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事变”后党在阳城的地下斗争

再过三年，到2019年，就是山西“12月事变”80周年了。虽然这段历史已逐渐离我们远去，但它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依然是那样深刻、清晰，那样使人惊心动魄，难以忘怀。因为，这段历史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推翻国内外反动势力，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千辛万苦与艰难曲折，揭示了中国革命道路并非径情直遂，一帆风顺，畅通无阻，而是关山万重，风波迭起，艰难备至。

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12月事变”后，中共晋豫区委以整理、恢复、重建党在阳城的各级组织、重新开辟阳城革命根据地为重心，不屈不挠开展地下斗争的曲折过程。这段历史和“12月事变”中的抗争有所不同。它不是在明面上的两军对垒，而是像地火在地下运行，慢慢的积聚热量，慢慢的收拢人心，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重新唤起党员和群众的斗志，重新集结党的队伍。党的地下工作者们在敌人的刀丛剑树中，不顾个人安危，悄然无声，隐蔽行动，与敌人斗智斗勇，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透过一幅幅隐蔽战线的惊险画面，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对革命先辈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英勇壮举肃然起敬。

一、“12月事变”后阳城的政治生态

1939年发生的“12月事变”，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蒋介石和山西军阀阎锡山为消灭共产党和山西新派力量挑起的一次恶性事件 ，史称“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此次事件中，阳城作为重灾区，党的组织受到了毁灭性打击。1000多名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进步人士被抓捕、绑架、毒打，先后有200多人被杀害，多人失踪。中共阳城县委、县抗日政府和各区村主要骨干，均随晋豫区委和晋豫边游击队北撤，阳城随即被国民党大批部队占领。1900多平方公里的阳城县境，就驻有1个集团军部，3个正规军，7个正规师。其中，第14军总部驻横河一带。第166师驻孔寨、王庄、下伏一带。第10师驻安阳、白桑、洪上、炼上一带。第8师驻羊高泉、尹家沟一带。第27军145师驻演礼、固隆一带。156师驻次营一带。预8师驻董封一带。第14军83师驻城关、河北、尹庄、坪头一带。85师驻上白桑、台头、孔池、石家庄、杏林甲一带。第98军169师驻横河、李疙瘩一带。此外，还有阎锡山的“精建会”、“敌工团”、“突击队”等特务组织。从县城到乡村，随处可见“打倒共产党”、“打倒牺盟会”、“肃奸锄匪”、“宁杀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标语。到处悬挂着被殘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的尸体和首级。蒋阎顽军在所有交通要道设立了层层关卡，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凡可疑者立即被抓起。整个阳城大地风雨如晦，就连空气中也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整个“12月事变”以朱德总司令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代表国共双方谈判，重新划分双方军队驻防区，八路军退出太行太岳南部地区为标志宣告结束。在抗日的大旗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和阎锡山之间继续维持斗而不破的关系。这时已是4月份了。

就在国共内斗之际，日军赤田、伊藤、近藤、小野等部于1940年4月22日由翼城取道刘村，第四次侵占阳城，从此盘踞下来。阳城国民党政权随之垮台，国民党中央军和阎军败退南山，并相继成立了各自的残余政府，继续压榨鱼肉人民。5月之后，日军大肆抓夫，强迫民众在境内风神庙、黄龙庙、风圪堆、山头岭、阳高泉、圪堆、刘村、贝坡、上白桑、牛头山、仙翁山、霍山、河头、安阳、走马岭、东封、红庙岭等地建起据点。同时在河头、官道岭、索泉岭、王家庄、北留岭、中南山、天坛山、西岭、南佛山、吕家河、洪上、灵官岭、紫沙门、大脉圪堆、南神庙、白龙山、石柱峰、刘家庄、窑北圪堆等地构筑了碉堡，封锁了交通要道与各处关隘。日军“红部”、宪兵队、便衣班、警察所等军、警、宪、特组织，疯狂搜捕抗日最为坚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对人民群众实行血腥屠杀。

面对白色恐怖，和党的上级组织被迫撤离，那些尚未暴露身份、留在当地坚持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们就像离群孤雁，一时无所依傍。大多数思绪紊乱，茫然无措，不知该怎么办。少数人悲观丧气，失去信心，干脆闭门不出。也有的远走高飞，到他乡避祸不归。更有极少数者，见风使舵，丢掉自己的信仰，站到革命的对立面，成为随风倒的投机者。极个别的，当了可耻的叛徒。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各地党组织除个别转入地下仍在坚持斗争外，大多数组织基本瘫痪，自动停止了活动。曾经风起云涌、热烈欢腾的阳城城乡，一时限于沉寂。

二、中共晋豫地委最初的努力

阳城是晋豫区的腹心地带，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我党对这里决不会轻易放弃。1939年12月底，各县党的骨干转移到晋城高会村后，中共晋豫地委立即成立了“中共晋（城）沁（水）阳（城）工作委员会”，表示出尽快恢复这些地方党的领导的决心。同时，经地委领导聂真、薛迅等人研究，决定派原沁水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徐毅（河南孟县人）到阳城了解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并相机整顿恢复。

徐毅由阳南地下党员崔松林带路，到达阳城蟒河，隐蔽在一个事变前担任自卫团长的党员家中。但这个党员的父亲是个小绅士，不断对徐毅刨根问底。徐毅情急之下，谎称自己是贩药材的。山民们一听，纷纷上门，让他收购药材。但徐毅其实并不懂药材，左支右绌之下，差点漏了馅。崔松林由于是敌人在阳南的重点抓捕目标，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安顿好徐毅后，就隐蔽起来，不知去了何处。徐毅在当地没有一个可靠关系可以商量，无奈之下，只好在一个风雪之夜返回晋城。但地委领导并没有放弃重新开辟阳城的努力。正月一过，仍然决定让徐毅再进阳城；这回是让他到阳城北部地区开展工作。地委书记聂真亲自与徐毅谈话，让他不要灰心泄气。鼓励他以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做重建阳城党组织的先行者。聂真还建议徐毅以货郎身份前往，并亲自把徐毅的名字改为徐发贵，以适应商人身份。原阳城县委组织部长李岫云也细致地向徐毅介绍了阳北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情况，重点介绍了蒿峪、大宁等村的党组织情况和能够信赖的关系人。薛迅指出，大宁村建党早，党员人数多，凝聚力强，对敌斗争坚决，应作为重点依靠对象。徐毅随后化装成行商模样，挑了一副货郎担子，风餐露宿，爬山涉水，躲过敌人重重盘查，步行到达阳北下河。他根据李岫云的安排，首先与蒿峪编村岭上附村的常长春、刘天仁接上头，通过此二人找到了事变前任五区分委委员的杨廷相。杨廷相向他介绍了原五区分委书记兼大宁村支部书记张仲荃的情况。就这样几番辗转，徐毅终于与尚在活动的阳北地区大宁编村党支部书记张仲荃接上了关系。徐毅此时稍微放下些心，但张仲荃等人却为如何让徐毅在这里站住脚犯开了愁。首先，在大宁村6大姓中，没有一家姓徐的，没法把他和哪一个家族扯上关系。而敌人却经常到村里挨户清查核实人员情况，如果搞得不严密，就难以保证徐毅的安全。其次，徐毅是河南口音，一张嘴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不好遮掩。加之村里的反动势力比较强大，要让徐毅既能住下来，又能不暴露，张仲荃等人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他们想出两个办法，第一：让本村党员琚懋、琚天贵二人做其父亲琚景玉先生的工作，让他以在外做生意与徐毅相识为由，认徐毅为义子。琚氏兄弟回去一说，深明大义的琚景玉先生欣然同意，徐毅就有了为躲避战乱到此投友暂住的合法理由。第二，在离村二里多地处于交通要道的八里湾村租下两间街面房，办起一个留人起火店，由徐毅当老板，另派一人做伙计，使徐毅有了合法的职业掩护。这两件事在旬日之间就料理妥当。从此，徐毅就以大宁村为立足基地潜伏下来，开始了他在阳北长达4年的地下斗争生涯。

三、成立中共阳城县委，我党重新开辟阳城从零星分散上升为战略统筹

晋豫地委转移并暂住晋城段都后，感到仅派徐毅一人到阳城，力量上太过单薄。于是决定成立中共阳城（地下）县委，并决定由刘峰（河南孟县人）任县委书记，徐毅、崔松林为县委委员，受中共晋沁阳工委领导。刘峰接到通知后，立即到段都村接受任务。聂真向刘峰宣布了地委决定和人事安排，并就今后县委的方针策略进行了具体指示。强调在白色恐怖下，要坚决执行我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以保存党的有生力量为主要任务。指示他必须注意单线联系，防止身份暴露。要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克服各种困难，千方百计联络“12月事变”后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并对他们进行民族气节、革命前途和信念教育，谨慎地开展工作。聂真还指示刘峰与已在阳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徐毅和隐蔽在阳城南部山区的崔松林取得联系，传达地委决定，共同挑起领导阳城地方工作的重担。刘峰受命后，也化装为货郎，由地委交通员原树义（阳城人）带路，于2月上旬到达阳南台头村，与当地可靠党员董小元接上联系。为方便工作，经二人商议，刘峰改名为刘云山，以兄弟相称，对外人讲是生意上的朋友。在董小元秘密联络下，刘峰同台头村吉秀峰、石臼村崔金榜、张木林、窑圪坨村王世清、王世定、西峪村张志学等取得联系，逐步开始恢复这一地区党的工作。

转眼到了3月。在台头初步站稳脚跟的刘峰，由地下交通员原树义牵线，在县城南关集市与徐毅首次接头，董小元和原树义站在较远的地方警惕地监视周围情况。这次接头，刘峰将地委关于成立中共阳城地下县委、任命自己为地下县委书记、徐毅、崔松林任县委委员的决定进行了传达，徐毅表示完全拥护，并汇报了自己在阳北开展工作的初步情况。两人就如何加紧联系党员、整理重建组织、开展隐蔽斗争等紧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刘峰回到阳南后，立即派董小元、崔金榜，在桑林一带的深山里找到崔松林，然后带到董小元家进行了彻夜密谈。刘峰介绍了和徐毅会面的情况，崔松林也将阳南党组织和党员思想状况做了汇报。二人围绕形势，就县委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与策略方针进行了仔细研究，慢慢理出了当前急需要做的几项工作。随后，刘峰挑着货郎担子，前往阳北八里湾“留人起火店”，向徐毅传达了与崔松林商定的县委工作计划，徐毅表示完全同意。刘峰又通过地下交通员原树义向地委做了汇报。

四、刘峰被捕，晋豫区委审时度势，在阳城南北分设县委

1940年4月，刘峰仍以货郎身份，前往八里湾“留人起火店”，与徐毅接头研究工作。不料，他途经县城时，被阎锡山独八旅抓兵队的刘鸣岗认出。刘鸣岗与刘峰是老乡，而且一起在孟县当过区公所助理员。后来刘峰上了太行山，刘鸣岗嫌生活苦，就投奔了阎军，还当了排长。刘峰看到刘鸣岗，暗叫“糟糕”，赶紧把帽檐拉下来，一闪身躲进一个小铺。可刘鸣岗已盯上了他，跟着追进小铺，问他到此干什么。刘峰应付说躲土匪，刘鸣岗假意客套几句，出门去报告阎军。刘峰趁机抄小路来到八里湾。当刘鸣岗带人抓他时，刘峰已不知去向。当天晚上，刘峰和徐毅进行了彻夜长谈，研究了县委当前的三项主要工作：一是建立地下联络点，秘密而谨慎地恢复党员组织关系，保存党的有生力量；二是寻找合法的身份及名义，或者借助封建迷信等灰色组织审慎开展活动。三是开展地下斗争必须依靠群众，但不许搞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免暴露自己。第二天一早，徐毅让伙计张继贤照应刘峰用过餐，把他送出门去。不料冤家路窄，刘峰走到町店村返县城的红沙门，恰恰又碰到刘鸣岗，被刘鸣岗抓了个正着。刘鸣岗扬言到上河抓共产党。押着刘峰返回八里湾，恰好在徐毅的留人起火店门前停下。刘鸣岗当然也认识徐毅，可他并不知道徐毅就在这里。刘鸣岗一看这是个饭店，就带着一帮丘八走进去，粗声大气喝问有什么饭菜。徐毅一下子就听出是坏蛋刘鸣岗，赶紧打发张继贤出来支应。好不容易等这魔头出门而去，徐毅才松了口气。徐毅后来回忆说：“如果刘鸣岗知道我在这里，就会破坏我的隐蔽计划，使党的工作遭到重大损失。”刘鸣岗将刘峰押到晋城南山，扣上“汉奸”罪名，要他拿3000元法币赎身，否则处死。随之，刘鸣岗通知其家里拿钱赎人。刘峰家人闻讯，变卖家产，凑齐3000元钱送给闫军军官，方使刘峰脱险回到孟县老家暂避。

就在这个前后，上级领导机构也经历了数次调整。1940年1月，鉴于晋豫边区的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机关全部遭到摧残破坏，中共晋豫地委已无法对全区党的工作实施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中共晋豫地委改为中共晋豫区委，由聂真任区党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同时将中共太南地委改为太南区委，由张玺任书记。3月，北方局又决定，将中共晋豫区委和太南区委合并为中共晋豫（太南）区委，聂真任区党委书记。聂真长期在阳城工作，在担任晋豫区委领导后，对阳城工作仍然保持着重大关切。当他得知刘峰被捕的消息后，又联系到阳城已被日军占领，晋韩公路被严密封锁，全县事实上已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的严酷现实，遂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加强党在阳城的存在。经过专门会议讨论研究，确定在阳城南、北地区分别建立秘密县委。同时决定，阳南秘密县委由赵子清（河南济源人）担任书记，崔松林任县委委员；阳北秘密县委由徐毅具体负责工作。赵子清接受任务后，立即从豫北到阳南赴任。他隐藏在东冶村党员马得福、刘增寿等人家中，与崔松林一起，继续联络各地党员，开展秘密地下活动。但赵子清在阳南仅工作三个月就被调离，此时负责阳城工作的中共晋豫三地委决定由崔松林承担阳南秘密县委的领导职责，徐毅的角色不变。从此时起，党在阳城的地下活动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五、从“孤军奋战”到“连片开发”，阳北工作风生水起

徐毅初到阳北时，兵无一个，将无一员，枪无一杆，可以说除了那一副货郎担，他几乎是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但徐毅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借力”。即依靠立足之地的党组织和党员群众，来推进自己的工作。他的立足之地就是大宁村。该村党支部在阳城北部成立最早，基础力量最强（有党员80多名），理所当然成为徐毅依靠的重点。徐毅隐蔽下来后，首先对这个村的党员逐个进行考察，先后恢复了张仲荃、郭维邦、刘嘉珍、刘申四、王学信、琚懋、琚天贵、琚景云、张旭东、王书润等31个党员的组织关系，与政治上不可靠、思想上不坚定的党员暂停了联系，并健全了党支部领导成员。经过整顿的大宁党支部，成为“12月事变”后阳北地区第一个恢复起来的基层党组织，该村也一度成为阳北地区地下党的活动中心，秘密县委的中枢之地。

以大宁村为战略支点和坚强后盾，徐毅挑着货郎担，在张仲荃、刘嘉珍、张旭东等骨干轮流陪同下，每天早出晚归，出入町店、增村、杨腰、蒿峪、峪北（今张沟）、汉上、张庄、尹家沟、马寨等地，以人找人、人串人、人托人的方法，逐步在身边聚集起一批骨干，并建立了12个秘密联络点，使党组织的恢复整理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如蒿峪编村，党员38人，整理后恢复32人；尹家沟编村，整理后恢复11名；町店编村，原有党员仅3人，事变后2人自动停止活动。整理后，恢复1人，发展新党员2人；汉上编村，原有党员4人，整理后全部恢复，发展新党员1名，等等。整个阳北地区经过整理，恢复了120个党员的关系，与徐毅建立直接联系的党员由最初的少数几个扩展到50多人。

在此同时，徐毅还派出张仲荃、刘嘉珍、张旭东等人，先后到距离较远的芹池、宜壁、羊泉、西沟等村秘密进行地下联络，传达指示，了解情况，或代行考察整理。徐毅还根据地委书记王毅之的指令，亲自到沁水榼山等地，对这里的党组织进行了恢复性整理。

晋豫区委始终关心着阳北的工作进展。40年春天，晋豫区委与八路军新一旅领导协商，派阳北籍干部栗顺兴、郭进金、刘申四等人回到阳北，协助徐毅工作，使徐毅如虎添翼。刘申四回村后，与刘嘉珍充当了徐毅与上级党委之间的秘密联络员，经常受徐毅指派，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占区和封锁线，向上级汇报工作，传递情报，获取文件和指示，留下了“笔杆里带文件”、“花眼篓里藏密信”等传奇故事。栗顺兴则协助徐毅到各村考察整理党的组织，后期主要负责县、区、村武装工作。郭进金奉徐毅之命，回到老家马寨村，以开办染坊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地下联络点，以此为掩护，接送南来北往的军政人员，沟通各地与阳北县委的秘密联系。至此，我党在阳北的地下工作终于大见成效。

六、立足本土“深耕细作” 阳南局面有声有色

徐毅在阳北大显身手，崔松林在阳南也表现不俗。

崔松林是台头镇石臼村人。石臼村曾是义和团在阳城的活动中心。崔松林之父是义和团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崔松林自小就深受农民革命斗争影响，不畏强暴，英勇果敢。他扶弱济贫，主持正义，曾五次入狱，一度被称为阳北的“农民领袖”。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革命，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很快脱颖而出，先后担任了石臼编村党支部书记、三区区委书记等职，成为阳南的重要骨干，因而被蒋阎势力视为眼中钉，“12月事变”后将他列为重点追捕对象，他只好进入南部大山暂避。赵子清调离后，晋豫区委指定他负责阳南县委工作，他服从党的安排，毅然挑起了领导阳南地下工作的担子。他充分利用自己是当地人，本乡本土，人熟地熟，各种情况一目了然的有利条件，继续以联系各地党员、恢复重建党组织为重点，推进党在阳南的地下活动。他经常在深夜潜回村中，秘密找人谈话，考察党员骨干，恢复了政治可靠的党员的组织关系，首先把石臼村党支部重新建立起来。依托石臼村，再慢慢向周边渗透扩展。他还把自己的家作为秘密联络中心，同时在阳南各地建立了多处秘密联络点，以极其谨慎的方式，同台头、白桑、相底、东冶、梁城、下交等近40个村庄的150多名党员取得了秘密联系。

崔松林还只身奔波于驾岭、黑龙（今西交）、东冶、桑林、三窑等地，了解这些地方的情况，收拢失散党员。他还与活动在东冶、三窑一带的国民党第16游击支队中的共产党员魏维良等接上头，经常互通情报。他还数次前往河南济源、王屋等地，与豫北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从而在不少方面得到了这些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为了使自己的工作为上级了解，得到上级的支持和指导，崔松林还数次北上平顺、南下孟县、沁阳等地，向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晋豫三地委书记王毅之等领导当面报告阳南的情况，使阳南县委的各项工作始终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关心下扎实推进。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崔松林在地下活动中，了解到隐蔽在阳南的原牺盟干部樊岗（晋城西坡村人 ），联络了赵克宏、吴从龙、武雷等60多名当地党员和牺盟会员，计划成立一个阳城抗日工作队，就立即向晋豫区党委做了汇报，很快得到了上级肯定。于是，在崔松支持下，在南圪瘩村举行了“抗日工作队”成立大会，参加者110多人，公推樊岗为队长，张志德为指导员，武雷为副队长。工作队组成人员50多人，下设秘书组、民运组、武装情报组等机构。“樊岗抗日工作队”的成立，是阳南地下斗争取得重大成果的显著标志。

七、另一种斗争方式:：“找不到上级就自己干”

“12月事变”发生后，党的领导层虽然很快就对恢复重建地方党组织做出了部署，先是成立阳城县委，不久又在阳城南北分设两个县委，都说明了我党力求尽快打开阳城局面的决心。但是，由于地下活动有着极为严格的纪律，也由于党的重建工作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谨慎推进，因而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公开号召，也不可能很快联系到所有失散党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性急的党员显得迫不及待，于是产生了“找不到上级就自己干”的现象。有的是在本村串连，有的是利用熟人、亲戚、朋友关系，结成小团体。还有的是跨村、跨乡、甚至跨县，以灰色名义拉起组织，以半公开的方式进行活动。其中比较有名的，阳北是张学尧的“抗日同情小组”，阳南是阎嘉义、阎效华等人主导的“九戎中队”。

张学尧是阳北西沟村人。原在五专署工作，事变后回老家隐蔽。同为村人、知根知底的，还有从决死队、县工会返乡的郭崇海、郭敏生，从外地回村隐藏的尉廷荣、张毓华、马崇惠等人。他们利用同在西沟一带煤矿干活的机会，经常偷偷地在煤窑里讨论形势，叙说与组织失去联系的焦急心情。在一时难以与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经过共同商量后，以张学尧的名义成立了“抗日同情小组”。此时徐毅已在大宁村活动，西沟距大宁也不过七八里地，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张学尧等人楞是不知道消息。为了找到党，他们先后五次外出，跑了本地跑外地，苦苦寻找多时，中间还多次历险，最后均失望而回。几经周折后，张学尧终于在1941年8月与张仲荃接上头，通过张仲荃，才见到了日思夜想的阳北地下党领导人徐毅。至此，他们的自发斗争纳入到了党的领导之下。根据徐毅指示，张学尧的“抗日同情小组”继续保持。张学尧本人则定期到大宁村与徐毅接头。有了党的领导，张学尧觉得方向更明，劲头更足。他白天在煤窑上干活，晚上走村串户联系人，先后找到秦友三、白仁甫等多名失散党员。他带着伙伴们，经常以各种方式，在敌占区进行抗日宣传。有时甚至把抗日传单直接贴到日军的炮楼墙上，或送往伪军政人员家中。1941年秋，他们得知“樊岗抗日工作队”在南部山区成立的消息，就立即派出白仁甫到南山，与樊岗取得联系，并向樊岗介绍了他们自己的活动情况。樊岗随之派出工作队副队长武雷、队员白廷荣，随白仁甫来到西沟，给与了多方面帮助。1942年太岳支队即将入阳时，“抗日同情小组”还多次秘密开会，做了许多迎接大军的准备工作。

阎嘉义、阎效华是阳南梁城村人，他们在事变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消沉和悲观失望，而是主动联络本村和三区各村隐蔽下来的多名共产党员，一面多方打探崔松林的下落，一面自发开展地下活动。当时，第二战区一个游击团驻扎在梁城及壁头、匠礼一带。他们打听到该团虽是阎锡山的部队，但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牺盟干部，正副团长均为牺盟骨干，九中队队长马成龙还是中共党员。得知这些情况后，阎嘉义和阎效华认为：目前进入该团是个极好的办法，一则可以用军人身份有效掩护自己，二则可争取该团不做坏事，力争其成为一支抗日军队。于是，阎嘉义、阎效华以送军粮为名，秘密约见了马成龙，提出了到该团当兵的要求。经马成龙与团长李宜鲜斡旋，得到批准。随后，他们又秘密联络了隐蔽在梁城的晋城籍党员郭万德、阳城垛村党员张继华等人参加了该团。经马成龙举荐，阎效华担任了中队指导员，阎嘉义当了通讯班长，郭万德担任了工作员，张继华任事务长。匠礼村反动村副张某发现阎效华、阎嘉义等原牺盟干部竟然成了阎长官部队的人，就向独八旅进行了密报，称“九中队有异党活动”。独八旅随即掐断了九中队的给养，并派人暗中监视。接着，又策动九中队一个排出走。该排长将马从龙、阎效华等人的活动密报给独八旅，该旅长官立即下令抓捕马从龙等人。马、阎等人在这个排出走的当天即意识到危险，迅速安排所有已暴露的党员和骨干，乔装成当地群众躲避到一个山洞里。等独八旅到该中队抓人时，嫌疑者已一个不见，九中队随之被解散。马从龙潜回其老家继续战斗。当年秋天，崔松林派其子崔永华找到阎嘉义等人，要求他们继续进行地下活动。于是，阎嘉义等在下交村钟和楼办起了一个羊汤馆，由阎永华当掌柜。这个羊汤馆成为阳南地区最大的一个联络点，在党的地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向着抗日发力：党的地下斗争实行新的战略转变

从1940年1月到4月，我党在阳城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在蒋阎军队重兵密布、反动势力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下，艰苦而秘密地进行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我党与国民党及阎锡山地方实力派之间的针锋相对、斗智斗勇，是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搏斗在阳城的集中体现。到了4月中旬，随着阳城被日军占领，以及蒋阎军队经过中条山战役失败后逐步退出阳城，其形势就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则下降为次要矛盾。我党的工作重点，由此变成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过去斗得你死我活的蒋阎势力，国共两党逐步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来共同对付企图亡我中华的日本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党在阳城的地下斗争，也随之转移到以抗日为重点的轨道上来。

日军占领阳城后，八里湾成为日伪经常出没的交通要道，徐毅随之撤销了这里的联络点，回到大宁村坐镇指挥阳北抗日斗争。当地群众按照党组织安排，一度拒绝对敌维持，但遭到日寇疯狂扫荡报复，多人被杀被抓，房子被烧，粮食、物资、牲畜被抢。为保护群众利益，徐毅根据形势变化，果断提出了“变不维持为假维持，以假维持抵制真维持”的新策略。开始时缺乏经验，选派的是与日伪关系接近的人负责维持事宜。但这些人却借机狐假虎威，大肆欺压群众，敛财肥己。于是数次进行了撤换，并借敌人之手，处死了一名企图向敌人出卖我抗日干部的汉奸村长。几经反复后，终于摸到了建立“两面政权”的诀窍，注重选派共产党员和可靠之人出面应付敌人，从而把村政大权牢牢掌握在我党手中。在摸索出一定经验后，徐毅还先后同蒿峪、尹家沟、町店等村的秘密党支部共同研究，选派了一批机智勇敢的党员进入日伪政权，如让杨启章担任了蒿峪村公所书记，王守德被派作町店村“西府”村长，李天成被派作尹家沟日伪村长，等等。这些党员控制着日、蒋、阎三方政权，对各派政权征粮派款、抽丁支差等摊派能少则少，能拖则拖，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群众负担。

徐毅做得最为成功的是，及早在敌人内部布下我党的“耳朵”和“眼睛”，埋下“钉子”和“棋子”，从而为我党掌握对日斗争主动权发挥了重大作用。1940年冬，他就借敌人成立警备队（即伪军）之际，派党员李凤岐前去应募，趁机打进警备队，从士兵做到班长、小队长。此后又陆续派贾甲申、卫鲁祥进去，在敌人内部形成了以李凤岐为首的秘密党支部。他们经常向阳北县委传递情报，偷运武器，特别是把做伪军中下层官兵的工作作为重点，最终策动了警备一中队全体、二中队部分官兵起义，为解放阳城做出了重大贡献，党和人民将这些奋战在敌人心脏的勇士们誉为“虎穴英雄”。徐毅还借敌人培训反共自卫队人员之际，派党员张旭东前往受训，乘机打进日伪先锋队，还担任了班长。张旭东以此身份，在敌人内部惩治汉奸，破坏日伪扫荡计划，并制造混乱，挑动敌人内部互相争斗，让敌人头疼不已，被群众称为“孤胆英雄”。徐毅还指示马寨地下党员郭进金将其年仅12岁的弟弟郭进宝送进刘村据点当差，借机探送情报。像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在阳南地区，县委负责人崔松林也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采取了新的方略。在伪三区政府成立时，崔松林根据当地乡绅刘墨林虽有政治投机性，但又受顽固派排斥、对敌伪依附性较弱的实情，安排白桑编村党支部书记吉新年串连群众，将刘墨林“拱”上伪区长位置。并安排其他抗日人员进入区公所节制刘墨林，促使刘墨林做了许多有益于我方的工作。在四区，崔松林指示区分委书记吴从龙，通过地下党员阎敬恒，做通其兄阎敬武的工作，让阎敬武到董封担任了伪区长。阎敬恒、张贞、宋添智等党员趁机打入区机关。接着，吴从龙又派冯德明、田茂打入董封伪维持会，并安排田三元做联络员。之后，吴从龙还联系樊岗工作队，派该队黄飞、王爱民进入董封区公所，在阎敬武掩护下进行活动。与此同时，在其他各村也推行了“两面政权”。如白桑村地下党支部书记吉新年安排党员韩国奇打入日伪白桑村公所任书记，石臼村党员张泉水担任该村伪村长；并受党支部指示监视该村日伪维持会长崔文明；演礼村七任伪村长均由共产党人担任，无一人出现问题；涝泉村党员、伪村长陈福元、下交村党员、伪村副崔振华等人，冒着杀头危险，数次传递重要情报。此外，白桑据点周围村庄在党组织安排下，形成了三个情报监视网络，郭敦安、张新年、王老捆分任组长，使敌人的任何举动都被我我方掌握。

除上述外，与徐毅异曲同工，崔松林也在阳南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是对蒋阎残余政权“东府”和“西府”进行渗透控制。40年秋，“东府”刚成立，阳南三区分委负责人吉秀峰就根据崔松林指示，派涧坪村地下党员刘福清进入“东府”担任“卧底”。后刘福清奉命转入“西府”，下白桑党支部负责人吉新年又奉命将韩国奇派进“东府”。此后虽几经变更，但对东、西府的监控始终未放松。这两个败类“政府”，在阳城南北均为害不浅，民愤很大。阳南通过监控，将情报由南北共享，对抵制、减少其危害起到一定作用。二是鉴于在驾岭、西交一带活动的“樊岗工作队”处于“东府”和国民党中央军宋聚亮大队驻防区的现实，崔松林推动双方派出代表谈判，达成了共同抗日协议。虽然后来宋部南撤，计划搁浅，但此举在国民党官兵中具有积极影响。三是为配合八路军南进支队（太岳支队）进入阳城准备武装接应力量，崔松林协调阳南各级党组织，积极支持上级党在阳南组建武装，析城山青年营、阳城青年抗日游击队先后成立，大批阳南青年踊跃加入。

1942年以后，随着太岳支队入阳，敌我力量对比明显变化，党的生存方式和政治生态环境重新得到根本性改善。虽然，由于日本鬼子还在顽抗，党的秘密工作和地下斗争仍须继续进行。不过，作为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此时地下斗争已不成为我党工作的主线，武装斗争则上升为我党与日寇的主要斗争方式。需要向读者诸君说明的是，太岳支队入阳后，本文中的两位主角：徐毅和崔松林的个人情况也有了很大变化。1941年10月，赵子清重回阳南，担任了县委书记，崔松林由负责阳南县委工作改为协助赵子清工作。1942年7月，阳城正式分为阳南、阳北两县，上级派王竞成任阳南县委书记、崔松林的职务不变；陆达任阳北县委书记，徐毅由主持阳北县委工作改为协助陆达工作，半年后调河南济源工作。我个人认为，徐毅、崔松林二位同志，临危受命，对恢复党在阳城南北地区的存在，做出了重大贡献，主力部队进入阳城后，他们理所当然应该成为阳南和阳北两个县委的主要负责人。但其结果却是一再派从未在当地工作中经历过风险、作出过贡献的人来担任主要职务，而丝毫没考虑过将这两个出生入死，屡经艰危，功勋卓著，深孚众望的同志予以提拔重用，我觉得多少有一点不公平。但也许上级有自己考虑问题的角度，所以，作为后人，只能表示一点遗憾和感慨罢了。

以上就是我要介绍的“12月事变”后我党在阳城进行地下斗争的大体情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并非轻而易举，而是经过了无数革命先辈的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用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所换来。令人担忧的是，近几年来，国内外的反华反共势力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地不断造谣生事，制造事端，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他们或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极力淡化甚至抹杀共产党的奋斗历史，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意歪曲历史，抹黑革命领袖、革命先烈和革命英雄人物，企图消解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否定党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还有一些号称专家、学者的党内、体制内人士，与外部反共势力遥相呼应，公然攻击共产党“没有注册”、“非法”，叫嚣要把共产党“分成两派”，“改造成西欧那样的社会民主党”。其气焰之嚣张，似乎要倒转乾坤，恨不得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一巴掌打到五行山下，让其永世不得翻身。面对这些蓄意诋毁，恶毒诽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党的一系列奋斗历史，对那些心怀叵测之徒给予有力回击。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