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高县政府设立之前因

抗日战争时期我晋冀鲁豫边区第八专署在陵川、高平和晋城的交界处，即高平县东南部（白晋公路以东），陵川县的西部及晋城县的东北地区，设立了陵高县政府来领导当地的抗日战争。该县政府从成立至撤销仅存在2年时间，确在当时陵川、高平和晋城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像一把三棱尖刀插在陵川、高平和晋城敌伪政府心脏，切断了三县的交通运输、破了日伪的囚笼统治，其辉煌的经历和战绩在陵川、高平和晋城历史档案中多有记载,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烈士建立的陵园，至今清明节前后广有机关干部、党团员、学生、烈士后人前去凭吊；过去也有许多在陵高县政府工作战斗过的老干部、老工作人员、老房东撰文回忆那段历史；现在党史、文史部门也有许多人关注、收集陵高县政府史料，也有退休老干部对其著书立说。陵高县政府何因设立、有哪些机构、怎样运作、怎样生存、发展壮大过程和历史贡献，现在还是史学者的追踪。

一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山西成了抗日前线，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摒弃前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陕北的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3个师开赴到山西境内。经与山西地方军阀阎锡山谈判达成协议，共产党组织以合法身份在山西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成立了全国唯一的民众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

忻口、中条山会战失败后，1937年11月10日山西省会太原失守，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的晋军退守到山西的偏远穷山僻壤中。在华北危急、中华危急的情事下，我党领袖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指出：山西境内太行、吕梁、中条、恒岳的山脉雄踞四周，北控燕赵，东可进冀中平原，南俯瞰中州大地，西是延安之屏障。千里莽莽太行山地处平津近郊，群山连绵，沟壑纵横，要在太行山建立孤悬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并指出：走活建立太行山根据地这盘棋，南太行的晋东南是这盘棋的“眼”，占据这里全盘皆活。为之，在组织上组建了晋冀鲁豫边区党组织、政府和军区。在军事上八路军总部机关进驻到晋东南境内。

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129师在1937年11月13日在和顺县“石拐会议”后，化整为零分赴晋东南各地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129师386旅771团政治部主任赵基梅为司令员、八路军沁县工作团团长涂锡道为政委的八路军“独立支队”约200人进到陵川县，驻平城三皇阁，八路军385旅广昌团住附城。他们分赴到全县各地宣传、组织抗日活动的同时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并在农村建立基层党组织。1938年2月在附城发展了河东村路宪文、城东村候景域等同志加入共产党组织，并在附城村组建了陵川第一个基层村党支部，同年8月在附城周边农村秘密建立了8个村党支部，我的故乡新庄村也是其中之一。

省委陆续派共产党员卫逢祺、李希曾、孟宪德到陵川任牺盟会特派员，派共产党员王耿人任县长，由郑虎昌、李希曾、孟宪德组成中共陵川县工委，利用牺盟会名义作掩护开展抗日和党的工作。一是建组织，各乡（镇）建区，区、村两级都成立了牺盟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组织。二是造声势，向农民讲解日寇侵华的暴行，我党抗日救亡的纲领、基本政策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具体做法是：推行抗战经费按经济收入和土地占有量合理负担；组织领导农民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开官仓放粮济贫；组织领导农民反对旧政府贪污勒索等活动。三是改造阎锡山旧政权，将共产党员秘密以牺盟会身份为掩护充实到各区任抗日区长，对各编村村长、自然村村副分别对待，有劣迹群众反对意见大的给予撤职，陵川部分农村建立了共产党党组织的，利用牺盟会身份想方设法进入村政权。四是建立由我党控制的县、区抗日游击队和村民兵武装。五是公开镇压汉奸、卖国贼。通过以上工作，将陵川抗日救亡活动在县境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村村组织民兵写标语、练武；学造地雷、造炸药；学唱抗日歌曲。处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基本在全县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通过这些活动，使僻壤的陵川民众逐步认识到：共产党人不是像国民党以前宣传的那样是“青面獠牙、共产共妻”的土匪，而是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为穷苦人着想的“一伙好人”；八路军是一支从来没见过的纪律严明、说话和蔼可亲的军队。

这些活动动摇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统治基础，引起了阎锡山的不安，利用陵川地主豪绅杨垕、杨志玉大造舆论说：“牺盟会就是共产党，陵川被赤化了“。他们收买了河北民军张荫梧反动武装，密谋逮捕我抗日县长王耿人，王耿人遵照党的指示，在路新文安排下带着卫队和县游击队秘密转移到附城，当夜路经新庄、丈河、夺火开到河南豫北，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阎锡山即委任反动分子师人凤担任陵川县县长，师人凤到任后以各种借口逮捕抗日干部、撤换是共产党员和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区和农村基层牺盟会主席；对我党在农村推行的抗战经费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开官仓放粮济贫的做法，进行反攻倒算。国民党中央为了占领陵川这个战略要地，也组建了中央“晋南工作团”，派了一批特务在农村勾结地痞流氓，带着“中”字袖章，到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破坏抗日，公开抓捕我共产党员。我党中央、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太南特委上下一心和国民党阎锡山据理斗争，迫使阎锡山不敢担当公开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罪责而妥协。

为了加强陵川抗日工作，中共太南特委任命李希曾（陵川平川村人）、路宪文（陵川附城村人）、候景域（陵川附城城东村人）等组成新的工委，并在全县设三个区和区工委，利用牺盟会发动群众，针锋相对、面对面和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作讲理斗争。利用阎锡山地方势力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将国民党中央的“晋南工作团”赶出了陵川，带“中”字袖章的地痞流氓，也藏起了袖章，不敢再捣乱了。中共太南特委认为国民党陵川县长师人凤的反动政权，是我党建立太南根据地的一大障碍，特委书记亲临陵川秘密布置驱师方案。由于上下一心，赶走了国民党县长师人凤，迎来了共产党县长张维汉，在区、村政权大都又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新庄村的委银肉除继续担任村牺盟会主席、情报站站长外，还担任了附城三区区长。使陵川政权基本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二

1938年2月13日，日寇108师团的苫米地旅团进攻长治东阳关，20日长治失守，陵川周边各县城相继失守，陵川成了晋东南唯一未失守的完整县。中共长治特委将机关迁至陵川，同驻平城三皇阁的赵涂支队司令部住在了一起，共同领导晋东南各县党的工作和抗日对敌斗争。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朱瑞创办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学校”（简称华干），也从失陷的晋城崇实中学迁到了陵川，住平城玉皇庙。学校的教师多数是共产党员，副校长顾大川又任了太南特委副书记。学生多来自河南、晋南、晋东南和全国其它地方的优秀学生和青年，在这些地方秘密传播着：“抗日要到山西陵川去，那里有抗日的八路军”，陵川严然成了太行山抗日前线的“小延安”。那时陵川县级抗日宣传队就有十三军游击队政治部话剧团、陵川县政府抗战剧团、野火剧团、华干和行营游击队联合剧团、陵川抗日孩子宣传队等五家。抗战名歌《在太行山上》，就是桂涛声在陵川六泉作词，由周恩来副主席主导，由洗星海作曲唱响全国抗日战场的。陵川抗日孩子宣传队共有13人，后经朱瑞把陵川抗日孩子宣传队和阳城县宣传队合并，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晋冀豫边区太行山剧团”，其中陵川就有后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苏云，电影《上甘岭》剧本、《雷锋的故事》全国知名作家新庄村的崔家骏，《山西日报》老八路摄影记者赵贵保。

三

为了控制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从抗战爆发起，国民党、蒋介石就把以陵川县为核心的这个战略要地划为必争之地，除阎锡山地方保安团外，陆续将地方和中央军派驻陵川，有河北民军，13军游击队。为了不使太行山根据地被八路军占领，1939年冬天，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发动了“12月事变”。阎锡山撤了共产党员张维汉的陵川县县长，委任国民党员张生兆担任县长。张生兆利用附城秦十成庙道会信徒1000余人，组织起“十三支队”，以催粮为名，在全县到处捕杀我共产党员和抗日牺盟会干部。国民党军统局向全县各区党部派出了清剿共产党负责人，调动各农村国民党、三青团所有力量密布岗哨、严查行人捉拿共产党人。据统计全县杀害共产党员及群众500名以上，八路军在附城的兵站被突击队破坏，人员全部被杀害。蒋介石又派中央34集团军司令兼40军军长的庞炳勋部、孙殿英的新5军和范汉杰的27军抢占陵川，派西区的刘戡、陈铁和陇海路驻军临时抽调的6个师准备东渡黄河参加夺取陵川的战役。我八路军总部也针锋相对，调兵遣将要和国民党寸土必争，准备在陵川和国民党军展开一场决战，于1940年2月6日由八路军129师新组建的新编第1旅、115师344旅、决死纵队、独立支队、河北民军第4团共组成八路军第2纵队，由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赵基梅、陈锡联、陈再道、杨得志、唐天际、韦杰等高级将领齐聚陵川县，司令部驻平城秦寨村（今义汉村），准备和国民党的中央军开战。陵川战役一触即发之际，毛泽东主席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考虑，高瞻远瞩认为此役不仅会破坏国共联合抗日大计，更重要的是会给日寇占领南太行根据地最后一块完整县陵川以可乘之机，为力挽危局，1940年3月15日毛泽东以毛泽东、王稼祥名义发给在山西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的朱德、彭德怀电，毛泽东在电文稿头写下：

请王主任即发，落款“毛”，并用线条三面框住:“万万火急朱彭二同志：蒋卫（指蒋介石、卫立煌，笔者注）已下令庞炳勋范汉杰刘戡陈铁各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从陇海路加调六个师渡河讯情况等密切注意此事之严重性，考虑对蒋卫作必要让步，避免因此破裂两党团结请你们考虑让出陵川合涧林县一线的问题                  毛王十五日。”

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八路军总部、太南特委和军区的安排下，我军忍痛从陵川撤出了我所有参战部队，同时陵川的我党、政、军机关和在陵川的共产党员、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牺盟会干部，全部撤退到平顺县。由于撤退时间仓促、工作量大，部分偏远地方没有及时接到通知，有些党员、干部行动不果断，心存侥幸应撤而未撤。我“太南撤军”，国民党军队随即占领陵川县城。27军进驻陵川县城后，不是发动和领导群众准备抗日，而是把反共当第一要务，对没有撤退走的共产党员、干部和家属采用暗杀、捆绑吊打、关封门户、挂黑门牌、罚款请客等手段疯狂的血腥报复和迫害，全县有500多名党员、牺盟会干部及家属惨遭国民党杀害。27军还在宋家坡和冶南两村设立了集中营，在县城北关设立了政治犯拘留所，被逮捕、关押、受罚者达1000余人。路宪文调任太南支队八路军驻陵工作团，任主任兼陵川军事部部长，留在陵川开展隐蔽工作坚持地下斗争。路宪文让新庄村在县区干队的情报交通员委福顺回村通知担任附城三区区长、村“牺盟会”主席的委银肉和他的警卫王四肉撤退走平顺时的当天晚上，他们三人被新庄村国民党反动派、恶霸、地痞崔小春、崔双得、王崇肉、崔陆保、崔余保、崔狗锁、苏锁旺等用砍刀和石头杀害在村南的“后南躲”岭上叫长脚处的地方，同天晚上委福顺的父亲委银聚、母亲苏黑女二人也被杀害在自家的窑门口。

四

日本为占领陵川这个战略要地和国民党军四次反复争夺，四次易手。为彻底巩固和占领陵川，1943年4月发动了“十八春（昭和十八年）太行战役”，调动20万部队从长治、晋城、高平、林县、辉县等四面八方向太南区陵川进行第五次疯狂扫荡进攻，国民党军被迫抗战，由于驻陵国民党军长期以来奉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军心民心丧尽，部队失去战斗力，除少数部队进行了局部抵抗外，如27军46师183团梁来顺，在玉泉至十字岭阻击晋城来1000多日伪军进攻七天七夜，使其不得不返回附城绕道新庄、丈河、佛水进攻陵川城。经过几次激烈战斗，国民党大部分军队很快土崩瓦解。当月24日孙殿英的新5军在日军的打击和引诱下首先率部投敌；4月30日日军占领陵川县城，在日寇持续扫荡进攻下，27军45、46师遭受重创；5月6日国民党34集团军司令兼40军军长的庞炳勋在六泉双脑村兵败被俘后也投敌当了汉奸；7月9日，日军对27军残余进行反复“清剿扫荡”，很快将预8师消灭，师长被俘投敌，接任范汉杰二十七军军长职务的刘进带部分残兵逃过黄河，部分散兵溃败退至陵川东部山区。日军在东部山区反复清剿半个月，将27军残余大部歼灭。在阎锡山地方政权的陵川县县长杨志玉投敌当了伪县长和县维持会会长，附城、礼义、平城的区长也都当了伪区长。陵川县十修县志载：“日军占领县城后，随即调动一万多日伪军分兵向平城、礼义、附城、武家弯、夺火、古郊线路，进行了整整两个月时间的反复扫荡与清剿。不仅日寇每到一处大烧、大杀、大抢，而且被日寇追击得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土匪散兵—27军、40军，也长期在乡村公开抢劫。特别是古郊、横水、夺火、武家弯一带地区，既受日寇疯狂扫荡、摧残，又受国民党散兵抢劫，闹的群众日日夜夜不敢回家，村村无人住，因此患病的人数极多。从1940年4月—1943年10月三年多时间里，群众肚里颗米不见，全靠糠菜、野果、榆皮、树叶充饥，大量群众病死、饿死，具具尸体竞然无人掩埋，人吃人尸时有所闻。台南、瑶泉、夺火、横水、马圪当一代，狼吃人尸，鸡犬绝迹，房屋倒塌，田园荒芜，全县人口死亡高达32000余人，仅夺火、横水两区死亡人口10276口。”陵川人民日夜盼望着共产党、八路军早日回来解救他们出水火。撤退到平顺的陵川干部、共产党员也时刻准备打回陵川。为了拯救太南和陵川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夺回太南和陵川这个战略要地，1943年8月驻河北邯郸的刘伯承、邓小平129师根据毛主席指示在林县发起了“林南战役”，经9天激烈战斗攻克敌伪据点80余处，歼灭庞炳勋、孙殿英部日伪军7000余人，解放了太南豫北40万人口。10月 129师新1旅2团、7团受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经过激烈战斗后，解放并占领了陵川的夺火、马圪当和河南的辉县一带。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撤至黄河南的实况，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设立中共八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来创建“太南”和“豫北”的抗日根据地，八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即进驻该地，同年10月决定设立陵高县委、县政府。

根据八地委、专署设立陵高县委、县政府的活动范围划定在陵川西部的附城、西河底、礼义和高平县东部部分地区，因地域取陵川、高平各一字，叫成“陵高县”。因路宪文是附城人，长期在这一带领导抗日斗争，在这里建立党组织，又熟悉这一带地理，有群众拥护的基础，就把7月份刚任命为陵川县县长职务的路宪文调到陵高县任县长。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