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狱中八条》是怎样产生的

《红岩》这本书，我很小的时候就多次阅读，对书中革命先烈们虽然身陷魔窟但却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肃然起敬。长大以后，我也仍然没有忘记此书给我的有益教养，书中的英雄人物如叶挺、成岗（陈然）、江姐、许云峰（许建业）等人，以及他们所留下的壮丽诗篇，如《囚歌》、《我的自白书》，还有江姐面对残暴敌人毒刑拷打时大义凛然的态度：“竹签子是竹做的，而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都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久久难忘，并由此对那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产生了浓厚的“英雄情结”，对他们非常崇敬，甚至崇拜。但是，那时候由于信息来源单纯，《红岩》这本书又侧重表现的是革命志士们在敌人牢狱中不屈斗争的情景，对其它方面甚少涉及，或者基本没有涉及，因而并不清楚隐藏在背后的一些其它事情，比如，这些共产党人是怎样被捕的，他们是被敌人无意中发现而落入魔掌的？还是被叛徒内奸出卖的？那么，出卖他们的又是什么人？那些人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同志？近几年来，随着资料的开放，信息渠道的拓宽，一些内幕也逐步被人们获知，特别是何建明、厉华两位作家所著的《忠诚与背叛》一书，较为系统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在《忠诚与背叛》这本书中，我看到这样一组数据，重庆地下党被特务破坏后，前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被捕67人，上、下川东被捕41人，川康被捕17人，上海、南京被捕8人。这133人中，被敌人杀害58人，下落不明（多为秘密处决）38人，释放和在大屠杀中脱险的25人，白首变节仍然被敌人杀害的4人。另外8人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叛变降敌。

上述133名被捕人员，都是我党的重要骨干，他们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正在国民党统治区紧张地开展着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甚至武装斗争。但是，一夜之间，他们却被万恶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捕入狱中，从此开始了充满血泪的囚徒生活。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有叛徒出卖了他们。而这些叛徒并不是一般的党员干部，而是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一般的党员干部叛变，受牵连的只是少数几个人，领导干部由于地位特殊，他们若叛变，其对党组织的破坏性是无法估量的，甚至是整个组织的毁灭。因为他们既掌握着手下的组织与人员情况，又了解上下左右的组织情况，只要他们变节，党的组织必定陷入灭顶之灾。随着书中惊心动魄的讲述，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这些叛徒的丑恶嘴脸及其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

刘国定，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1948年4月6日被捕，旋即被已叛变的下属指认，使特务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4月17日，他在敌人的鞭打和烙铁烧身时，屈服投降。他的变节使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也把整个重庆地区乃至四川省的中共地下组织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刘国定叛变后，出卖的重要组织和人员有：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梧（江姐丈夫）领导的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的转移人员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五县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情况，中共阆中县委书记郑伯克调去云南工作的情况，中共重庆及四川省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地下党在广安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等。还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辉，以及王璞、罗广斌（红岩作者），江竹筠（江姐），刘国鋕等人，出卖了上川东工委书记骆安靖（被捕后即叛变）。他最大的“功劳”，就是直接帮助特务破获了《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抓捕了陈然，成善谋等人。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刘国定还把出卖的目标从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知道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就将机关迁到了香港，刘国定计划落空，但他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南京、上海一带未来得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

冉益智，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副书记，他的被捕有点戏剧性，说白了，就是与市委书记刘国定有关。刘国定刚被捕时，心存侥幸，谎称自己是牛奶场会计，姓黄。但特务经过找人指证，证明他在说谎，被揭穿后，又谎称自己是刚被发展的新党员，只认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余天，一个叫李忠良，是参加农村武装起义失败后逃来重庆的。按照刘国定的安排，他们前几天就应该走了，刘国定也觉得他们早已转移，认为特务抓不到他们，于是就把这两个人说了出来。没想到，这两人因贪恋城市繁华生活而逗留不走，被特务抓了个正着，并且一被捕就叛变，供出地下党员多人，还供出一名地下组织外围积极分子余永安。余永安落网后，就把与他有联系的“老张”——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供了出来，并且带着特务抓到了冉益智。冉益智被捕后，特务对他打耳光、夹指头、踩脖子，又用被子死劲捂他，没几下，冉益智就招架不住了，交代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及职务。并当场供出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等一批地下党员，他还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的真实身份，还交出了一批学校地下党组织成员以及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的机构和社员名单。为了活命，他不断向特务献媚、表忠心，配合特务抓捕地下党员。他和刘国定之间互相进行招供竞争，当他听到刘国定也叛变，帮助特务破获了《捷进报》后，就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并跟特务一起到万县指认、抓捕了下川东地下工委书记涂孝文等人，为特务破坏重庆地下组织立了一大功。而刘国定得知冉益智带特务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等人被捕。

涂孝文，下川东地下党工委书记，他被冉益智出卖被捕后，很快就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下川东地下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作为工委书记的涂孝文叛变后，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几乎被敌人一网打尽。江竹筠（江姐）、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陶幕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被敌人逮捕。

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此人即《红岩》中叛徒莆志高的原型）。他被捕叛变后，先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全部情况，致使数十名地下党员被特务逮捕，其中数人被押送重庆杀害。

李文祥，中共重庆城区工委书记，主要负责地下党农村武装工作的联络，干部输送，人员转移，武器药品购置等工作，是个骨头很硬的老武装。由于刘国定的出卖，李文祥与妻子一起被捕。入狱后，他饱受重刑，几度晕死，都没有叛变。但特务在审案时，发现他对妻子感情很深，就把他们分开关押，李关在白公馆，妻关在渣滓洞。每次提审，特务故意让他们见面，以增加他对太太的思念。他的妻子也是个地下党员，不断地对他鼓励劝说，要他坚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状况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说：“我为党工作多年，得到了什么？我如果死了，连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给，还能给天下人什么？”一次提审后，特务威胁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李文祥感觉天都塌了。入狱8个月，在敌人的皮鞭下和老虎凳上他没有屈服，却由于过度沉溺对妻子的感情而对革命发生动摇。陈然发现李文祥的思想变化后，苦口婆心劝说他不要背叛革命，并说，你要叛变，我就跳楼。但李文祥根本听不进去，他说：“几个叛徒影响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1948年12月的一天，李文祥趁放风跑到特务办公室，主动要求坦白情况。几天后，他向敌人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表示愿意交出组织、愿意参加特务工作，他向特务出卖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名共产党员。

叛徒们都是可耻的，刘国定这个叛徒拿着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招牌，竟然对特务头子徐远举提出：愿意参加特务工作掉转枪口打击共产党，但自己原来在共产党方面是省级干部，现在到了你们国民政府，至少地位和待遇不能太低了，起码是处长级，否则大家都不玩了。最后双方以刘国定任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成交。这正是刘国定的最无耻之处，让所有共产党人都脸上蒙羞，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了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刘国定后来又晋升为上校，成为比国民党特务还要恶毒的家伙。冉益智对革命的背叛，比起刘国定来毫不逊色，因而也被委任为西南特区少校专员，后来又晋升为中校。他还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文章，并撰写了《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反共材料，在特务训练班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

叛徒的下场也是注定的，解放后，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等叛徒还跑到人民政府，厚颜无耻地为自己的叛变行为作辩护，说什么自己叛变后没有把党的组织全部交出去，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请求宽大处理，并要求政府给予安排工作。但是，经过狱中脱险人员的揭发和人民法院调查，他们的丑恶嘴脸终于被揭穿。1951年2月5日，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等叛徒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上述叛徒中，有两个人情况比较特殊，一个是涂孝文。他叛变后，出卖了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这位女杰受尽毒刑，甚至被老虎凳折断了一条腿，也宁死不屈。敌人无奈，让涂孝文去对质，结果遭到李青林痛斥。这对涂孝文刺激很大，他开始后悔自己的叛变，痛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像李青林那样挺过来。后来，敌人再审讯，他再也不配合了。在狱中坚定的共产党人劝说下，涂孝文没有再交出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敌人觉得此人无可救药，在1949年10月28日将他和其它共产党人押赴刑场枪杀。临死前他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蒲华辅。他原是知识分子一类人，清高自负、性格复杂、充满激情和理想，但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变节，痛定思痛后，又表现得坚强不屈。他和涂孝文同时遇难，在赴刑场过程中，群众说他“表现得非常共产党”。尽管这样，也改变不了他们叛变革命的事实，在党的史书中，只能被标上“叛徒”这个耻辱的称号。

面对大批地下党组织被敌人一一破环，众多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敌人捕获，昔日的地下党部分领导人在敌人面前屈服投降，卖身投靠，迫使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共产党人苦苦思索，这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党内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在被敌人逮捕后当叛徒比谁都快？为什么在许多党员印象中那些平时高唱马列主义，大道理讲得一套一套，貌似最革命的人，到了敌人监狱里，却经不住一顿毒刑拷打而成了叛徒？狱中的共产党员们，由此对党的建设和发展事业万分忧心。他们在明知敌人要杀害自己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忘了还有最后一份责任，就是要向自己的党说说心里话，这些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他们在狱中秘密党组织的动议下，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多次讨论和回顾总结，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为了有人能把他们思考的结果带出去，他们通过充分观察和准备后，认定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因为，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是江姐，江姐对他非常了解，认为他政治上成熟坚定，对党非常忠诚。同时，罗广斌的背景也非比寻常，他的父母均是四川省政法高官，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16兵团司令，统率17万大军，负责西南地区防务。他的家庭对他非常溺爱，有可能想方设法保他出狱。所以，江姐等人寻找各种机会，把狱中党组织要向党反映的情况详细口授给他。罗广斌果然不辱使命，他没有依靠家庭的帮助，而是在敌人实施“11．27”大屠杀的最后时刻，策反了看守杨钦典，与另外十多名同志成功脱险。三天以后，重庆就解放了。出狱后第二天，罗广斌就动手写给党组织的报告，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不出门，谁也不知道他写什么，他也从来不告诉人，连跟他一起写《红岩》的人也没听他说过这码事。出狱后的第28天，即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就向党组织上交了这份题为《关于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被人称为“带血的报告”。报告全文约2万字，7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案情发展；第二部分，叛徒群象；第三部分，狱中情形；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第五部分，狱中人物；……第七部分，狱中意见。但不知什么原因，报告第四部分“脱险人物”中，竟缺少了白公馆的一部分，第五部分“狱中人物”也不完整，第六部分缺少了整个内容，成为一桩疑案。有人分析这个报告很可能涉及到一些在位的掌权者，所以档案被篡改，重要部分被销毁。罗广斌则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罗广斌代表狱中真正的共产党员们写的这份报告，一直被视为党的高级机密，未向外界公布。报告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向党提出了8条建议，被称为报告的核心。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著名的“狱中八条”了，它的内容是：

1、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锤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整党整风；

8、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书写的嘱托，是对党最忠诚的战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发出的警示和呐喊。意见第一条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防止领导层的腐化，”并给出了“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失败的基本原因，所以狱中一般反映认为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的结论。这条意见确实抓住了要害。刘国定出问题，除了一开始就有“入党做官”的思想外，他还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身上存在着“喜欢乱抓钱、想讨小老婆”等毛病，有的地下党员痛斥刘国定是党内的剥削阶级。而冉益智在被捕前后也是判若两人，冉益智号称“党内理论家”，讲起马列理论来，滔滔不绝，让人非常佩服。当时冉益智的一些下级对冉益智的崇拜程度可以说已达到今天追星族的水平，有的连平时说话走路都模仿冉益智。但冉益智是典型的“口言善而身行恶”的国妖。他被捕前一天，与北碚特支书记胡有猷商量应对特务破环的工作，他慷慨激昂地大谈气节问题，并说自己如果不幸被捕，绝对以死抗击特务的迫害。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被捕叛变，并且第一个就把胡有猷供出来。这充分说明，在党内领导干部身上的蜕变问题最严重，最可怕。正因如此，狱中的共产党人庄重地建议党的组织：“严格地进行整党整风，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非党思想在党内潜伏。”据说这句话是受了10年牢狱之苦的许晓轩坚决要求写入“八条意见”中的。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5年，但“狱中八条”仍然闪耀着真理和时代的光芒，看当今，在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十分令人堪忧。其中，腐败是最突出问题，干部腐败涉及的面非常广，涉及的领域和范围非常大，涉及的人数非常多，涉及的层级非常高。既有所作所为与叛徒无异的大老虎周永康，又有“口言善而身行恶”的国妖徐才厚。既有家族式的勾连形腐败，又有一动一大片的塌方式腐败。许多领导干部位高权重，但不思为民、不知谨慎，反而无法无天，不仅自己胡作非为，而且放纵身边的人，放纵自己的亲属子女，肆无忌惮侵吞国资民财，形同抢劫，恶名远播。长此以往，共产党非被他们毁掉不可。所以，从惩处腐败、割除毒瘤，重新恢复我党的优良传统的角度来说：“狱中八条”并没有过时，它对于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仍然有着重要的警示、借鉴和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