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共中央准备尽早召开中共七大。党中央毛主席多次致电前方,希望朱总司令早日返回延安。鉴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刚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大举向陕甘宁边区、山西西部和太行山区进攻(1939年底的“十二月事变”,使山西的党政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保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朱总司令决定先去洛阳会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转回延安。
4月10日,朱总司令一行由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出发前往延安。随行人员有朱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时任八路军总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总部供给部副部长周文龙,总部秘书处秘书长周桓,以及随行参谋、秘书、统战部的干部,电台工作人员,前总供给部的同志。还有一个国民党派到华北的党政军敌后工作考察组。组长是国民党元老、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战区分会主席王葆真、卫立煌特派代表少将高级参议申凌霄也随朱总司令一行前往洛阳。
《朱德年谱·新编本》记载,为保证朱总司令的安全,八路军总部当时派出的是总部特务团警卫营长李树槐,129师385旅769团红三营营长郴长林、黎武忠和一个加强连的官兵。“150名战士全是久经战火考验、勇敢机智、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棒小伙。连排干部也是从全旅拔尖拔来的,而且均降一级担任职务,如营长担任连长,连长担任排长,以此类推,4个排建制共12个班,每班配两挺日式歪把子机枪,其余全是日式三八步枪。所以要这样装备,除考虑总司令的安全外,对那些专门制造‘八路军游而不击’谣言的国民党顽固派,也是一次有力的揭露。如果不打日本鬼子,哪里会有这么多的日式精良装备呢(《周文龙回忆录》第117页)?”康克清回忆每个战士都“背着清一色的三八步枪,人人腰里缠着日军的六五子弹带,每个班还配有日本的歪把子机枪(《康克清回忆录》第269页)”。保卫战士不但装备精良,而且个顶个的都是传统优良、作风顽强的精兵强将。“此外,还特地选调了10匹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骡子,专做驮运军款用(《周文龙回忆录》第118页)。”
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一行三四百人从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出发,经黎城、潞城、平顺、壶关、陵川,于4月30日深夜抵达泽州县柳树口镇。5月3日夜里从柳树口的孟掌村出发,凌晨进入晋庙铺村。
朱总司令出太行的路线,在长治境内的行程基本处于八路军的可控范围,出太行后进入河南境内直至当时的大后方洛阳,沿线被国民党卫立煌的军队控制着,也是比较安全的一段行程。唯独泽州境内的行程,因全线都是日军占领区,是朱总司令出太行行程中最曲折惊险的一段。当时日军侵占晋城后,主要是点线占据,即占领城镇周边及公路沿线。晋庙铺处在河南进入山西的主要交通要道博(爱)晋(城)公路的干线上。日军在此设重兵把守。距离晋庙铺五里的拦车村日军据点是河南进入山西的第一个大据点,建有坚固的碉堡和炮楼,还设立了支应局(维持会)收编汉奸成立保安队。并在大口、天井关、东岭口、申匠等地建了碉堡。
为了保障朱总司令顺利通过博(爱)晋(城)公路晋庙铺的封锁线,国民党第九军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在晋庙铺村西的风门村(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现已和晋庙铺村连成一片)迎候。这里距晋庙铺的博(爱)晋(城)公路日军封锁线不到一公里,村子的两边有两个对称的小山包,叫风门谷堆,是晋庙铺的制高点。站在山头俯瞰博(爱)晋(城)公路一目了然。此处进可攻退可守,跨过公路封锁线即可快速到达张虎街村。在日军占领时,这是从晋庙铺通往土河、衙道、阳城等地唯一没有被日伪军驻军控制的一条最便捷的乡村通道。1939年晋博公路保卫战时四十军三十九师运送物资,转移伤员就是走的这条路。关爷顶阻击战时,四十军特务营也是通过晋庙铺小山河转移到洞八岭的。
5月4日上午,朱总司令一行到达晋庙铺和九军派来的部队在风门张院会面后,正准备过封锁线时,日军突然打来五六十发炮弹,将晋庙铺村东的山神土地庙炸塌,楼后院前后的房屋多处中弹起火。二百多日军停留在晋庙铺的封锁线上。当时以为被日军发现了,三连指战员和九军接应的部队迅速占领了风门谷堆和西阁外谷堆等制高点,做好了战斗准备。直至夜幕降临时,日军才撤离晋庙铺村回到据点。
当夜10时,由向导李有生带路,利用夜色的掩护,朱总司令一行悄无声息地穿越过博(爱)晋(城)公路晋庙铺封锁线,一路向西,朝着张虎街的方向疾行。从晋庙铺去往张虎街的路和去往拦车的路,分别在两条平行的山梁上,直线距离不超过五里。一路上清晰可见日军据点里的灯光。夜11时左右,通过了张虎街村,大家这才松了口气。从这里开始到小山河村不到十里路,但全是山高坡陡的下坡路。时值农历三月下旬,月色昏暗,队伍成一列纵队,在稀微的星光下,缓慢地向山下走着。5月5日凌晨2时左右到小山河村,这里离马街很近,民国年间同属追山乡。朱总司令一行在村外的打谷场休息了一会儿,沿三脚河边一路上坡直奔马街。晨四时到达马街村,第九军一个营在此迎接。整整一天一夜,在日军的鼻子底下活动。是朱总司令出太行最紧张、最惊险,也是最难忘的一天。
《朱德传》中详细地记载了这段历史:“五月四日,又要通过日军封锁线,由第九军派人前来迎接。当朱德一行正准备越过封锁线时,日军忽然打来炮弹五六十发,因此到黄昏后才重新前进。当夜十时通过博(爱)晋(城)公路晋庙铺的封锁线。这里离日军驻地不过五六里路,白天还有二百多日军曾停留在此。过封锁线后,由当地群众做向导,走小路西行。一路上,经过崇山峻岭、浅溪深谷。月色昏暗,只有星光稀微,隐约照人。凌晨到达马街,第九军一个营在这里迎接。五日,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在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曾经浴血奋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他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赋诗抒怀,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太行》就是这时写的: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相持阶段,朱德总司令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秉持民族大义,肩负历史重任,冒着生命危险,从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出发,突破日寇的重重封锁,直下太行奔赴延安的壮举,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段佳话。80多年过去了,硝烟已经散去,但历史的记忆是永不可磨灭的。他将永远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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