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支队队员成补台,不为人知的英雄事迹

2024-03-12
来源:晋城党史网
      成补台/口述,栗金马/整理


今年8月18日,是福州市解放整整50年了。50年虽然是个漫长的岁月,但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的,抹去的。因为,这里镌刻着党的辉煌业绩,毛泽东思想,英雄的形象,也倾满了我们南下干部的心血和无私的奉献。


是啊,这铮铮的言简意赅的话语,炽热朴素的感情,一下子把这个德高望重,精神矍铄的南下老干部,带回到了当年只有二十八岁的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晋城解放,随着锄奸反霸和土改运动,我凭着在私塾里学的那点文化和打算盘的本领,很快地就被村民们选进了农会,担任了财粮委员。在此期间,由于党的培养和我积极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四六年荣调到七区乡政府工作,任财粮会计,不久又调晋城县政府工作,为财政科税契股股长,从事地方经济财税和契约等工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废除不平等契约,解放生产力。但,当时的形势是,日寇投降后,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还很猖獗,还想伺机卷土重来进攻我解放区,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所以战争的硝烟仍弥漫在天空,解放战争的重担仍落在我们的肩上。党中央和毛主席为解救全国灾难沉重的人民群众,就必须彻底打垮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山西也不例外,就拿临汾战役来说,我们接到太行太岳军区司令部,关于攻打临汾晋城支前的命令后,我服从组织分配,责无旁贷地担起了支前的这副重担,东到金村、西到东沟,南到犁川,北到巴公,不管任务有多大,困难有多少,从没叫过苦,没发过怨言,起早贪黑投身在第一线。很快地完成了8000双军鞋,5000石粮食,200副担架,提前送到了战区,受到了裴丽生后勤部部长的表扬。尔后,又相继为解放河南省济源县,洛阳市,陕西省西安市等地,胜利地完成了多项支前任务。为解放华北、中原、西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9年1月,我们工作组正在七区小东沟村、连沟村、后河村搞土改。突然接到县委的通知,让我们即刻回去。一回到县里,县委马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为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号召,大家争先恐后报了名,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不例外了。可是,南下干部的名额少,报得多,组织上并没有批准我。我知道后,几经回合找领导,死缠硬求找组织,最后让我顶替了一个名额。时间正值1949年3月10日,我们一行186人组成的南下干部从晋城出发,开始远征。首先步行到的第一站是长子县,第二站到河北省武安县待命。那时,正赶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央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们,让我们学习,培训,什么时间南下,中央有安排。一月后的一个傍晚,接到中央命令,让我们在河南省黄河边老田庵处坐火车,途经开封、蚌埠、徐州、到南京。三天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六大队,在南京下关原国民党交通部休整待命。几天后的凌晨,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等领导看望了我们,给我们培训上课,并报请中央编为华支队。月余后,命令我们徒步到嘉兴,坐火车。谁知未到杭州,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就开始了狂轰滥炸,百般阻挠,沿途打击我们南下华支队,致使我们十余人中弹伤亡,迫使我们不得不暂停前进,在江山县治疗,养伤,休整。半月后,我们又接到上级命令,中央为保护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不让敌人发现,华支队分两批出发南下。我是第二批出发的。日夜兼程,徒步穿越巍峨的武夷山,秘密坐轮船,经南平、福州、然后转到目的地福安县。我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田良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兼管财粮工作。


初到福安县,领导及时给我们做了具体的形势分析报告。我心里也清楚,也明白,这里的工作异常复杂和艰难。因为,咱们晋城是老解放区,人民群众的觉悟高,思想也比较先进。虽然我们所接触的人民群众受的压迫也大,苦难也深,但客观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接受的政治和文化教育较少,思想相对落后,认识的程度不是马上会提高的,总得有一段时间,有一个过程。再加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土匪,以及顽固分子经常出没骚扰,烧杀掳掠,弄得人民更是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信心坚定和我们靠拢,拥护我们,支持我们,但也有一些人态度不明朗,认识模糊,态度或冷或热,脚踏两只船,左右摇摆。就拿我当时的单位,就我一个南下干部,管了八个顽伪人员,还要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催粮征集任务,难度较大,但我不怕,一是有坚强的党组织,二是有一大批南下干部互相支持,有把福建建设好的雄心和决心。我所采取的方法是“灵活”二字。依靠先进,帮助后进,鼓励表扬中间。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各处的粮行和小粮店人员争取过来了。同时也把大小地主的粮行、粮店,粮库储存,以及日销日进的流动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当时,福安县城内的兄弟俩是两大地主,屯粮最多,控制了整个县城,米面的售出,涨跌,各小粮行粮店都是看着他俩的门面和眼色行事。哥哥比较老实,守规矩,上级派购的任务,就完得好,完得快。那么我就表扬他,鼓励他,教育他,利用他。弟弟则不然,滑头滑脑,鬼点子多,不老实,耍赖皮。一次,他为了逃避派购任务,化装潜逃,被群众逮住后,我就拿他做典型,杀鸡给猴看,批他、斗他、让那些顽固分子和粮行老板作比较,让他们自由选择出路,是走他哥哥的那条路好呢?还是走他弟弟的那条路好?使那些顽固分子受益匪浅,掉转船头,回头是岸。在解放福州的支前运动中,数福安县完的任务多,完的任务好,贡献大。


1949年8月18日,福州解放后,由于我的成绩显著,党组织又派我到大上海学习了半年,后来学习期满毕业后,调福安行署粮食局任储运科科长,宁德县粮食局长,财政局长,福安行署商业局长,1958年调回宁德县任副县长。1978年12月,任宁德县委组织部部长,纪监委书记,以及宁德县第一任政协主席。1983年离休。直到今日回到老家,我还是照样关心着宁德县,时不时给那里的县委写信,询问情况。


南下干部是党中央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我就是老百年之后,也不会忘记美丽富饶的福建,更不会忘记善良多情的福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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