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

毛主席的逝世，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事件。回忆悼念毛主席逝世日子里的亲历、亲见、亲闻，也可见当时历史的一斑。

天塌地裂

中国人崇拜“龙”，向来以为龙年是“吉利的年份”。在龙年出生的人比例比其它年份高。龙是中国的象征。歌词唱道：“古老的中国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就叫中国”。

可是，1976年是龙年，对中国来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频降的一年。这可能是历史长河中不可遇的偶然吧。

1月8日，78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因患膀胱癌逝世。

   3月8日，吉林市地区发生了一场罕见的“陨石雨”,共有3000多块陨石坠落，最大的一块重达1770公斤。

   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6.2级地震,死亡28人，伤865人。

   5月29日，云南西部龙陵县发生7.3和7.4级两次强烈地震,死亡98人，重伤451人。

   7月6日，90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造成24.2万人死亡，重伤16.4万人。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两次7.2级大地震,死亡41人，重伤156人。

   9月9日，83岁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因病去世。

   毛主席的去世，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我和人们当时的第一感觉一样，就是“天塌地裂”，天真的是“塌”下来了。

晴天霹雳

   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钟，是我上小夜班的时间。那时我担任陵川县化肥厂化工一班值班长职务。下午3点40分，各岗位工人从接班会议室出来后，陆续到车间各岗位进行接班。4点整，听到厂办公室的大喇叭响起来，先播着哀乐，后播放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国各族人民书讣告。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我一下子就像傻了一样，脑子一片空白,呆呆地站在车间门口一动不动。

   一会儿，从紧靠车间门口的合成岗位上传来了嚎啕的哭声，我即向车间走去。看到一名女工正爬在桌子上大哭。另两个男操作工人也站在机器旁发愣。我的意识一下子警醒，应该赶快稳住工人情绪。化工生产易燃易爆易中毒，这个时候是万万不能出现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

   那时候化肥厂各工段、各岗位都有内线电话。我立即通知各工段的岗位长到合成分析室召开紧急会议。简短的布置后，各岗位长迅速回到岗位。班中我又多次反复查岗，提醒大家精心操作。车间里工人基本上是沉默无语，情绪稳定。我忐忑不安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那天下午4点钟，在交接班室里，下班的化工三班工人，有几个女工抱在一起哭泣，男职工则坐在石条凳上低头沉闷不语，连交班总结会议也没开成。毛主席的去世，那时候对我们普通工人也真是“晴天霹雳”，一下子就把我们打懵了。

万人空巷

   毛主席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我们还是上下午4点的小夜班。我和工友们当时都是20来岁的青年，不上班的时候，大多爱结伴上街闲逛。那天上午，我们和往常一样走到陵川街上，大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街上行人很少，遇到一两个人，也都是无言无语，低头匆匆走路。

   我们平时最爱去吃猪肉杂割的小铺关着门。最常去喝的回民肉丸摊点上，摊主也没有出来。索然无味时，走进了开着门但无一顾客的小十字街早晚百货门市部。和售货员交谈中得知，昨天下午知道毛主席去世后，街上的菜铺、小门市部、小吃摊都无心营业就关门了。今天街上还稀稀拉拉的能看到个人，昨天下午街上好长时间都看不到一个人。

   我们从门市部出来后说：“回吧”！回到东街铁匠铺门口，看到东关的一个生产队长集合人上地。已经9点多了，才有5-6个人围在那等人。有个社员说：“毛主席都不在了，还去地干甚”！队长说：“毛主席不在了，你就不上地了，不吃不活了”？社员说：“不活了”！

   那时毛主席去世，真是使人觉得没了主心骨，不知今后的日子怎样过。人们最担心的是苏联会不会打进来，美帝国主义会不会乘机对我们动手；最担心的是中国会不会有修正主义分子上台，让我们重新返回旧社会，“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最好奇的是谁会接主席的班，成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但在那个时代，心里只敢想，嘴上是根本不敢说，不敢问的。就是认为最要好的朋友间，也不敢谈论。

   毛主席去世后的前两天，陵川大街上真是“万人空巷”、门可罗雀。能不办的事尽量不办，能不出的门尽量不出。城镇、农村基本一样。

悲痛吊唁

   根据有关通知精神，从毛主席去世后的9月11日开始，全国各地开始为期一周的大规模吊唁活动。街上各店铺要全部恢复营业。按要求，每个工厂要布置灵堂，每个县城要布置中心灵堂，每个公社（即现在的乡镇）、大队都要有灵堂。人们开始忙碌筹备起来。

   那时化肥厂在大饭厅的舞台上搭建了灵堂。因为我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民兵连长，就由我负责灵堂的搭建、吊唁秩序维护和安全保卫工作。

   灵堂中间黑兰色幕布上挂着毛主席像，四周用黑布挽成的布髻围着。两侧摆放着化肥厂各车间、单位敬献的花圈，两旁的柱子上插着松枝。门口每天有2名工人持半自动步枪站岗（白天每班2小时，晚上1小时轮换上岗）。

   全厂干部职工和社会上一样，每天都必须佩带黑袖章。上班戴到工作衣上，下班戴到日常穿的衣服上。如果谁要是在大街上、工厂里没戴黑袖章，就会遭到大家异样的眼光，无论在哪里，就会有人问：“你为什么没戴袖章，你对毛主席不忠吗”？不戴黑袖章在当时是会被受到追究的。那时人们非常谨慎，唯恐一句话不对而被审查。平时有些桀骜不驯、比较捣蛋、爱讲怪话的人，也一反常态，变得温顺如羊。就这样分管治安的我也不敢掉以轻心，每天都得向领导汇报动态，监督每个干部、职工的行为。

   在一周的吊唁活动中，全厂干部、职工都必须利用下班时间学习1-2个小时，主要内容是登载毛主席逝世消息的有关报纸。

   学习过后，以单位排队到灵堂进行悼念。从右边台阶上，给毛主席像鞠躬后，绕场从左边下来，在台下站好队，由单位负责人宣布主持默哀3分钟后，带出灵堂自行解散，一周内天天如此。

   陵川县的中心灵堂设在县文化馆内。轮到化肥厂吊唁时，是由我带队前去的。那时化肥厂通往县城街道上的路是土路，只有4米宽，常有本厂拉炭的汽车和行人走，队伍只好靠右成两路纵队行进。最前面两人抬着花圈，后边跟着的工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朵用纸自制的小白花。前边走到了东关区域的县粮食加工厂，后面的队伍才刚离开化肥厂的大门口。几百人的队伍，也真可谓是浩浩荡荡。一路上汽车过去扬起灰，也没人敢躲闪，平时爱嬉笑打闹的女工也都垂着头，默默而行。

   中心灵堂有公安人员执勤，秩序井然，庄严肃穆。旁边还配备了医护人员和急救车辆，以防吊唁中有情绪失控和昏迷需抢救的人员。遇到外单位的熟人，也没人乱讲话和打招呼。大家都是垂着头，慢步缓行，那种“悲痛吊唁”氛围的情景，我现在还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轩然大波

   1976年9月18日下午3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掉大会。届时数百万群众将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人们静立默哀3分钟，全国的火车、轮船、工厂的汽笛同时拉响，举国哀恸。根据上级精神，陵川县的追悼大会场址设在陵川一中操场上。会场离化肥厂较近，决定会场主持人不用看手表，用化肥厂汽笛拉响的时间（要和北京天安门的默哀时间相吻合）进行默哀开始和结束。县领导当即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化肥厂。化肥厂领导将9月18日下午3点上班人员进行核实，正好该我领导的化工一班上班。厂里立即通知我和机修的师傅检修汽笛，保证按时正常使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所用汽笛更换成新的，控制阀门也更换成了新的。当天经过检验试用效果非常好，厂领导也十分满意。为了安全起见，还把阀门加锁，钥匙由我一人掌管。真可谓是万事俱备，只等到时使用。

   9月18日下午2点50分，我指挥合成操作工和我一起鸣放汽笛。我打开锁，让操作工手持阀门把，我看着早已多次对好的手表。时间一到，我即大喊：“开始”！谁知操作工人打开阀门，汽笛没响。我大喊：“开全！开大”！还是没响。这时突然从空中泼下一股冷水，浇在我和操作工人的头上、身上。正在我们发懵时，一股又一股的冷水又浇在我们身上。抬头一看，汽笛尾管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我当时惊慌失措，心急如焚。大约冒了一分多钟后，冷水变成了滚烫的开水烧得我们不敢靠近阀门。大约过了两分50秒后，汽笛嘹亮地响起来了，可几秒过后，默哀结束时间到了，我只好下令关掉阀门。

   出现这样的事故，我和操作工呆若木鸡。头发上、衣服上、裤子上往下淌水，也全然不管不顾。

   追悼大会结束后，先回来的工人说，你们怎么搞的，到时没放汽笛，默哀结束，你们却放几下。等的吧！公安局一会就来了。

   确实，一会儿有两个公安人员骑着摩托车来到厂里，把我和那个操作工叫到厂办公室调查情况。经调查分析是准备工作“太认真了”。汽笛用的是蒸汽压力鸣放，以前旧阀门密封不严像个倒淋阀，把管道的蒸汽冷凝水都漏跑了。可这次厂领导为了鸣放时嘹亮，有足够的压力，必须让更换了旧阀门，而新阀门虽密封好，但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24小时，蒸汽管道到汽笛段，蒸汽冷凝成水，而水是不能鸣响汽笛的。

   公安人员看到我们俩像个落汤鸡，又不是有意破坏，且厂领导让换新阀门又没预见到这个情况，也有一定责任。他们说回去向领导汇报后再说，当场没有带走我们，领导让我们赶快去换衣服。

   后来听说，县有关领导听汇报后，向厂领导调查，了解到我和操作工都是贫农成份，我又是退伍军人、共产党员，认为是责任事故，不为有意破坏，决定“不予处分，不予追究”。但在那个非常时代，那几天我还是悬心吊胆，无耐也只好听天由命。

   这次“轩然大波”，已过去很多年了，但回忆起来也是我终生一大遗憾。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