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抗日“上党银号”红色货币

“上党银号”“冀南银行”货币，俗称“八路军钞票”。“上党银号”是晋东南上党地域的特殊符号，承载着无数太行太岳英雄儿女与八路军浴血奋战波澜壮阔的史诗，是中国共产党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早期红色货币代表。“上党银号”“冀南银行”，为什么发行？在哪里印刷等，都是人们探索的焦点。收藏不仅是认识货币，更重要的是了解背后的历史故事，方为行家里手。提起钱币印刷，大家准会说出自高平国营145厂。真与145厂有关吗？答案是否定的，从建厂时间上分析，绝对没有红币的机缘。1992年10月第一版《高平县志·造纸印刷》：“1973年国家投资在釜山村创建国营145厂，1976年投产。该厂印刷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1988年迁往别处。”

一、筹备战略物资1938年4月中旬，八路军总部指挥东翼集团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第一次“九路围攻”后，中共晋冀豫省委随同八路军总部机关立足晋东南根据地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沁县，召开会议讨论建设根据地经济贸易工作，会上提出建立边区根据地自己的银行，解决抗战物资，促进抗日民众经济建设。8月17日，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

二、上党银号诞生8月下旬，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由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三纵队，牺牲救国同盟会长治中心区、第三、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统筹，在沁县郭村成立“上党银号”，薄一波兼任总经理。由三专署秘书处、财粮科负责具体筹办。内部设会计股、发行股等科室，外部设印刷厂。工作人员享受部队供给制，配有武器与运输工具保障安全。钱币印制由五专署、决死三纵队戎子和、王兴让负责，由高平上党文化出版社秘密印制。    1939年春，山西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根据中共北方局党委指示，成立“第五行政区救国合作社”，发行“第五行政区救国合作社流通券”。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三种，以弥补上党银号票之不足，共发行56万元。此外，还有“晋、高、阳、陵、壶五县银号券”，这些票券流通范围小，时间也短。7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沁县沦陷。“上党银号”先后转移至沁源陈家岭、崔家沟、塔则沟等地，转移途中多次遭遇日军袭击，账簿、钱钞部分散失，但核心机关并未摧毁。      1987年8月版《山西大事记》：“1938年8月，上党银号在太岳区沁县郭村成立，发行“上党银号”货币，经理王鹤五。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圆、贰圆、伍圆和拾圆七种币，共发行300余万元。

三、冀南银行诞生1938年10月15日，左权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成立上党银号的基础上，再成立冀南银行，并发行冀钞在太行太岳、冀南和晋冀豫区流通。次年实施。   1939年6月，为了统一抗日根据地的货币，保证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在晋冀鲁豫和冀南区范围内发行冀南币。   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黎城县成立，高捷成任行长。上党银号工作人员及财产陆续并入，完成交接。流通的冀钞，太岳版的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贰圆、伍圆、伍拾圆、壹佰圆；太行版有拾圆、贰拾圆、贰拾伍圆、壹佰圆、伍佰圆等；还有太岳经济局流通券伍拾圆券和壹佰圆券。10月底，彭德怀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蒋介石严令禁止冀南银行一事，建议以杨秀峰、宋任穷名义复电蒋介石。八路军根据地设立冀南银行及发行冀南流通券，一为整理各县杂钞、作为灾民放赈贷款之资。一为禁止伪钞，并未禁止法币流通。冀钞作为晋冀鲁豫根据地本位货币。抗战初期，面对敌人的分割封锁环境，根据地实行了各区分散发行货币的管理办法，即各根据地发行的冀钞互不流通使用。白晋公路线以西的晋沁、晋北、阳南、阳北等县行政上属太岳区管辖，市场上流通的冀钞为太岳版，标有“太岳”二字。而白晋线以东的晋东县等属太行区领导，市场上流通的冀钞为太行版，标有“太行”二字。虽然都是冀钞，但两区之间不能互相流通使用。11月12日，彭德怀阳城县析城山牛心温村，致电总部建议：129师在4个月内，在冀南扩充兵6000人。晋冀豫地区在6个月内扩充1万人，15个党员以上的党支部，要求有1至2人支持八路军，并吸引群众参加八路军。为保证冀南银行货币在太行山区流通，总部及129师应即计划由路东运存粮、盐100万斤，棉花50万斤，陆续出口。织布、纺纱、肥皂、牙膏等厂应克服一切困难开工。

四、推动冀钞流通1940年8月4日，冀太联办在涉县召开各界金融座谈会，杨秀峰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推行冀钞以及收回上党票、五专区合作票和各县杂钞等问题。25日，冀太联办成立贸易总局，统一领导冀南、太行、太岳三区的贸易工作。林海任局长。9月15日，冀太联办公布修正合理负担条令。规定农村副产品暂不列入任何负担，负担标准最高不超过每人每年收入的30%的数额。1941年2月7日，冀太联办颁布《修正减租减息条令》，将公私借贷利率一律改为一分五厘。9月21日，中共太岳区党委发布《关于统一币制的紧急通知》，决定以冀钞为太岳区本币，收回上党票。截至1942年1月，上党银号票子按七折兑换，收回110万元，累计发行约300万元。1942年1月，冀南银行召开各分行主任联席会议，提出晋察冀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山东北海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冀南银行，“五行”通汇制度。1943年2月22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财经会议，决定冀南银行发行的本币，实行战略正区分区管理。太行、太岳、冀南三区本币不准相互流通，各区货币加盖本区图章。3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冀南银行、工商管理总局联合指示，为扶植太行区的工业建设，确定向太行区合作手工业贷款500万元。1944年4月10日，太岳行署拨款600万元冀钞，粮食千石，募糠4万石，救济士敏等县灾民。1945年6月17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河北涉县下温村召开边区财经会议，研究为大反攻作准备，决定拿出1亿元冀钞，以5000万元在新收复区吸收棉花，以5000万元在根据地内投资于工业。   1946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命令冀钞太岳和太行、平原各版一律等值流通。1948年8月1日，冀南银行总行开始发行500元新券。10月，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冀钞票券既多又复杂，故上级决定收回伍佰圆券以下的票币，计有大蓝版壹佰圆券，大红版伍拾圆券，麻纸蓝版伍拾圆券绿版贰拾伍圆券，紫版贰拾伍圆券和贰圆券。194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发出通告，全省流通之各解放区钞票，除东北券、长城券外，一律按规定比值收兑。冀南银行分太岳、太行、冀南版，在钱币两侧印有“太岳”二字。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发行，冀钞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五、红币出自高平河南省鹤壁市政府离休干部王庭文，上党文化出版负责人。在1989年12月《高平文史资料·在抗日烽火中走向革命道路》记述：“1938年，薄一波同志担任第三专署专员。他实际掌管了晋东南地区，可以调遣各县县长和县主张公道团团长。由薄一波同志派到高平县的县长薄怀奇和主张公道团团长陈耀庭，副团长解建勋，三人都是共产党员。这年春节，解建勋带着通讯员亲自找到我家，叫我到主张公道团当文书。为了更有力地发挥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和主张公道团这两个群众组织的抗日作用。薄一波同志在山西省长治县中山头村成立了晋东南区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张公道团联合委员会上党中心区，领导长治、高平、晋城、阳城、陵川、壶关、平顺等18个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区主任是共产党员王兴让。在以后的斗争中，我和王兴让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王兴让同志来高平县检查工作，我去向他汇报，我向他提了些当时自己认识不到的问题。比如有人说“抗日不离家，离家不抗日”的话。王兴让同志教育我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都要发动起来抗日，并鼓励我要多学习要进步。他和我谈了几次话，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更加勇敢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主动积极地写抗日标语、贴传单，在抗日的会议上讲演。

这年秋天，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从南方到华北总部去，途经高平县，住在县政府。我和牺盟会秘书等几个同志，主动去见彭总，向他汇报工作。我们还在城内关帝庙大院里开群众大会，请彭总作抗日动员讲话。鹿钟麟从南方赴河北省任省政府主席，路过高平时，我们借机在城内欢迎鹿钟麟，动员群众抗日。县长薄怀奇指示我在院会上讲话，当晚会上古装地方戏唱了一段时，我在戏台上讲话说，欢迎鹿钟麟先生北上抗日，我们中国人不当亡国奴。鹿钟麟也在晚会上讲了话。1939年春，王兴让同志把我调到中心区，在他身边工作。他告诉我有两个紧迫任务急需解决，一个是广大青年动员起来了，但没有革命的书籍读，做不好抗日工作；另一个是没有钱花，他让我负责开办秘密工厂，印书印票子，我接受任务后，住在长治北山头村（离中山头村不到半里路），积极筹备工厂。拿着王兴让写的信，我在上党找来五架石印机，还有30多个有技术的工人和会写小字的同志，开始工作了。后来，我们的工厂公开的招牌为“上党文化出版社”。有一次，我来到中山头村王兴让的住室。他正在和客人谈话，见我去了，转身打开箱子，取出一本书来，他让我回去先看。第二天，他来到我们工厂，同我一起制订了印书的计划。这本小册子的书名是《论列宁》。印出书后，我们秘密地向上党各县送发。有一次，我揣着王兴让的信，雇了一个赶毛驴的，黑夜从后山头村出发，步行70多里去给陵川县政府送书。天还不明，我赶到县政府，找到县长张维汉，把书交给他。他马上把书藏到卧室床下。在这一年里，我们印发的书籍有《联共党史结束语》《共产党人发刊词》《大众哲学》《辩证唯物论》《论相持阶段》以及陈云同志写的《论干部政策》和杨献珍同志写的政府抗日布告等书籍、文件。并且还印了大量的八路军肩章和各县的县票子、上党票子，使抗日的军、民、政有了钱花，有了书看。后来，阎锡山进行反共活动。我们的秘密工厂被国民党27军驻在晋城的部队发觉，阎锡山下令查封工厂，逮捕负责人。王兴让同志闻讯提前通知了我们，并派了一个排的武装护送，连夜将工人和机器转移到陵川县冶头村。待敌人动手来查封工厂、抓人时，白白扑了个空。”

1981年8月25日，戎子和在《回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一文中记述：“我任专员后，（1938）八月，北方局朱瑞到长治决定建立五专署党团，我任党团书记，廖鲁言、王兴让为党团成员。廖走后，补杨献珍为党团成员，领导五专署和牺盟长治中心区工作。”从戎子和记述中得知，王兴让为五专署、决死三纵队主要领导决策层核心人物之一。安排王庭文，以“上党文化出版社”印刷上党银号及各县钞票，信息应当是可靠的。

总编 | 崔利民

责编 | 韩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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