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晋城谈判”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

“（1940年）4月中旬，朱德到晋城，派代表与卫立煌的代表相互联系，进行谈判，议定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驻防区，按照新确定的防区，八路军主动北撤，退出林县（南部）、平顺（南部）、长治、壶关（南部）、晋城、阳城、高平及河南省北部一带。”

1938年卫立煌与朱总司令在一起。翻拍自《回忆卫立煌先生》 （赵荣生）   

文史出版社1985年出版

这是目前看到的关于“晋城谈判”的最权威记载，出自《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一书。该书由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封面题字为薄一波。书的编写由郭钦安、王绣锦直接领导，并多次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和修改；韩洪宾、赵力之、卫逢祺、张天乙、窦凯、阎文彬参加了全部书稿的讨论和审核。该书由这些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亲自审稿，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

1939年，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在河北被八路军击败后，蒋介石下令胡宗南把第九十军调到晋西，命令庞炳勋、范汉杰、刘戡、陈铁各部主力集中到太南周围，还准备再增调六个师渡黄河北上，摆出一副准备大打的架势，山西的阎锡山也发动了反共清共的“十二月事变”疯狂残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摧毁我抗日政权。国共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岌岌可危。   

“晋城谈判”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1940年4月中旬，朱德总司令代表我党和国民党代表卫立煌在晋城为解决太行山一带国共军事摩擦进行了谈判；我党在晋城谈判中相忍为国，作出重大让步，及时地避免了与蒋介石进一步摩擦，维护了国共两党团结御敌的抗战大局。由此可见，“晋城谈判”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重大事件。

然而由于多方原因，对晋城谈判的认识远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历史高度。廓清笼罩在晋城谈判上的种种迷雾，弄懂“晋城谈判”的来龙去脉，还原其历史真相，这不仅是晋城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山西乃至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晋城谈判”为什么长期不被重视

说起“太南撤军”，大家都十分清晰明白，但说起“晋城谈判”则一头雾水，而且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由于种种原因，党史中对此记载很少，而且谬误流传。《朱德传》中甚至说“朱德暂时无法抽身前去同卫立煌会面”。按《朱德传》的说法，“晋城谈判”只是计划中的一次谈判，并未真正实现。《朱德年谱》新编本952页记载：“（194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指出：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并提出了会见时应谈的十三条要点。但并没有关于“晋城谈判”的更进一步记载，朱总是否赴晋城谈判也不清楚。

《朱德传》和《朱德年谱》作为研究朱德的最权威资料，在“晋城谈判”的问题上尚且语焉不详、模棱两可，其他资料就更少涉及。尤其《朱德传》的错误记载对研究“晋城谈判”有很大误导作用。这导致“晋城谈判”长期处于一个尴尬状态，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有四：   

1、“晋城谈判”前夕，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由延安发出的指示，八路军总部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通过电报交涉，双方已经停止军事冲突，脱离实际接触。八路军一线部队奉命主动从太行南部地区撤出，让出由高平经陵川到林县的大道，将太南一大片根据地让给国民党军队，史称“太南撤军”。人们只知道声势浩大的“太南撤军”是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卫立煌的协议撤退的，却不知道真正为这次军事冲突画上圆满句号的晋城谈判尚在“太南撤军”后面。这就使得双方达成的“太南撤军电报协议”掩盖了随后进行的晋城谈判。

2、“晋城谈判”是抗战时期我党和国民党在抗战前线晋城进行的一次“秘密会谈”，是不公开进行的，时间也非常紧促，少为人知；

3、代表国民党参加“晋城谈判”的卫立煌与我党和八路军关系密切。我党在会谈之后有意不做宣传，一是为了不过分刺激蒋介石，二是维护了卫立煌先生的利益，避免他在蒋介石面前下不来台。

4、由于“晋城谈判”与紧接其后的“洛阳谈判”、“周恩来重庆谈判”是一系列事件，党史上往往将其视为同一历史事件，对“晋城谈判”单独记载甚少，甚至谬误流传，使得人们只知后两者，导致“晋城谈判”的重大作用被“洛阳谈判”和“周恩来重庆谈判”的大名气所掩盖。殊不知“晋城谈判”才是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国共之间最早、最关键的一次谈判。其后进行的“洛阳谈判”和“周恩来重庆谈判”都是在“晋城谈判”的基础上进行的。

二、晋城谈判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

查阅《朱德年谱》中关于“晋城谈判”的电文，1940年3月10日至4月12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晋城谈判”7次致电朱德、彭德怀。   

1940年3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电：“……七大快开，盼朱总乘见卫立煌机会，即来延安。”

3月19日，毛、王致朱、彭、杨尚昆电：“……卫立煌表示希望与朱、彭会谈，请你们考虑择地与卫会谈问题，如你们决定会谈时，请将边区、扩军、补充、军饷、新军、河北及皖东进攻新四军各问题全盘提出托其转蒋。”

3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朱、彭、杨：“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并提出了会见时应谈的十三条要点。

4月2日，毛致电彭：“七大快开，你大概难于出席……朱总能早来否？”

4月4日，毛致电彭：“蒋介石招周恩来、朱德谈判……周定十号前出发，朱先来延安，必要时去渝，或者不去。”

4月12日，毛、王复电：……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总：“七大快开，请你于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来延安……何时去见卫？中央军内部情形如何？盼告。”

通过这7封电报，一是能够清晰地确定朱德与卫立煌谈判的地点选在晋城。二是党中央毛主席围绕“朱德、卫立煌晋城会见”问题，向朱德、彭德怀密集的发出多份电报，并且不厌其烦的对晋城谈判作出指示，可见晋城谈判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三是晋城谈判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太南撤军”，而是国共两党就相关问题的全面谈判，涉及“边区、扩军、补充、军饷、新军、河北及皖东进攻新四军各问题”。

三、关于晋城谈判时间地点的考证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有限资料，初步确定“晋城谈判”的时间是1940年4月13日，地点是晋城西南的陈庄村（今泽州县南村镇陈庄村）。   

对晋城谈判的记载有党史资料、当事人回忆，其中最权威的是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的《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明确说“（1940年）4月中旬，朱德到晋城，派代表与卫立煌的代表相互联系,进行谈判，议定以临屯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驻防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驻防区,按照新确定的防区,八路军主动北撤，退出林县(南部）、平顺(南部)、长治、壶关(南部)、晋城、阳城、高平及河南省北部一带。”其次是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回忆卫立煌先生》和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周文龙回忆录》。

《回忆卫立煌先生》作者赵荣声是我党派遣到卫立煌司令长官部的地下党员，对卫进行秘密的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卫立煌的秘书，从1938年2月下旬至1941年10月一直在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工作近四年。赵荣声在书中的不同章节中不止一处回忆到晋城会谈。尤其是在第十章中，比较清晰的描述了朱总司令和卫立煌进行晋城会谈时的情形。《回忆卫立煌先生》第212页记载：“（谈判）开始卫、朱两人并不见面，各自住在一个村子里，卫立煌住在晋城以西四十里的陈村，朱总司令住在晋城以北某村。双方派员往来传话，等一切谈得差不多了，并分头向重庆和延安请示过了，双方见面再作最后决定。见面地点是临时约定的地方，既不是这一方的驻地，也不是那一方的驻地，显得双方平等、公平。”

周文龙是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副部长，他虽然不是当事人，但是一个知情者。《周文龙回忆录》第六章“跟随朱总司令去西安领军饷”中记载：“……在一败再败的情况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派人与我方会谈。1940年3月，在晋城西南陈村，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谈。”“晋城会谈只得到了一个划分作战区域的权力。此外，经过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同意将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我们。”

最有价值的一篇回忆文章，是卫立煌的警卫排长李果君写的《抗日有功青史留名——卫立煌将军的一生》。李果君是朱总司令和卫立煌1940年4月在晋城南村镇陈庄村会见的直接见证人，他亲自参与并目睹了在陈庄村外迎接朱总司令的详细过程。这篇文章的价值主要在细节，一是当日他放“独立排哨”的位置在陈庄前面两华里处的山头小庙上，此庙确有。二是朱总司令的随从是“大约有一排人的马队”，骑的都是日本高头大马。三是他与朱总司令的一段对话，非常生动详细。   

值得一提的是聂真（时任晋豫区党委书记）的回忆文章《抗日战争时期党对晋豫边武装斗争的领导》，文中说“这时因华北整个反摩擦已取得胜利，朱总司令与卫立煌谈判已达成协议，谈定从长治到临汾以北，壶关、林县中部以北属于我军，以南国民党军驻防。”聂真是亲历者，此文也可证实朱总司令与卫立煌晋城谈判。

晋城谈判在陈庄还有一个佐证，就是陈庄村的申鑫和老人，他给笔者指认了当年卫立煌司令部住址——陈庄村“陈公盛”大院。申鑫和说：卫立煌部队有好几百人，卫立煌住在北院的堂屋，当时“陈公盛”住不下的官员就住在村南的“升堂院”，在“陈公盛”对面的“作坊院”里也曾住过一个军长，通讯处设在村南高处的一个大院里，这里线杆林立，密密麻麻的电话线通向各处。卫立煌出行时前呼后拥，随从、警卫一大帮，卫兵胯上挎的都是双枪，当时在村子周围岗哨林立，盘查很紧，本村人天一黑都进不了村。申鑫和说，卫立煌看见他妹妹申软香活泼可爱，曾给她糖吃。陈庄年纪大点的村民几乎都知道卫立煌曾在本村“陈公盛”住过，邻近不远的郎庄村村民也做了证实。

关于晋城谈判的地点，当事人李果君和赵荣声写的很明确，就是陈庄。知情人周文龙写的是“晋城西南陈村”，应为陈庄。

对晋城谈判时间的考证，则缺乏有力的资料。通过对《朱德年谱》新编本电报稿的研究，初步确定“晋城谈判”的时间是1940年4月1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朱、彭、杨，第一次提到“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是1940年3月28日，《朱德年谱》记载“3月29日，朱德出席晋冀豫区新闻界召开的宪政座谈会并讲话”，之后《朱德年谱》有15天没有朱德活动的记载，一直到4月15日，才记载“朱总出席抗日军政大学在武乡县蟠龙镇举行的第六期开学典礼并讲话。”这就是说这期间朱德有可能不在八路军总部。从3月28日提出“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直到4月12日的毛、王复电“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唔？”，这说明4月12日朱德仍然没有与卫立煌见面。而朱德4月15日在武乡县蟠龙镇参加活动，只有4月13日、14日可能与卫立煌见面举行谈判。晋城距武乡200多公里，朱总一行骑马最快也得一天，只有4月13日可能与卫立煌见面。

归纳以上因素综合判断得出结论：朱、卫陈庄会见应该在4月12日—13日进行并结束，这样朱总才能在14日骑马返回总部，于15日亲自参加武乡县蟠龙镇举行的抗大开学典礼。

四、晋城谈判的成果及重要意义

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设想，晋城谈判并不仅仅是划界和撤军，“如你们决定会谈时，请将边区、扩军、补充、军饷、新军、河北及皖东进攻新四军各问题全盘提出托其转蒋”，可见晋城谈判是就国共双方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全面谈判。但是，晋城谈判究竟谈了什么，目前尚未看到权威资料。不过从目前有限的资料来看，似乎没有我党设想的那么好。《周文龙回忆录》说“晋城会谈只得到了一个划分作战区域的权力。此外，经过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同意将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我们。”1940年4月4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蒋介石招周恩来、朱德谈判……周定十号前出发，朱先来延安，必要时去渝，或者不去。”蒋介石招周恩来、朱德去重庆谈判，说明这么多重大问题也不是朱总和卫立煌可以谈定的，我党的意思也是将”各问题全般提出托其（卫立煌）转蒋”。   

由此可见，晋城谈判至少取得了两大成果：一是重新划定抗日的驻军防区：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界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十八集团军驻区。二是国民党同意将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我们。

当年目睹卫立煌的申鑫和老人指认卫立煌在陈庄村的司令部旧址（王晋川摄）

晋城谈判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忍辱负重，出于保全抗日救国大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撤出太南地区的背景下，国共两党举行的一次重要谈判，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晋城谈判订立的重新划定抗日的驻军防区协议，是八路军与朱怀冰部战役结束后的和平解决，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扭转了严重的形势，稳定了局面，使华北人民在抗战初期获得的果实得以保持。自从签订了这项协议，在华北就没有再发生较大的冲突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就这么结束了。所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协议。   

第二、晋城谈判之前，我党我军虽已撤出太南，但在朱怀冰部被击败后，蒋介石虽然摆出一副准备大打的架势，但他也知道已不可能再从八路军手中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夺过来了，因此下令：“冀察战区鹿总司令所属庞炳勋军、石友三军、朱怀冰军、孙殿英军、孙良诚游击队，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及其他游击队、地方团队等着概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统一指挥。”这实际上是被迫撤销了原有的冀察战区。晋城谈判之后，新划定的防线，把河北省和太行山区以及晋冀豫边区许多地区划为十八集团军的防区，这具有重大的意义。表明在陕甘宁特区之外，国民党又承认了一个事实上存在的特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土地、人口、物产、战略地位，种种条件都超过陕甘宁，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将来战胜日本后收复失地和继续革命的重要根据地。   

卫立煌军部警卫排长李果君发现朱德一行的小庙今貌

第三、晋城谈判进一步争取到让国民党答应补发拖欠的八路军军饷，缓解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第四、晋城谈判奠定了“洛阳谈判”及“周恩来重庆谈判”的基础。晋城谈判是1940年4月中旬举行的，“洛阳谈判”是朱总于1940年5月出太行抵达洛阳后进行的，“周恩来重庆谈判”则是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于1940年6月至9月在重庆同国民党直接进行的。“晋城谈判”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稳定了山西及华北的抗战局面，为我党赢得了一大片更有利于将来发展的根据地；并进一步争取到让国民党答应补发拖欠的八路军军饷。“洛阳谈判”则进一步公开申明了我党的合作抗日主张，驳斥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共嘴脸，并营救了一部分在国共摩擦中被捕的同志，并领取国民党拖欠的军饷。“周恩来重庆谈判”则是我党针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运用斗争策略主动出击，把蒋介石的“注意焦点”由华北引向华南，维护了我党“晋城谈判”取得的实际利益。

（作者：王春平为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晋川为陵川县第三中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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