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桢和邓小平

上世纪初，在中国北方有一位早期的革命家，他和邓小平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既有一起出国留学的经历，又有同抗倭寇的传奇；既有同覆劫难的遭遇，又有蛟龙腾水的复出。他的名字叫孔祥桢，是晋城市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北堆村人。

相识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孔祥桢和邓小平这两位早期的革命家算是十分有缘。上世纪二十年代，邓小平身在异乡法国巴黎勤工俭学时，孔祥桢正在太原忙于革命工作，两人虽然相隔万里之遥，但还是相会相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幸成为同学。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10月，时任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请示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建立了孙中山劳动大学，以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国共两党共挑选数百余名青年学生前往苏联学习。

时中共旅欧支部的20名党、团员正在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受到当局警察迫害，根据党的指示，也转道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邓小平是其中之一。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全中、李卓然等十几人乘火车离开法国，途经法国、波兰，于1月中旬到达莫斯科。

1926年8月，中共山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由原定孔祥桢到黄埔军校学习，又改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孔祥桢由太原先到上海，乘苏联轮船到了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火车到莫斯科。

同是中共选派的学生，又是同龄（都是1904年出生），邓小平和孔祥桢很快相识并熟悉，两人相处了近半年时间,1927年春，邓小平奉党的指示回国,而孔祥桢在四年之后的1930年7月才离开苏联回国。

两人同盖一条被子过夜

孔祥祯和邓小平建国后同在中央工作，然而抗战时期，这两位革命家在太行山上曾同盖一条被子过夜的佳话却鲜为人知。

西安事变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937年中共北方局派孔祥桢到陕西杨虎城旧部原十七路军的三十八军做上层统战工作。该军十七师师长赵寿山思想进步，接受孔祥桢为该师参议。1938年8月，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孔祥桢升任该军部的高级参议，专做训练部队和地方联络工作。1942年3、4月间，蒋介石通缉孔祥桢，赵寿山将孔藏在一个老百姓家中，并随后派特务连战士杨斌廉(北堆村人)护送孔回八路军总部。

5月初，孔祥桢在赵寿山的保护下，从汜水县白坡渡过了黄河，经当地地下党的帮助，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终于在晋城市阳城县上河村找到了晋豫军联防区司令部和晋豫区党委。此时，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和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也正在这里检查工作。

抗战期间，邓小平曾三次来过阳城，1938年的8月和11月来过两次，这次是第三次。

老同学见面分外高兴，孔祥桢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十八军的情况。

5月中旬，正是日寇向晋豫联防区的大规模扫荡。19日，政委聂真率晋豫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警卫连，掩护邓小平、孔祥桢和王新亭突围，在中条山的深山野林，经过十多天的艰难行进，终于甩掉了合围的敌人。十多天的反扫荡生活，没有粮食，孔祥桢和邓小平等人就挖吃野菜，而且三天两餐，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衣服被荆棘划破，身上长了虱子，但他们不怕困难，临危无惧，进退自如，遇险不乱，一路上利用战斗空隙还经常下棋打扑克，保持着行止潇洒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到了晚上，只有杨斌廉背着的一条被子，孔祥桢就和邓小平同炕盖着一条被子睡。数十年后，孔祥桢回忆起此事，就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牢记革命的艰辛和邓小平伯伯朴素的人格。

到了八路军总部后，孔祥桢先是任邢台八路军总部情报站副站长，后又改任一二九师和太行军区情报处处长，直接受邓小平领导。1947年8月，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部长的孔祥桢又随刘邓大军跃马中原，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序幕。

邓小平批示复查“六十一人案”孔祥桢被平反昭雪

文化大革命期间，孔祥桢因为“六十一人案”而身陷囹圄，残遭迫害。“六十一人案”是怎么回事呢？

1931年7月，时任唐山市委军委书记的孔祥桢到北平找河北省委汇报工作，住在刘澜涛的同学李复华家中。由于叛徒的出卖，夜里被国民党宪兵逮捕。9月，孔祥桢被押送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分院坐落在草岚子胡同，所以又称“草岚子监狱”。1933年初，孔祥桢倍受监狱折磨，右肘关节发疾，出狱到北平德国医院治疗，病愈后，经活动由医院开出“死亡”证明交监狱销号，自己秘密潜回晋城。

1935年底，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刘少奇同志到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向党中央提出营救监禁在草岚子监狱的五十多名干部出狱的报告。主持中央日常党务工作的张闻天，在征得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意后，批准了这个报告。

中共中央北方局接到中央指示后，由组织部长柯庆施通知徐冰，确定由原在监狱中担任支部书记的孔祥桢送信通知狱中党员，以假自首获得出狱。孔祥桢想尽各种办法，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从1936年8月31日起，他们分九批出狱。当时在狱中有组织关系按照中央指示出狱的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徐子荣、董天知、刘子元、殷鉴等53人。薄一波、董天知等九人是第一批出狱的。“文革”中的所谓的“六十一人案”，其余8人情况不同，不属于这一范围。

1966年8月，康生、陈伯达把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党员当成叛徒。1967年12月15日，解放军代表召开轻工业部干部大会，宣布逮捕时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的孔祥桢。从此孔祥桢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8年之久。

此时的邓小平也已失去一切领导职务，两位战友身处逆境。

1975年5月25日，孔祥桢又被流放湖北省宜昌市，因病住进了医院，直到1977年7月18日，经中共中央叶剑英副主席批准，孔祥桢回到北京看病，住进了北京医院，结束了两年多的流放生活。

为了营救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员，孔祥桢冒死送信，而自己却身受八年监禁，两年流放，身残瘫痪。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并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复出之后的邓小平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此时,一生戎马倥偬的孔祥桢经受十年磨难，精神还处在极度痛苦之中。

11月，孔祥桢通过轻工业部党组顽强地向中央申诉，“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几十个干部的政治生命的问题。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恨于九泉之下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不畏邪恶的崇高革命精神。

为了尽快揭开历史的真相，及早结束孔祥桢的悲惨境遇，12月下旬，孔祥桢的夫人姚汝安亲自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面见了深夜在家办公的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

“六十一人案”涉及人数多，而且都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功之臣，受到中央和邓小平的高度重视。1978年，邓小平果断批示，胡耀邦主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排除各种干扰，又重新对“六十一人案”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不久，孔祥桢被平反。《人民日报》刊出《天地有正气---‘六十一人案’得到昭雪》。十年冤案，大白天下。

1978年12月，身坐轮椅的孔祥桢当选为中纪委常委，这位刚正倔强如弦、实事求是如秤的老共产党员又回到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两位战友再次握手。

1986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孔祥桢因病在北京于世长辞，邓小平送了花圈以示悼念，11月9日《人民日报》予以了遗体告别仪式专门报道。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