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支队队员成补台，不为人知的英雄事迹

今年8月18日，是福州市解放整整50年了。50年虽然是个漫长的岁月，但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的，抹去的。因为，这里镌刻着党的辉煌业绩，毛泽东思想，英雄的形象，也倾满了我们南下干部的心血和无私的奉献。

是啊，这铮铮的言简意赅的话语，炽热朴素的感情，一下子把这个德高望重，精神矍铄的南下老干部，带回到了当年只有二十八岁的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晋城解放，随着锄奸反霸和土改运动，我凭着在私塾里学的那点文化和打算盘的本领，很快地就被村民们选进了农会，担任了财粮委员。在此期间，由于党的培养和我积极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四六年荣调到七区乡政府工作，任财粮会计，不久又调晋城县政府工作，为财政科税契股股长，从事地方经济财税和契约等工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废除不平等契约，解放生产力。但，当时的形势是，日寇投降后，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还很猖獗，还想伺机卷土重来进攻我解放区，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所以战争的硝烟仍弥漫在天空，解放战争的重担仍落在我们的肩上。党中央和毛主席为解救全国灾难沉重的人民群众，就必须彻底打垮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山西也不例外，就拿临汾战役来说，我们接到太行太岳军区司令部，关于攻打临汾晋城支前的命令后，我服从组织分配，责无旁贷地担起了支前的这副重担，东到金村、西到东沟，南到犁川，北到巴公，不管任务有多大，困难有多少，从没叫过苦，没发过怨言，起早贪黑投身在第一线。很快地完成了8000双军鞋，5000石粮食，200副担架，提前送到了战区，受到了裴丽生后勤部部长的表扬。尔后，又相继为解放河南省济源县，洛阳市，陕西省西安市等地，胜利地完成了多项支前任务。为解放华北、中原、西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9年1月，我们工作组正在七区小东沟村、连沟村、后河村搞土改。突然接到县委的通知，让我们即刻回去。一回到县里，县委马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为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号召，大家争先恐后报了名，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不例外了。可是，南下干部的名额少，报得多，组织上并没有批准我。我知道后，几经回合找领导，死缠硬求找组织，最后让我顶替了一个名额。时间正值1949年3月10日，我们一行186人组成的南下干部从晋城出发，开始远征。首先步行到的第一站是长子县，第二站到河北省武安县待命。那时，正赶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央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们，让我们学习，培训，什么时间南下，中央有安排。一月后的一个傍晚，接到中央命令，让我们在河南省黄河边老田庵处坐火车，途经开封、蚌埠、徐州、到南京。三天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六大队，在南京下关原国民党交通部休整待命。几天后的凌晨，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等领导看望了我们，给我们培训上课，并报请中央编为华支队。月余后，命令我们徒步到嘉兴，坐火车。谁知未到杭州，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就开始了狂轰滥炸，百般阻挠，沿途打击我们南下华支队，致使我们十余人中弹伤亡，迫使我们不得不暂停前进，在江山县治疗，养伤，休整。半月后，我们又接到上级命令，中央为保护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不让敌人发现，华支队分两批出发南下。我是第二批出发的。日夜兼程，徒步穿越巍峨的武夷山，秘密坐轮船，经南平、福州、然后转到目的地福安县。我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田良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兼管财粮工作。

初到福安县，领导及时给我们做了具体的形势分析报告。我心里也清楚，也明白，这里的工作异常复杂和艰难。因为，咱们晋城是老解放区，人民群众的觉悟高，思想也比较先进。虽然我们所接触的人民群众受的压迫也大，苦难也深，但客观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接受的政治和文化教育较少，思想相对落后，认识的程度不是马上会提高的，总得有一段时间，有一个过程。再加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土匪，以及顽固分子经常出没骚扰，烧杀掳掠，弄得人民更是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信心坚定和我们靠拢，拥护我们，支持我们，但也有一些人态度不明朗，认识模糊，态度或冷或热，脚踏两只船，左右摇摆。就拿我当时的单位，就我一个南下干部，管了八个顽伪人员，还要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催粮征集任务，难度较大，但我不怕，一是有坚强的党组织，二是有一大批南下干部互相支持，有把福建建设好的雄心和决心。我所采取的方法是“灵活”二字。依靠先进，帮助后进，鼓励表扬中间。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各处的粮行和小粮店人员争取过来了。同时也把大小地主的粮行、粮店，粮库储存，以及日销日进的流动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当时，福安县城内的兄弟俩是两大地主，屯粮最多，控制了整个县城，米面的售出，涨跌，各小粮行粮店都是看着他俩的门面和眼色行事。哥哥比较老实，守规矩，上级派购的任务，就完得好，完得快。那么我就表扬他，鼓励他，教育他，利用他。弟弟则不然，滑头滑脑，鬼点子多，不老实，耍赖皮。一次，他为了逃避派购任务，化装潜逃，被群众逮住后，我就拿他做典型，杀鸡给猴看，批他、斗他、让那些顽固分子和粮行老板作比较，让他们自由选择出路，是走他哥哥的那条路好呢？还是走他弟弟的那条路好？使那些顽固分子受益匪浅，掉转船头，回头是岸。在解放福州的支前运动中，数福安县完的任务多，完的任务好，贡献大。

1949年8月18日，福州解放后，由于我的成绩显著，党组织又派我到大上海学习了半年，后来学习期满毕业后，调福安行署粮食局任储运科科长，宁德县粮食局长，财政局长，福安行署商业局长，1958年调回宁德县任副县长。1978年12月，任宁德县委组织部部长，纪监委书记，以及宁德县第一任政协主席。1983年离休。直到今日回到老家，我还是照样关心着宁德县，时不时给那里的县委写信，询问情况。

南下干部是党中央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我就是老百年之后，也不会忘记美丽富饶的福建，更不会忘记善良多情的福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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