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抗战史上的“大峪事件”

郑天佑
2020-06-20
来源:晋城党史网

1942年3月发生在阳城县东南的“大峪事件”中,刚成立的阳城县抗日游击大队遭受严重损失,30余名战士壮烈牺牲,副大队长时新会负伤被俘后被日军“点天灯”活活烧死。这是阳城抗战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更是日本侵略者欠下阳城人民累累血债中的重重一笔!


一、瓦解东府,消灭西府,阳城县抗日游击大队成立


1942年1月21日,八路军三八六旅组成的太岳南进支队先遣队800余人抵达阳城南部山区。在独泉寨上对阎锡山系“东府”战斗中旗开得胜,民心大振。当时阳城境内阎锡山、蒋介石系各自建有自己的县政府,阎锡山系县政府驻在独泉称为“东府”,蒋介石系县政府驻在黑龙(即西交)称“西府”。东西两府割据地盘,派粮催款,打家劫舍,鱼肉百姓;阻碍二度开辟晋豫边区,严重干扰开展抗日斗争。2月初县抗日民主政府(以下简称县抗府)同南进支队首长和中共晋豫区一地委书记王毅之共同研究决定,采取“瓦解东府,消灭东府”的斗争策略,以迅速扫除东府残余和西府武装。东府在独泉一战中锐气大减,“县长”张从龙逃往天麻山,企图依靠该府公安局长时德元和保安第一大队长时新会(同为阳城蟒河人)东山再起。保安大队队副蔡荆山是“工合”留在阳城的干部,与“工合”负责人鞠抗捷交往颇深。因此党组织决定派随军入阳的鞠抗捷和县政府武装科长李敏唐赴蟒河争取“二时”弃暗投明。鞠抗捷、李敏唐受命后,多次赴蟒河,和蔡荆山对二时晓以民族大义,指明前途利弊,激发其爱国热情;加之二时随系张府要员,却颇富爱国之心。经过鞠抗捷和李敏唐数次工作,终于使得二时脱离东府,向县抗府投诚,并于2月14日率部在西冶起义。阳城县抗府当即在西冶召开欢迎大会,任命时德元为阳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长。县抗府将保安大队予以收编,连同我党此前建立的樊岗工作队一并组建了阳城县抗日游击大队,简称县大队,由县抗府县长巍维良兼任大队长,时新会任副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240余名队员。这是阳城人民抗战史上第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抗日武装,阳城抗战由此进入新阶段。


二、开辟敌占区抗日局面,县大队30余名战士大峪殉难


2月初,为了加快重建抗日根据地,鉴于阳城地下党组织一度被分割为阳南、阳北两部分,为统一加强全县党组织的领导,中共晋豫一地委在坪泉宣布撤销阳南、阳北地下县委,重新组建中共阳城县委,陆达出任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决定的一项中心工作是:尽快选派得力干部充实区村抗日政权,推进维持区“两面政权”,以适应开辟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和敌占区抗日工作的需要。


3月初,为了开辟敌占区抗日局面,活动在树皮沟、桑林、东冶、西冶、青龙、黑龙一带的县大队、“工合”自卫队决定派出小股部队深入洪上、安阳、河头、上白桑等敌伪据点周围开展游击活动。当月上旬,巍维良命时新会率县大队部分战士经相底到洪上活动。时新会率队在香台村河边与日军遭遇,将日军小队长佐藤少佐击毙。日伪发现我抗日政府意图后,加强了对敌占区各村的设防和汉奸、特务情报网的活动,开辟敌占区抗日工作受阻。县委县抗府决定,在敌占区各村迅速建立抗日政权,设立秘密情报站,推进开辟新区工作。县抗府将涧坪村人马国成派往大峪村任抗日村长,由武装人员护送马国成到大峪村,马国成警告伪王珍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否则不会饶恕其全家。诡计多端的王珍表面答应了抗日政府的要求,暗地里却蠢蠢欲动。


不久时新会带领县大队一个中队30余人进入大峪村活动。该村位于东冶镇北部,有南北大峪两个自然庄村,中间隔着一座矮矮的山岭,岭上建有一座商汤大庙,庙前下边有一条小路连通两村。北大峪村北隔涧河与白桑乡为邻,南大峪距日伪石柱峰据点不到5华里。王珍表面非常热情,安排县大队人员在庙上吃饭休息,暗中却派人向石柱峰、上白桑、县城据点日伪军告密。时新会等人因经验不足,疏于防范,对王珍缺乏警惕。中午时分县大队30余名战士被日伪军四面包围,只有通往涧河上游一条退路,位于涧河河谷低处,恰恰暴露在敌人的有效射程之内,无异于一条绝路。县大队30余名战士奋起反抗,欲占领南大峪村西南一个叫老虎圪嘴的高地,又须经过一条深沟。终因仓促应战,寡不敌众,30余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时新会受伤被俘后被敌人押往上白桑据点,铁骨铮铮,视死如归;日军残忍地用白布缠身,浇油点火,活活烧死。敌伪得意、残酷地称为“点天灯”。


三、抗府处决王珍、蔡永胜,县大队改编为独立营


大峪事件发生后,县委、县抗府于次日立即召回马国成汇报工作。为了打击日伪、汉奸的嚣张气焰,魏维良县长当即命令县抗府秘书杨鹤祥带领县大队精干人员于当晚到北大峪将王珍抓获;随后又派人到石柱峰将汉奸、维持会长蔡永盛缉拿。据老者回忆,杨鹤祥派人谎称老友相聚骗出蔡永盛,至石柱峰下一个小村子附近后立即将其五花大绑。王珍、蔡永盛二人后被押往县抗府驻地附近的小西头、石岔沟处决。建国后政府法办了当年向日军的告密者。2006县政府在原县抗府驻地坪泉勒石竖立“三十壮士碧血大峪纪念碑”和“时新会烈士纪念碑”,以纪念大峪事件中的遇难者。


1943年3月,面对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阶段,为了进一步开展晋豫、中条地区的抗日工作,加强对敌武装斗争,上级先后抽调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八路军干部到阳南、阳北担任地方武装领导工作。1942年冬,八路军三八六旅十七团一位副营长李平三任阳南县大队副大队长,1943年春又派刘光琦、王时生等人到阳南加强独立营的战斗能力。当年3月阳南县委、县抗府奉上级命令,决定将阳南县大队改建为阳南县独立营,由县抗府魏维良、刘裕民县长先后担任营长,县委副书记李敏唐兼任政委,刘光琦担任副营长。独立营下辖三个连,一个直属连,一个直属排,连同各区干队共有兵力500余人。其中直属连100余人,由吴振银担任连长,配置两挺机枪,长短枪数十枝;直属排40人,配置机枪一挺,步枪若干。同时加强了二、三、四、五4个区干队的武器装备,每个区干队约50人,由各区分委书记兼任区干队指导员,统一受县独立营指挥。同年10月,阳北县委将县大队改建为独立营,县委书记陆达兼任政委,上级调李平三任营长,叶桂生任教导员;下辖一个连,一个通讯班和3个区干队共170余人。


大峪事件后,县大队和后来改建为的独立营及阳南阳北各地方武装,在担任阳城人民抗日战争主力军的过程中,既有效地开展了对敌武装斗争,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时时提高警惕注意保护自身安全,为夺取阳城抗日战争的胜利屡建功勋。抗战结束后,阳城县独立营先后编入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驰骋南征北战,战功卓著。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