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宁村革命斗争纪实（一）

【编者按】1937年至1951年，是阳城县町店镇大宁村发展史上极为特殊的一段岁月。特殊就特殊在历来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只知耕耘、但求家宁的庄稼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同仇敌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坚决斗争，用鲜血与生命、坚毅与韧性、胆略与智慧，谱写了一曲曲正义、悲壮、倒转乾坤当家作主的革命英雄主义乐章。并由此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中央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北分团重点访问，荣获了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制绣的锦旗，在整个晋城独一无二。为使后人永远铭记这段光荣历史和巨大殊荣，本文重点记述，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使世人知晓其来龙去脉和艰难曲折。据实而书，绝无虚构。

一、自发抗争

旧社会大宁村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身上压着三座大山。

一是封建社团。据资料记载：明清时期直至抗战前夕，村内设有名目繁多的社团组织，计有祖爷会3个、佛爷会3个、关帝会1个、白龙会1个、天地会1个、族户募盘会9个、政治文化性合作社1个、教育基金会1个。各组织均向群众摊派苛捐杂税，以年上交，并凭借拥有的资金、粮食、土地，实行高利盘剥；同时以封建迷信等手段对穷苦农民实行精神上的愚弄和政治上的控制。有村民揭露道：“大宁村，分九分，三老爷，九讼郎。高媒爷殿捏软硬，看人下菜没商量”。

二是村社政权。像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一样，大宁村的印把子世世代代掌握在富人手中。从民国时期开始，村长由政府委派，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所委派的村长不是首富，就是村霸。尽管村长换了几茬，也只是玩了个障眼法，换来换去，在台面上的始终是豪门大户、地富之流，寒门小户根本挨不上边。

三是地富分子。时大宁村的土地是倒二八，即占人口80 %的人家，只占不到20%的土地；而80%的土地则被人口不足20%的地富占有。且地富所占土地多是肥沃好地，贫苦农民的土地多为贫瘠山地。富人手中有地，就通过出租、放贷不劳而获；穷人无地少地，只能以租地、举债来勉强维持生计。由于地租是地富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收取地租不择手段。对于到限期时归还不上的，便立马封门，毫无通融。其中做得最绝的是“恶霸富农”琚清，他不仅对佃户刻薄寡恩，而且对自己的至亲也冷酷无情。其亲侄儿琚何何仅因偷吃了他家一个馒头，就被其活埋。其他富裕人家也大多为富不仁。村内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阳城县，出西门，二十五里大宁村。大宁村，四方方，自古以来不平等。穷人长年如牛马，交完租税就缺粮。富人终日家中坐，生活好比在天堂。”

极端的贫富悬殊，造成穷苦农民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全村卖儿卖女的有20多户，卖老婆的有10多户。李发顺把3个闺女全卖了。何生生为了少张吃饭的嘴，忍痛把刚生的闺女埋了。张保林、刘随虎、刘春元把不满三岁的孩子扔河里冲走。刘来囤等20多户被逼走他乡死在外头，成了绝门户。

1938年，在日军进犯的压力下，阎锡山被迫高喊抗日，并许诺推行民主，在全省乡村建立了农民监政救国会，给农民以有限的监督权力。利用这种机会，素有“护村好汉”之称的张仲荃、郭维邦、刘申四、刘嘉珍、张补魁等人，串联全村70余名贫苦村民，以“监督村政”的名义，向村中地富展开了算账说理斗争。这一行动触及村中富户的根本利益。他们通过密室策划，轮番到县府进行歪曲告状，并向县府人员施以重金贿赂。县府本就是富人衙门，收人厚礼更觉嘴短，于是以大宁村农民监政救国会监督越轨为名，派员强行终止其算账说理斗争，致使这一正义抗争中途夭折。面对封建统治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贫苦农民以各种方式开始了不同程度的抗争。（待续）

总编 | 崔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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