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苏共亡党的深层根源

1991年12 月25日，19时38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69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印着镰刀和锤子的苏联国旗缓缓下降。19时45分，一面红、蓝、白三色旗升上克林姆林宫的夜空，这是取代原苏联国旗的俄罗斯联邦国旗。至此，存在了将近70年，一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苏联宣告解体，苏联、苏共，从此时起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发生这样重大的事件，全世界都在注目，但是，俄罗斯却显得很安静，安静得令人可怕。没有工人、农民、市民、学生、商人、职员上街游行示威，没有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议，拥有1000多万党员的苏共，更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组织。许多人心里好象还在说，早就该这样了。

人们不仅要问，由列宁亲手建立的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曾经创造过轰轰烈烈的革命伟业，曾经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侵略者，并与超级大国美国进行了长期抗衡，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中流砥柱，为什么却在一夜之间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

苏东剧变以来，分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文章如汗牛充栋，列出的原因也有很多，如苏共垮台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将苏联拖垮的结果，还有的说是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向反苏反共势力屈膝投降、自毁长城的结果。这些均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根本上看，是由于长时间、大规模的腐败问题、破坏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进而失去了执政党的合法地位，党的形象彻底坍塌，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声名狼藉，威信扫地，最终演变成亡党亡国的致命因素，导致世纪性悲剧的发生。

苏共的腐败，从夺取政权的时候起，就发生了。据有关资料介绍，1917年12月22日，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的一个多月，就设立了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后来的克格勃）。好多人都认为，这个机构的主要功能是镇压反革命，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反腐败。因为在契卡的12个分支机构中，有一个“打击职务犯罪局”。1918—1919年，由党内法庭和普通民事法庭处理的案件涉及到2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负责人员。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腐败更加严重。1921年，职务犯罪高达3.2万起，虽然苏维埃政权对腐败采取了打击措施，使案件大幅回落，但到1922年，仍然发生1.5万起。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苏共最高领导人列宁，对腐败问题是极为重视的。1918年5月2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了莫斯科侦察委员会4名工作人员受贿和敲诈勒索一案，判处他们6个月监禁，列宁知道后，于5月4日给中央委员会写信说：“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开除出党。”在列宁坚持下，案件改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理，对其中3名被告各判处10年徒刑。这说明，苏共很早就认识到反腐败关系到政权存亡，其惩治措施也非常严厉。如1924年5月，最高法院一次审理42人受贿案，其中17人被判处枪决。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纵观斯大林的一生，他有着很大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在列宁之后，领导苏联党和人民，顶住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在一国建起社会主义，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范例和支持；在短短若干年内，领导苏联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作出了贡献；在战后领导人民迅速恢复经济，使苏联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斯大林的错误也是极其严重的。除了制造和接受个人崇拜，在党内斗争中滥用专政手段，滥杀无辜，凭借大国大党地位，谋求霸权主义等错误外，还有一个错误对苏共的破坏性最大，就是在他担任总书记期间，以党的名义建立起保证领导干部层的特权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拥有的特权包括：⑴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海滨、风景区、名胜地、避暑胜地，几乎都被大小官员的别墅占据。⑵特供权。各级政府机关均有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享受供应。⑶特教权。高官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制度，高级军官子女则直接送军事院校；⑷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为自己子女留下豪华别墅和住宅。⑸特卫权。高级领导人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均配备着由国家支付工资的服务员、警员，每年开支数额非常惊人；⑹特支权。位居金字塔尖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斯大林时期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即高级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领取“钱袋”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这种做法旨在灌输一种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甚至丢掉性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绝对听话，并积极为个人迷信服务。

最高领导层堕落如此，整个干部集团必然上行下效，致使腐败象瘟疫一样蔓延。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看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罗曼•罗兰感叹道：“身为国家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把自己变成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斯大林在苏联主政整整30年，他的专断作风，他把干部特权制度化、合法化的错误做法，使党的性质受到某种程度的改变，人民群众对党的失望甚至愤怒情绪日益加剧，只是由于他的高压政策使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苏联党风好转是在赫鲁晓夫掌权时期。赫鲁晓夫不能算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脱下皮鞋敲桌子的粗鲁举止也被人们所讥讽。但赫鲁晓夫并非一无是处，他有一些方面的所作所为也是颇有胆识的。尤其在他执政期间，为修复党的形象和声誉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在苏共20大做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时期以肃反为手段镇压人民的严重错误，纠正了苏联长期弥漫的个人迷信，为大量长期积压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二是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汽车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别墅政策尤其深恶痛绝。沙俄时期，俄罗斯的普通百姓也有别墅，但那不过是在野外搭一个简陋的小木屋。苏共执政后，群众不仅没有了小木屋，连必要的房子也很难得到。一个地方分配住房，1万多人排队，最后得到的可能只有几十个人。多少年后，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最后的遗言》中说，自己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忆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我深感痛心。”正因此，赫鲁晓夫在废除干部特权时，第一刀砍掉的，就是高官们的免费别墅。此外，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削砍。但这些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为此，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的任期制与轮换制，这使那些享受惯了的官僚们一下子丢掉了特权，失去了既得利益。因为腐败是与职位紧密联系的，失去了职位，也就失去了腐败的条件。于是，他们迅速结成政治同盟，专门与赫鲁晓夫作对，最终将他赶下台，并将能力平庸的勃列日涅夫拱上台。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腐化变质达到最高峰。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带头腐败。他对贵重礼品、轿车、猎枪的喜欢尽人皆知。他经不住舒适奢靡甜蜜生活的诱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喜欢礼品并以不光彩的办法来满足这种愿望。他每次出访，他都尽可能给外国首脑送贵重礼物，并期待对方回赠礼物时不小气。每次出访回来，总书记的飞机落地时，都会从机上卸下几十个装有高档礼品的箱子，他的夫人、女儿也毫不避讳，广收礼品。此外，他还把自己的儿子安排为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把女婿由一个上尉安排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人们说，勃列日涅夫的家就是一个腐败场所。

为了回报那些扶植自己上台的官僚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把被赫鲁晓夫改革掉的干部特权重新恢复起来，甚至有所增加，从特供商店，再到免费别墅、汽车，再到各种灰色收入。在苏联长期短缺的供给制经济下，干部们的特权显得十分扎眼，群众干脆把特供制度称为“花名册制度”，上了这个花名册，也就意味着具备了享受特权的资格，这个名单包括了从农村到克里姆林宫的大部分干部。正如莫洛夫所说：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都是按照职务领取各类好处的。那是个等级森严的体系，精细之极。而每个党员如同张开嘴巴的一支小鸟。，等着党这个鸟妈妈来喂养。”尽管如此，那些享受特权的人仍然贪得无厌，利用各种手段损公肥私，尤其在70—80年代日益严重，涉嫌腐败的官员包括党的领导人、国家领导人、中央委员、地方党政负责人，他们贪污盗窃国家财产几乎到了明火执仗的公开程度。据一个资料披露，苏联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把用于装修大剧院的材料挪用出一部分，建造自己的私人别墅，当政治局开会就这件事批评她时，她大光其火，嚷道：“没有什么可被责备的，看看你们自己吧。”其它人也就不再吭声了。彼此都是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除此之外，买官卖官也大行其道，党证和公职也可以买卖。一些党组织把“党的权力”变成了谋利工具。在某些共和国甚至有给党证明码标价的。有的地方党组织公然从事党证交易，把各种骗子接纳进党内，在他们施行了更大贿赂后，又把这些人推向更高位置。还有一些地方，给州委书记和职能部门官员、管理人员及普通工作人员都定了价，谁要想得到这些位置，必须拿钱来买。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政客把社会公众利益放到了后面，把自私自利的利益放到了前面。为了个人利益，他们可以牺牲党和国家的一切利益。在这种形势下，贪污腐败已不是局部，个别现象，而是涉及到了各部门各行业各级工作人员，查一个部门及行业，就能牵出一串又一串的相关人员，并最终指向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塌方式腐败”。它对苏共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共又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于1985年进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7年中，苏共存在的问题更大，更多。有人给他总结了三句话：一是反腐败却纵容腐败。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在党内进行“和平清洗”。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个人虽然因身体原因，担任总书记的时间都很短，但他们却十分重视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部门中选拔任用忠诚正直之士。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两任总书记提拔使用的人拿下来。60%的部长被撤换，80%以上的州委书记，区委书记和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被更换。新上任的干部中，有相当一些人是投机分子，他们一上任就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其胆子之大，性质之恶劣，程度之严重，规模之广泛，远远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二是反特权却大行特权。戈尔巴乔夫对特权的迷恋超过了勃列日涅夫。他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和用贵重金属制做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帐户上有几百万美金。他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甚至在苏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还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卧室、办公室的住宅，后因发生了“8.19”事件，才被迫停止。三是利用“苏共”反苏共。他打着革新苏共的旗号，却妖魔化苏共的历史，引起人们对苏共的仇恨。他以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为“新思维”，实际上是要把苏共变成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会党”，把苏联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在他的“公开性”思想指导下，五花八门的党派组织在苏联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苏共28大前后，有20个左右的全国性政党，有500多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出现，全国有6万个反对派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仅1989年，由这些反对派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到就达5000多次，并公然喊出“打倒苏共”的口号也无人制止。

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人们还能感受到一股清新之风迎面吹来。但慢慢地，人们却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失望。到后来，戈氏所领导的苏共及其倡导的改革，变得越来越混乱无序，尤其是苏联官僚阶层进一步演化，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性质，成为瓦解和抛弃苏共的急先锋。西方国家曾在苏联搞过一次民意测验，干部与群众的想法大相径庭，民众中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而占据着党政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却有将近80%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凭借特权所攫取的社会财富，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只要体制不变，迟早有一天，要受到人民的清算。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制度快快垮台。这样，也就没人和他们算账了。在这种情况下，想让苏共不亡，苏联不垮，很难。一方面，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存心要把国家搞垮，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体制性腐败，已使苏共人心丧尽，它已经到了垂死的地步。即使一些对党仍保留着一定感情的干部，还想改变一下这种局面，搞了一个“8.19政变”，但只是为苏共的垮台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除了招致反共势力的加速颠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俄罗斯有句俗语：“鱼从头上烂”，与中国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有相似之意。它告诉我们，领导者的行为是社会的风向标，廉明的领导者，将带动社会风清气正，而领导者的贪婪，则将带坏社会风气。苏共长期存在的特权合法化，高层领导奢侈享乐化，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官员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对立，引起群众的愤慨和憎恨。“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从上到下的腐败，蛀空了党的肌体，在党和人民中间挖出一道巨大的鸿沟，动摇了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有人说，苏共20万党员时，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200万党员时，打赢了卫国战争；2000万党员时，亡党亡国。为什么弱小的时候，能够生存下来，人数多了，力量强大了，反而垮掉了呢？苏共亡党后，有人总结教训，说是美国人干的。但美国人并不认可，美国学者大卫•科盖说，中央情报局连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这个话有道理。强调客观原因，是推卸责任的表现。真实的原因就是：苏共自掘坟墓，自我毁灭，自绝于人民。

苏共因腐败而丢失了政权，印证了我国目前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无比的正确性和及时性。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原因，也逐步产生了腐败现象，而且一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但中共与苏共最明显的区别是，中共对于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把它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来看待。同时，对各种腐败现象实行“零容忍”的严厉态度，和“露头就打”的高压政策，坚持既揪老虎，又灭苍蝇。更重要的是，我党提出了“反腐没有终止时，只有进行时”，“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等极具战略远见的根本性治本措施，不断完善党规党法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由运动式反腐向制度性反腐转变，努力构建让各级干部“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防控格局，从而为最大限度阻断腐败根源、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持之以恒地像这样抓下去，腐败在我国绝没有藏身之地，苏共那样的悲剧，绝对不会在我国重演。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