼剿匪工作组长，开始配合部队进行清剿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残余势力。解放初期的福建，情况相当复杂，国民党散兵游勇与当地反动组织、土匪相互勾结，横行乡里，骚扰破坏，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由于南下干部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在当地开展工作遇到了不少困难。但这些丝毫没有难倒他们。大家克服各种困难，仅仅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和积极分子，深入农村家户走访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剿匪工作。爸爸在剿匪工作中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对土匪“首恶者必惩，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身先士卒，带领广大民兵全力进行剿匪。土匪头子恼羞成怒以三十块大洋要悬辑我爸爸的头颅。剿匪部队狠狠打击了土匪恶霸势力的嚣张气焰，彻底摧毁了地方反动武装势力。记得爸爸曾经说过，有一位姓陈的叔叔当时是客栈老板，思想进步，时常接济我剿匪部队。他利用特殊的身份多次暗中向我方提供土匪活动的行踪，为我们能胜利完成剿匪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党不能忘记他们呐。文化大革命前，爸爸已调往罗源县委会工作，突然有一天，这位陈叔叔徒步从古田翻山越岭来到罗源找到爸爸，寻求爸爸为他找份工作以解决温饱问题。待爸爸了解了真相才知道，在古田有人诬陷陈叔叔是叛徒、通匪并按匪属对待，以致陈叔叔穷困潦倒。爸爸当时就义愤填膺，说“我们党历来尊重历史，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一位曾经资助过解放大军剿匪有功之臣竟然落到这般生活生活境地，令人寒心啊。”于是爸爸破例为陈叔叔在罗源县水泥厂找了份临时工，以维持生活。就因为这事，文革中有人还专门贴大字报说爸爸是滥用手中权力。

剿匪结束，爸爸就调往古田县公安局任局长。为稳定社会治安，打击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做出了特殊贡献。期间多次到省公安学校、中央公安学院学习进修，掌握了专业的刑侦破案技术。记得1974年初，罗源县百货公司商场发生了一起失窃进口高级手表案。案件发生后，罗源县公安局立即派出精兵强将进行侦破。罗源县城不大，但这起案件的轰动效应是巨大的，如不立即破案怎么想人民群众交代。侦破工作从早上进行到快旁晚始终无法破案，在排除了内盗和里应外合行盗的线索后，怎么也摸不清盗贼是如何进入商场的，手表的去向在何方？这可急坏了办案干警。就在这时，已是罗源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爸爸听说后，急忙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后，重新理清线索，带领干警认真仔细查看百货公司商场的地理环境，最终发现窃贼是利用商场排污水的暗水沟潜入商场的，于是根据现场遗留的指纹、鞋印等特征，很快就将行窃者抓获。原来行窃者是社会上的流浪者，他也是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暗水沟后实施盗窃的。

爸爸一生对党忠诚，对人民无比热爱。他对老百姓视为自己的父母，工作闲暇他常和老百姓一起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疾苦。爸爸的作风非常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官架子，爸爸在工作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办事认真细致，他常说，我们共产党人手中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做任何事情都要为人民高度负责任。并多次教育我们，要学会知恩图报。凡是对党作出贡献的人，就要永远铭记住他们，不能让他们寒心。是啊，正是出于这种对历史高度负责，对人民俯首孺子牛的精神，才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只要为百姓，爸爸可以为他们献上一颗火热的心，百姓也视爸爸为贴心人。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