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

---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重读《丙子双十二》

80年前，即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为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联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一道抗日，在距西安咫尺之地的临潼县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因这一年按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为丙子年，故又被称为“丙子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绝对是一个重大事件。反映这方面的专著和文章很多。1989年，军旅作家杨闻宇、朱光亚写作出版了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丙子双十二》，以纪实的手法，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以及贯穿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当时国内外的不同态度及反映，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我党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等具体情况进行了钩沉再现，全面披露。使我们从中看到。这一重大事件，其牵涉面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各派势力博弈之激烈、处理难度之高，最终结局之圆满，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书中特别描写了张、杨二将军以兵谏方式逼蒋抗日的伟大壮举及其悲剧命运，浓墨重彩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突然事变反映出来的高度智慧和博大胸怀，记述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受命处理事变中冷静以对、折冲樽俎、机智灵活、最终促成事变圆满和平解决的曲折过程。今年是“西安事变”80周年，我翻出《丙子双十二》重读了一遍，内心感慨良多。为此，我沿着这本书的脉络写下这篇文章，以作为对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变的由衷纪念。

一、“西安事变”的起因：先抗日，还是先 “剿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织。阶级矛盾是指代表工农劳苦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民族矛盾是指妄图并吞甚至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与不甘屈服奋起反抗的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两大矛盾均为对抗性矛盾。这两大矛盾的存在，将中华民族拖入了深重灾难之中。尤其是进入30年代后，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突出。1931年，驻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9.18事变”。身为东北最高军政长官的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一枪未放就率领东北军退往关内，致使东北三省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就全部陷入日军之手。日本在确立了对东北的统治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内地，相继占领了热河省全境及冀东、察东、通州等地，并以重兵逼近北平和天津。日军的步步进逼，将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面对国家危亡，身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不思救亡图存，反而继续大唱“攘外必先安内”的高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进行大肆围剿。更为可恶的是，蒋介石不顾几十万东北军将士“打回老家去”的抗日呼声，反而设立了“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东北军到鄂豫皖与红军作战。1935年1月，红军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又撤销“鄂豫皖剿总”，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驻地西安，仍由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这样，20万东北军又跟随张学良到了西北地区围剿红军。在此之前，西北地区已经有了一支国民党军队-—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他同时还是陕西省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北剿总”成立后，他却要受张学良节制了。不过，此二人倒也惺惺相惜，处得不错。张学良英气勃勃，锋芒毕露，杨虎城老成持重，行事稳妥，二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张学良刚到西北时，想得比较简单。他希冀在剿共中有所建树，以便取得蒋介石信任，有朝一日能让他率部杀回东北。在张学良眼里，红军不过是些乌合之众，既缺装备，又缺训练，人数又少，而且经过长征，已成疲惫之师，不堪一击。他的东北军加西北各地武装达20多万，对付红军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没想到，东北军向红军发起进攻后，竟连吃败仗。交手没几次，就被红军吃掉3个师，阵亡1名师长，被俘1名团长。张学良慢慢领悟到，他面对的红军，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劲旅。蒋介石百万大军，五次围剿，都没能将红军消灭，自己区区20来万人马，想吃掉红军，还不是痴人说梦？

与东北军相似，杨虎城指挥的17路军在蒋介石命令下，几次向陕北红军根据地出击，均遭到沉重打击，两个旅长被俘，一个旅长受伤，警备部队几乎被打光。

在此情况下，张、杨同时看明白了，大敌当前，和红军作战，是选错了对象，根本没有什么出路。部队官兵也议论纷纷，质问长官为什么已经国难当头了，还不思一致对外？还有的质问：红军和我们无冤无仇，而且抗日最坚决，为什么不去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反而搞窝里斗？

张、杨的醒悟和士兵的倾向，使东北军和17路军与红军由对抗转为合作变为可能。1936年2月，被红军俘获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经红军耐心教育，转变了思想，然后携中共领导人的信件，回西安面见张学良，由此打开了双方的联络通道。同年4月，张学良秘密驾机飞赴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及李克农等人接见。双方围绕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达成了8条协议。中共领袖毛泽东也派汪峰等人，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前往西安做杨虎城的工作。并围绕红军和17路军合作的具体事宜，签订了4项协议。至此，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

二、“西安事变”的实质：以兵谏方式逼蒋抗日

张、杨与共产党达成秘密协议后，剿共的步子就明显慢了下来，力度也大不如前，有时还以打假仗、放空枪来应付。对这一点，蒋介石通过在西安的密探，也慢慢看出来了。蒋介石此时还不知道张、杨已和共产党有了默契，认为其消极剿共的原因是不满政府剿共第一抗日第二的政策。蒋介石一贯骄横跋扈，刚愎自用，对张、杨的阳奉阴违更是难以容忍，因而对张、杨多次大加申斥。

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腾出手来处理张、杨消极剿共的问题。他携夫人宋美龄由南京飞抵西安，一方面要向张、杨交底：根据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已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的形势，党国的工作重心将随之向西北转移，计划将解决“两广事变”的20万军队，100架飞机，集中到西北战场，用2—3个月时间，将共产党彻底根除，以绝后患。另一方面，要对张、杨消极剿共的行为进行当面斥责，并对他们严加督察。但这次与张、杨的会面，却使蒋介石很不高兴。因为，蒋介石在向张、杨重弹了半天反共剿共的老调后，张、杨却先后发表了与蒋介石相反的意见。张学良恳切地说：“委员长，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我觉得同胞间这种互相杀害、消耗国力的内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去秋以来，中共多次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毛泽东、周恩来先生还给我来信，要求向委员长转达他们的意见。我认为中共的表示，绝不是虚情假意，而是出于至诚。我请求委员长以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建议，共商抗日大计。”杨虎城也跟着说：“我也有同感。17路军将士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而剿共士气却很低落。”听了这些话，蒋介石怒气冲天，大骂他们“中了共产党的魔术”，然后以祝寿为名，起身回了洛阳。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听说后，自然要为蒋介石的寿辰歌功颂德。张学良借到洛阳祝寿之机，再次向蒋介石进言，要求联共抗日，结果引来蒋介石勃然大怒。回到西安后，张学良为不能说服蒋介石而忧心忡忡。于是，在11月27日，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请缨求战书》。但张学良太天真了。以为自己的要求义正辞严，蒋介石无法拒绝。岂料老蒋丝毫不为所动。12月2日，张学良终于收到了蒋介石的批复，上面只有6个字：时机尚未成熟。次日，张学良亲自驾机到洛阳见蒋，要求他批准自己率领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再遭蒋介石拒绝。此次双方争执十分激烈。张学良最后说：“不抗日，我的部队没法带，我请你去说服。”蒋介石说：“可以，我倒要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的，还是听共产党的。”这次争论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埋下了契机。

12月4日，蒋介石带领一干军政大员，乘专列来到西安，下榻于与西安相邻的临潼县华清池。这次蒋介石摆的排场很大，刚住下就要求张、杨开出东北军和17路军师以上干部名单，蒋准备挨个接见谈话。同时还通知陈诚、蒋鼎文、朱绍良等高级将领到西安来召开军事会议。张、杨从中看到，蒋介石这次到西安，是要撇开东北军和17路军，亲自调兵遣将，进攻陕北。二人私下议论，感到这次蒋介石是来者不善。杨虎城首先提出，老蒋如果执意要打内战，就给他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大吃一惊，仔细思量后，也感到唯有这一方式，才能逼蒋抗日。但此时，他还下不了决心。

12月5日开始，蒋介石挨个与东北军和17路军师以上干部谈话，进行精神感召。同时，还调兵遣将，命令集结在陇海线的中央军向陕西推进。眼看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就要完成，张学良急得坐卧不安。他决计向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谏诤。他驱车来到华清池，当面苦劝蒋介石收回成命，不要剿共，不要进攻红军。要团结所有国防力量共同抗日，否则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说到激愤处，他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但是，无论张学良怎样苦苦相劝，蒋介石始终不为所动，甚至斥责他是一派胡言，中共产党的毒太深。并说，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决心。还威胁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就将东北军调到福建，17路军调到安徽。

经过了洛阳的苦谏和这次临潼的哭谏，无论张学良怎样良言相劝，蒋介石始终心硬如铁，刀枪不入，听不进张学良半句话，始终不愿在剿共立场上后退哪怕半步。张学良深深地失望了。他想起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那句话，心里慢慢浮现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他不答应抗日，就不放他出西安！

三、临潼捉蒋：张、杨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从临潼回到西安后，张学良立即与杨虎城进行了密议。二人一致认为，目前的形势，非采取特殊措施不能解决问题。二人经过几次周密讨论，于12月8日达成了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的共识和实施方案。

12月12日的深夜，寒气逼人。被骊山包裹的临潼县城与夜色融成一体。在这个寒冷的夜晚，一支小部队在夜幕掩护下，迅速接近了蒋介石驻地华清池。这是张学良的卫队营，在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他们正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逮捕蒋介石。

当孙铭九率队接近华清池时，被蒋介石的侍卫队哨兵拦住。因答不出口令，哨兵开了枪。卫队营立即举枪将哨兵击毙。随着枪声，卫队营与蒋介石侍卫队交上了火，华清池内外顿时枪声大作。面对侍卫队的顽强抵抗，孙铭九指挥卫队营绕着圈往墙内扔手榴弹。新调集的增援部队则绕到后山居高临下，用机枪向院内扫射。在东北军强大的火力下，蒋介石区区30余人的卫队不堪一击。卫队营很快攻入蒋介石的住处五间厅。当孙铭九等人摸进蒋介石的卧室时，房间里却没有人。但桌子上却放着一条武装带、一套特级上将军服，还有一副假牙。用手一摸，还有温度，说明老蒋没有走远。卫队营立即分头进行搜索，最后在东侧的山垭里抓到了蒋介石。昔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委员长，此刻却是一幅狼狈相：满身泥土，嘴里无牙，两条裤腿一长一短，赤脚上胡乱套着一双小皮鞋。在乌黑的枪口下，全身颤抖得很厉害。

蒋介石问这些人是那一部分的，孙铭九回答是东北军的，并说自己是奉张副司令之命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卫队营的士兵也都喊道；“委员长要领导我们抗日，领导我们打回东北去。”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低头出了长长一口气。因为，他和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他很了解张学良的秉性，知道其人极重情义，虽然恼怒他顽固与共产党为敌，但不会杀他，只是以此要挟他联合共产党和红军抗日。他相信自己的命可以保住了。

与临潼相同步，杨虎城指挥的17路军也在这天夜里对西安城里国民党中央所属的宪兵二团、公安纵队、保安团、各路特务留守处、办事处等军政系统发起了猛烈攻击，在短短三个小时内，击毙200余人，缴获各类短枪5000余支，更重要的是，逮捕了蒋介石的一大批直系将领，如军政部长陈诚、西北剿总副司令蒋鼎文、第六军总指挥朱绍良、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以及卫立煌、蒋百里等人。

四、张、杨捉蒋后采取的处置措施

扣住蒋介石后的次日上午，根据张杨二将军的指示，成立了“政治设计委员会”，召集人为高崇民，成员有杜斌丞、申伯纯、应得田、王菊人、王炳南等（其中多人为中共地下党员）。设计委员会经过讨论，将临潼捉蒋的性质定为“兵谏”。同时很快拟出了八大主张，作为这次事变的具体纲领。具体是：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展民众爱国运动。

6、保证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实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纲领强调：“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察以往之误国之衍尤。大敌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之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落款为张学良、杨虎城，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接下来，西安古城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革：12日，任命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赵寿山为公安局长：13日，通令释放政治犯，成立西北各界救国委员会；14日，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15日，发布“释放政治犯办法”，限10日内办理完毕，以便集中一切人力，共赴国难。

12月16日，10余万各界群众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张学良、杨虎城前往出席并讲话。张学良说：“这次事件是我们为了实现救国主张，置生死于度外，不顾一切地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请诸位打先锋。至于最后的胜利，还请全国人民一致来争取。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绝不休止。”杨虎城的发言也充满激情，铿锵有力，他说：“安内攘外、敦交睦邻，这些口号，几乎把我国断送了。我们要拼命，要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下去牺牲，才能保全我们的中华民族。希望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抱着极大的牺牲来完成中国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会后，数十万众举行了横贯全城的大游行。一时间，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西安这座千年古城。

五、“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国内外反响

“西安事变”就像在一个平静的湖中投下一块大石头，引起了层层涟漪。国内外各方面都对“西安事变”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表达出自己的态度。

从国内来说，除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明确表示支持外，其它的则态度不一，但总的情况是支支持者甚少。河北的宋哲元，是1930年中原大战后，经张学良举荐才坐上华北第一把交椅之位的。张学良此次兵谏，特别对他寄予厚望，当天就发电报，请他来西安共商大计。而宋哲元回电则提出两个先决条件，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请公务与共党绝缘。二、委员长之安危，事关民族存亡，请公务必维护。张学良对他顿时非常鄙夷。山东军阀韩复渠则脚踏两只船，一面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效驱驰，一面派人赴开封，与刘峙、商震等协商营救蒋介石的办法。还打电报给何应钦，表示对蒋介石的关切。新疆的盛世才事变前曾向张学良的代表表示过抗日救国的决心，并希望西北各地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事变后却立即发出电报，说此次事变与他毫无关系，且绝不赞成。宁夏的马鸿逵，最初怕张学良这个副总司令节制他，曾向张赠送名马“盖西北”联络感情。事变一发生，他立即向南京政府发出通电献媚，并对老对手杨虎城进行攻击。更使张学良生气的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一个多月前在洛阳为老蒋祝寿时，他二人曾一起向蒋介石进谏，碰了钉子。阎锡山出来后说：“委员长唯我独尊，刚愎自用，你我不能再说话了。今后你有什么主张随时通知我，我阎老西绝对支持你。”没想到事变后，阎锡山向张学良发来电报，一口气提出四个质问，并断言张、杨此举是危国行为。难怪有人感叹说，这些政客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从国际反响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日本态度。企图扩大侵华战争的日本，一直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变化。捉蒋的消息传到东京，内阁和军部连星期天也不过了，频繁地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日本外相表示，“如蒋介石与张、杨妥协，日本不能再作静观。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京沪。”12月17日，日本外相进一步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绝不能坐视。”日本还极力挑拨南京对西安作战，便于它火中取栗、德、意法西斯与日本取同一步调。

二是英美态度。由于日本侵华，排挤了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他们不愿意因蒋介石被扣，使政权落入亲日派手中，所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支持宋美龄出面营救蒋介石。

三是苏联态度。苏联本身当时受到来自日本和德国东西夹击的威胁。论说张学良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对苏联也是有好处的。而且张学良在当年夏季曾对苏联驻华大使说过，日本野心无穷，苏联终究难免受害。与其单独应对困难，不如订立中苏同盟共同对付日本。苏联大使也答复说，苏方一定郑重考虑这个意见。但“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政府竟然认定“张学良的暴动将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为了极力洗涮自身，表明苏联与事变无关，苏联竟然胡诌张学良是受了日本特务和汉奸的唆使，还说什么“张之行动成为对日本阴谋者的一种贵重赠礼。”这种不顾事实的信口雌黄，就连中国当时最反动的报纸也不敢这样做。苏联为了避免刺激日本，采取绥靖政策，昧着良心对“西安事变”大加指责，以此讨好日本，这种损人利己行为实在使人齿冷。

每天都在关注国内外动向的张学良，从报纸上看到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思想上受到很大打击。曾一度陷入消沉。令张学良欣慰的是，捉蒋行动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全力支持。从13日至15日三天之内，仅是山西、湖南、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的团体，就发来电报1000余件，张学良亲自翻阅了这些电报，感慨地说：“知我者，民众也。”这使他多少有些沮丧的心重新振作起来。

六、南京政府的勾心斗角及应对方式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城里一片混乱。忠蒋者丧魂失魄，如丧考妣，与蒋有成见者幸灾乐祸，袖手旁观。而具有亲日倾向者，则企图以营救蒋介石为名，派飞机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然后控制国民政府，顺利地与日寇同流合污。

在亲日派中，领袖人物是汪精卫，铁杆标志性人物是何应钦。蒋介石被扣时，当时汪精卫正在德国养病。何应钦凭借自己的军政部长职权，就势揽住国民党军政大权，有恃无恐、野心勃勃地拨拉起个人的小算盘来了。他的想法是，如果经过讨伐能救出蒋介石，他何应钦就成了“救蒋第一人”。倘若是因轰炸西安炸死了蒋介石，那么他就是“继蒋第一人”，横竖都对自己有利。因此。他主张不惜玉石俱焚，坚决明令讨伐。他命令20个师的中央大军，沿河南、陕西边界向前推进。同时命令集中洛阳的轰炸机、飞机，往西安及张、杨所在地示威。豫陕上空一时战云密布，形势极度紧张。

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在上海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如遇晴天霹雳，震骇莫名。第二天，他们就带着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抵南京。他们一面与英、美大使馆紧急磋商，一面派端纳飞往西安探明真相。宋子文也赶忙给张学良发电报沟通，“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尽快营救蒋介石脱险。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宋美龄甚至与何应钦针锋相对，进行了激烈争执。何应钦坚决主张武力讨伐。宋美龄质问，如果有其它途经可循，为什么一定要军事解决？何应钦声称，这是中央常委的集团决策，要迅速粘平叛乱，必须快刀斩乱麻。宋美龄怒道：你们这样做，玉石俱焚，万一把委员长炸死在西安，中央政府谁来主持？何应钦指责宋美龄是妇人之见，并说：你女人家懂得什么。国家大事，不要你管。亲日分子戴季陶等人见宋美龄等态度强硬，赶快给汪精卫发电报，想让他回国出掌行政大权，让何应钦掌住军权。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则向张学良发出了规劝电文，向太原的阎锡山发出了“祸机相迫，间不容发。务祈我公切电汉卿，促其亲送介公赴并”的电文，想把蒋介石转到太原。孔祥熙还向北平宋哲元、青岛韩复渠、开封商震、青岛沈鸿烈等人发出了“泯大难于俄倾、挽国家于万劫”的求援电报。

12月14日，端纳与宋美龄亲自挑选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作为代表，携带着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亲笔信抵达西安。端纳与张学良交谈后，大致了解了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原因。在张学良允许下，端纳面见了蒋介石。亲眼看到蒋介石虽被软禁，但并未施加刑罚。身体也还可以。端纳呈递了宋美龄的书信，并按照张学良的安排，劝告蒋介石接受张、杨的政治主张。翌日，端纳回到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真相，并说，张、杨二位的动机纯为爱国，别无意图。他二人欢迎南京派人来磋商释蒋事宜。但何应钦一伙闻此消息，大为惊恐，立即派飞机在渭南、华县一带大肆轰炸。宋美龄惊惧异常，连忙让端纳重返西安，让蒋介石给何应钦下一停战手令。正在此时，南京推举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正式下达了讨伐令。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顾祝同、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分任5个集团军总司令，集中30多个师包围西安。为了营救丈夫，宋美龄央求宋庆龄设法与中共联系，她想与共产党会晤。宋庆龄向她推荐了潘汉年。潘汉年答应与中共代表团联系沟通。12月24日 ，宋子文、宋美龄、端纳、蒋鼎文等亲自赶赴西安，与中共代表团商谈，并做蒋介石的工作。

七、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最初态度及立场转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拂晓，当蒋介石还在骊山的山道上狼狈滚爬时，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奉张学良之命，立即以急电向设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报告了捉蒋的消息。

中共与蒋介石之间，可以说有着血海深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并对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进行长达10年的疯狂围剿。一听张、杨二将军把蒋介石扣了起来，中共的最初态度是，认为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主张杀掉蒋介石，就连一向老成持重的朱德总司令也罕见地抢先表示这种态度。13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保安举行了300人的积极分子会议，毛泽东主席做了报告，大家一致认为，“4.12”以来，蒋介石所欠血债高积如山，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应该把蒋介石押到保安，交给全国人民公审。中共中央很快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提出要“推动人民团体向全国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压迫其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及全国军队抗日之罪状。”但出乎意料的是，共产国际及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另一种看法。

14日深夜，共产国际电令到了保安，要求中共即刻改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电文中还有威胁性语言：如果中共不为释蒋而努力的话，苏共将不辞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并对中共以土匪看待。共产国际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以势压人的方式却令中共很不愉快。中共没有盲目屈从莫斯科的压力，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是多次开会研究。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各位领导人冷静讨论着错综复杂的形势，严格调整着、完善着自己的方针政策。大家看到：国民党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各霸一方，亲日派蠢蠢欲动，南京群龙无首，混乱无序的苗头争相显露。面对这种情况，杀蒋、审蒋、押蒋，都可能迅速导致大规模内战，甚至把亲蒋派也推向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另外，事变发动者张学良也曾表示，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依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于是，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放弃“罢免”蒋介石的要求，于1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保蒋安全，在蒋同意联合对外等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的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为了表示对张、杨的支持，中共还分别致电南京政府和全国人民，从道义上给张、杨以援助；在军事上，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立即南下，向东北军和西北军靠拢，形成犄角之势。彭德怀也率红军进入甘泉至淳化、三源一带，不久又进驻延安，以便随时南下渭北支援东北军。

接着，中共于16日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秦邦宪、叶剑英、李克农、邓发、李涛、罗瑞卿、童小鹏等20多人为成员的代表团，乘飞机到达西安，开始履行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的艰巨使命。

八、周恩来：稳妥解决“西安事变”的“定海神针”

张、杨虽然基于义愤发动了兵谏，但对于如何实现他们提出的八项主张，如何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如何抵挡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并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系统、详尽的办法。特别是在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个关键人物的问题上，颇感棘手难缠。各方面的呼声如霹雳闪电，一个比一个强烈，张、杨需一一倾听，件件斟酌。张学良感叹道：“想不到抓到蒋介石，就像抓了个刺猬，拿起来扎手，放到地下又怕逃遁，实在不好办。”他二人翘首陕北，急切盼望中共代表团快些到来。

当中共代表团专机到达后，张、杨如释重负地长长出了一口气。当天晚上，周恩来即与张学良举行了会谈。周恩来首先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及毛泽东主席对张、杨的致意，对他们的爱国热忱和正义行动表示了钦敬，然后由张学良详细介绍了眼下的情况及困难。张学良诚恳地说：“周先生，现在事情很棘手，很难办，我盼你来，就是希望帮我拿个主意。”周恩来通过深思熟虑，端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西安事变目前存在着两种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御外侮，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先公审，然后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为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这就使得中华民族的前途比现在更糟糕。”他强调说：“现实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西安事变就是一个走向光明的转折点。我们现在必须说法蒋介石，使他放弃内战政策，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可以考虑放他回南京。”张学良没想到中共会提出和平解决的方案。十年剿共，血海深仇，中共能以民族利益为基点以德报怨，这胸怀度量实在是比天大，比海深。他说：“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直是很尊重的。兵谏是天大的事，既然连你们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我张学良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听到这个话，周恩来的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次日，周恩来马不停蹄地赶到杨虎城驻地“止园”，与其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周恩来先介绍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特别点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已与张学良达成共识。但杨虎城似与张学良想法不同，又不便直言。在周恩来鼓励下，杨虎城说道：“蒋介石这个人，真正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军阀都都斗不过他。贵党和他为敌，长期分庭抗礼，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要打就打，不打就罢。可我和张司令是他的部下，轻易把他放了，他一旦失信翻脸，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周恩来说：“我要是处在先生这个位置，也会这么想。不过，信誉问题目前关乎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他倘若失信，更便于我们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使他在道义上一败涂地。至于会不会报复，也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我们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与全国人民形成强大团体，老蒋纵有报复之心，也是难以施展的。”杨虎城说：“贵党比我度量大，看得远。你们能置血海深仇于不顾，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早前到达西安的宋美龄、宋子文在与张学良言谈中，感觉出张、杨二将军对周恩来的意见很看重，就急欲见一见周恩来，并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于是，经张学良牵线，周恩来又会见了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在谈话中，宋美龄不知轻重，把蒋介石被扣说成蒙难、劫持，遭到周恩来的严词反驳。宋子文赶忙打圆场说：“愚妹今天登门拜访，主要是协商双方谈判事宜。方才冒昧失言，对张、杨二将军不敬，请先生海涵.。”宋美龄也赶忙说道:“委员长腰部受伤，翻身都困难，所以谈判的事，他的意思是由我和宋部长代表他具体商谈。另外他还指出，所有商定的条款，不做书面签字，均由委员长以领袖的人格保证执行。”周恩来答道：“兵谏是张、杨二将军发起的，未来的谈判是显示兵谏结局的一个关键。委员长提出这两条，得与二位将军协商决定，我个人没有权利回答你们。”

24日上午，谈判在张公馆二楼会客厅举行。蒋方代表是宋氏兄妹，西安方面三位一体（即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的代表是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主旨以张、杨八项主张为依据，由周恩来作主归纳为六条：

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2、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3、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力；

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6、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双方经协商，均接受了这个协议。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主动提出要见蒋介石。当周恩来出现在蒋介石面前时，蒋半张着口，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蒋任校长，周任政治部主任，彼此早就相熟。十年前，国共决裂，蒋、周二人黑着脸分手，周愤然说：“共产党日后不擒住你蒋中正，我周恩来今世不剃这把胡子。”眼前的周恩来，下巴光溜溜的，令蒋介石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喃喃说道：“内战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打了。”周恩来说道：“请蒋先生放心，我不是来算旧账的，是来同你商量今后的救国大计。这次到西安，毛先生让我给你带话：共产党希望蒋先生认清目前的形势，中国是非抗日无以求存，非团结无从救国。谁坚持反革命内战，逆历史潮流而动，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经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们希望国共间的十年战争至此告终，化干戈为玉帛，把今天作为国共和解的新起点。”蒋介石对答道：“恩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前我有不是，对不起你们。今后，只要我生存一天，保证中国绝不会发生反共内战。”周恩来道：“倘能如此，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当蒋介石方面与西安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达成谈判协议后，蒋介石随即于次日（12月25日)乘坐飞机飞离西安。整个“西安事变”经过13天的多方博弈，就此落下帷幕。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张学良也跟随蒋介石上了飞机。在此之前，张学良就向周恩来表达过，为了挽回蒋的面子，自己准备亲自送他回南京。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张学良，他说：“政治是钢铁般的冷酷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我愿意尽最大努力。至于你亲自送蒋，纯粹是感情用事，大可不必。一失足成千古恨，虽是古语，也是政治隐语，是生命与鲜血留下来的教训”，以此让张学良谨慎从事。但张学良固执己见，不听劝告，执意送蒋，结果有去无回。

九、“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亲口承诺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转而采取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策，实现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

第二、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将将剿共第一转变为联共抗日，铺平了国共合作的道路，做到了最大限度地集中集中国防力量，共同应对民族危机，从而开启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三、西安事变为红军的休整赢得了时间。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既要出师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肆围剿，面临的处境异常严峻。“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基本停止了对陕北的进攻，这就解除了对红军的威胁和压力，使红军的生存空间得到扩展。

第四、西安事变也促使中共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统战范畴由单纯注重与下层的联合转变为对下层和上层均实行广泛联合。

总之，“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这次事变，基本结束了长达10年的内战，开启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民主的转折点，。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正因此，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在评价西安事变时，由衷称赞说，这是“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蒋介石作为西安事变中的主角，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尽管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不止一次撒过弥天大谎，而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却仍不失为深刻有力的一句名言。

十、“西安事变”的余波及张、杨二将军的不同结局与历史功绩

蒋介石是个心理阴暗、睚眦必报的政客。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他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面前丢了脸。他一旦反过手来，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此二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蒋介石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将他扣在南京不予放归，致使西北方面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特别是东北军内部由于群龙无首，发生了分裂。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十分激烈，并形成了少壮派（激进派）与稳健派（保守派）的冲突，最后导致老军长王以哲被少壮派枪杀的“2.2事件”。最初沟通东北军与共产党联系、并晋升为少将的高福源也被保守派因误会而暗杀。面对这种复杂情况，杨虎城也束手无策，力不从心，难以控制。周恩来深入到东北军中，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才逐渐平息了内乱，稳定了局势，避免了更大范围的自相残杀。

蒋介石为了置张学良于死地，设置了军事法庭对张进行审判。在此期间，南京盛传着一个秘闻：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将一个关系到张学良生命安危的“宝贝”（暗指9.18事变中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存进了西方最权威的一家保险公司。不到万不得已，这个“宝贝”不会问世。蒋介石闻讯后，深怕对张学良贸然处置，把自己媚日恐日的嘴脸暴露在世人面前。于是打消了原先的想法，转而以“严加管束”的名义将张学良关押软禁。张学良此后先后在贵州阳明洞、麒麟洞，息烽、四川重庆歌乐山等多处关押。1946年被移往台湾。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张学良才全面恢复自由。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至2001年去世，享年101岁。

但东北军官兵就没有张学良那样的好运气了，被蒋介石以“中央”名义谴往南京、安徽、江苏整训，分别驻扎在豫南、皖北、苏北地区，驻地分散，互不统属，均直接归南京管辖。东北军中，有大量随军眷属，其中不少人的丈夫战死在战场上。过去有张学良一体规划照护，还没什么问题，移师江南后，遗属无人过问，求告无门，许多人以乞讨为生，死伤累累，许多人沦为乞丐乃至娼妓。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反而将药继续往东北军身上播撒。到后来，除了吕正操、万毅率部参加八路军外，其余各部均被蒋介石葬送在战火中。王以哲死后，其指挥的67军由吴克仁率领。在上海抗战撤下战场后，竟被蒋介石的嫡系包围起来全部消灭。

宰割完东北军，蒋介石即着手收拾17路军。17路军原有6万多人，事变中有两个旅投靠了南京，仅余3万余众，这对蒋介石并构不成威胁，于是蒋只是限令38军编为两个军，撤销了17路军总指挥部。随之，蒋介石将报复的矛头对准杨虎城本人。他先是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布置特务暗杀杨虎城。特务先后找了两个人。一个是在“西安事变”中因主和被杨虎城处决的西安大士绅褚小毖之子褚龙吟，一个是被杨虎城处决的地方武装头子甄世仁的女儿甄芝颜。但这二人均深明大义，敬佩杨虎城为国家民族的所作所为，回绝了特务的要求。暗的不行，蒋介石干脆明着来。他直接找杨虎城谈话，以让他到欧美考察的名义，剥夺了杨虎城在陕西的军政权力。杨虎城在欧美之间，发生了“七七事变”，他数次打电报要求回国参加抗日，均被拒绝，后在宋子文斡旋下，才得到准许。本来中共已经派张云逸与杨联系，让他到延安，但遭杨虎城婉拒，他认为，蒋介石已扣留了张学良，没有理由再扣留他。但他想错了，蒋介石绝不会让他东山再起。他手中也没有于凤至那样的“宝贝”能镇住老蒋。1938年，根据蒋介石指示，军统头子戴笠具体执行，将杨虎城与其妻谢宝贞及子女在南昌囚禁，此后又辗转关押多处，夫人谢宝贞在囚禁中病逝。1949年9月，在全国解放前夕，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重庆歌乐山上的戴公馆，与他同时被害的，还有他的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坤，以及他的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

虽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悲剧命运让人扼腕叹息。但是，他们的赤诚胸怀、高尚人格通过这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闪射出了璀璨夺目、永照史册的绚丽光芒。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在危难之际、生死关头，连这样一簇火花也迸射不出来，它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杨二将军堪称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通过重新阅读《丙子双十二》这本书，重温这一段历史风云，我的心中也是波澜起伏，久久难平。我对张、杨二将军的胆略和气度非常敬佩，对我们党及其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历史巨变中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气魄、大手笔非常崇敬。过去，人们总认为周恩来能力出众，但比较软弱，回首西安事变的一幕幕情景，周恩来在各派势力中折冲樽俎，和蒋介石会见时针锋相对，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中沉着镇静，哪有一点软弱的影子？同时，回顾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我自己也从中受到不少启示，概括地讲有这样几点：第一，历史转折关头，面对头绪纷乱、错综复杂的情况，决不能惊慌失措，一定要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第二，重大事件发生后，必须紧密团结，形成一个声音说话，一个口气对外，决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防止被各个击破。第三，处理重大问题，必须注重策略，一切要经过深思熟虑，不能随意、任性。第四，在不损害大局的情况下，处理问题既要坚决果断，又要机智灵活，不能过于死板。第五，任何时候，都要有担当精神，献身精神，牺牲精神，不能干大事而惜身，事到临头畏首畏尾。

放眼当前形势，我们依然面临着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颠覆和破坏活动。我们国内也有着不少的亲美派、亲日派、虚无派等各种各样的砸锅派，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早已纳入了西方体系，并且一直在兴风作浪，图谋将中国拉向倒退，让中国改旗易帜。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一定要以敢于担当的精神，把我们自身的事情做好，不给哪些别有企图者以可乘之机。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一切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为，展开不妥协的斗争，把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顺利地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