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农民朋友“四同”的日子里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县许多干部下乡到生产大队指导工作。我刚当教师，很想到广阔天地里受受锻炼。1965年，教育局在全县农村开展了“扫盲”运动，我向联区校长主动请缨参加，被批准。秋天，我背上铺盖卷儿来到了陵川县平城公社的草坡村。

草坡村背依青山，前为平川，是个二百多户人家的生产队。县畜牧局局长崔松陵在此蹲点，我先见了他。崔老是位老党员，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他将我介绍给生产队支书、主任，告诫我：“年轻人，到农村工作必须和农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才能完成你的扫盲任务。”我虚心地点了点头。

开始我住在村边庙上的小学校，黑夜组织男女青年“文盲”识字，学员来的稀稀拉拉。崔主任说：“你住在村中央老百姓家，在那里扫盲，人肯定多。”于是大队主任将我安排在村中王大妈家的闲屋里。晚上，就有许多学员到我的住处识字。我将1000个农村衣食住行劳常用汉字印成册子，促膝教他们读写，学员学得来劲，一冬天就将字识得搬了家。有时候，个别学员因事因病误了课，我就搞“家教”，亲近了农民，收到了好的效果。青年们对我说：“你不像老师，到像朋友！”我高兴地说：“咱们就是朋友嘛！”。

王大妈瞅我工作忙，就帮我照看火，还给烧开水，待我像儿女一样亲。我很过意不去，抢着给大妈担水、担煤、扫院，闲了与他拉家常，处得像一家人似的。我在大妈身上看到了农民的淳朴，在他乡享受到了“家”的温暖。

那时干部下乡吃“派饭”。就是由生产队把干部一天的饭安排到农家吃。每人每天给这家交1斤2两粮票，3角钱。开始，我吃的农家饭较好。崔主任对大队主任说：“派饭到贫家，才能使我们体验到农民的生活。”从此后，我看到了农民的疾苦。生产队给社员分的口粮有限，各户情况不一，生活就千差万别。我到王龙胜家吃派饭，看到他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炕上只铺着破了的苇席，孩子多，妻子身体不好，个个穿得破破烂烂，顿顿喝稀汤，甚至缺油断盐。我了解到，村上还有30多户人家处于这种状况。我很同情他们，每到县里或公社开会前，总要去这些人家要个瓶子，掏自己钱给他们打1角钱煤油或称1斤盐，还在自家拿些旧衣服送给这些家户。他们感动地说：“还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干部好！”我听了这话，想着这点事也给党争了光，心里非常高兴。

我黑夜做扫盲，白日参加社员的生产劳动。我和农民朋友在秋田里割谷、收玉米。火辣辣的阳光晒得我头上直冒汗，臂上晒出小泡泡，夜里像针扎似地疼。运谷时尽管农民大哥拣小个谷捆让我担，我还是吃不消。他们说：“你努着力干会伤坏身体的！”我不甘示弱地说：“锻炼锻炼就好了。” 我看见黄澄澄的粮食分到社员家中时，和他们心里一样高兴。  

草坡村缺水，崔主任与村干部研究，决定冬天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村口打一个直径20米的大水池，解决社员吃水用水难的问题。数九寒冬，我参加了工程建设。池浅时我与农民用平车往外运土，深了的时候用辘辘往上绞土，一天下来累得黑夜睡不着觉。但时间一长，累就少了，吃饭多了，睡觉也香了。当池子挖出了水的时候，我和社员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来年桃杏花开放时节，我与社员担粪施追，拉耧下种，不惜力气。社员们夸我。我想自己长在农村，应有农民的本色，脱离农民倒是不应取的。

社员们劳动一天，晚上还要到大队部学习《毛选》、报纸文章。崔主任让我给大伙读。读完了他结合全省农业学大寨形势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直熬到11点。有些人打盹，旁边的人抖醒他。那时，农民们很累，但对毛主席情深，对中央政策坚信不移，红心向着党。

我从到草坡第一天起，就坚持写“下乡日记”，记与农民朋友“四同”的日子，记思想改造过程，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下乡中我共写了三大本“日记”。这是我的一个大的收获。

翌年5月，我顺利完成了“扫盲”任务要回学校了。离开草坡村的那天，生产队干部、崔主任、我教过的男女青年、一些群众，闻迅来为我送行。崔主任拍着我的肩语重心长说：“年轻人，在农村锻炼得能毕业了！希望你回校后做位好老师。”村支书、主任和农民农民朋友则纷纷对我说：“你是位好青年！”“希望你不要忘记草坡村！”我恋恋不舍地说：“谢谢崔主任对我的教导，谢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那次下乡虽只有短短的一年，但与农民朋友“四同”使我收获颇丰。我学到了农业生产知识，学到了农民朋友的艰苦奋斗精神，学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锤炼了身体，和农民交上了朋友，真正接受到了党的群众鱼水关系的教育，促使我一生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