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事变”中的“阳城事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事变。”举世震惊的山西“12月事变”就符合恩格斯所描述的这个样子。这个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有敌我双方在特定条件下的矛盾冲突，也就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在或明或暗的博弈，并且在多个交叉点上爆发出这样那样的对撞。它以“晋西事件”为发端，接着相继发生了“阳城事变”、“晋城事变”、“高平事变”、 “ 陵川事变”“浮山事变”等一系列的局部事变。而每一个局部事变中，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小事件，如阳城的“新生报事件”、“中庄事件”，晋城的“土岭事件“等等，最终汇集成为全局性的大事件，即“12月事变”。

我想先对“12月事变”的宏观背景作一简要回顾。

“12月事变”主要发生在山西实力派阎锡山与共产党及其领导、支持的牺盟会、决死队等山西新派力量之间。阎锡山与共产党的交集和结怨始于1936年红军东渡。当时，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为迅速打开山西抗日局面，使山西成为整个华北抗日斗争的战略支点，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此举使阎锡山大为惊恐，生怕红军夺去他的地盘，于是立即调集手中全部的政治、军事、经济等资源，拼命进行围堵。但阎锡山的晋军在强大的红军面前不堪一击，多次交手都是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慌了手脚的阎锡山情急之下致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早有染指山西之意，闻讯后即刻派遣20万大军进入山西。一时之间，山西上空战云密布，国共双方大有开战的危险。在此紧急关头，中共顾全大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回师陕北，使危机得以化解。但阎锡山请神容易送神难，红军退出山西后，蒋介石的军队却赖着不走。日本人此时也向阎锡山伸出橄榄枝，邀请他担任华北五省联防总司令。阎锡山在拥蒋与反蒋、抗日与降日、联共与反共之间徘徊不定，最后还是选择了和共产党合作。自此，中共势力以合法名义进入山西。而且，中共领导和支持的牺盟会、决死队、工卫旅等新派力量在山西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并且渗透到了各级政权部门，许多县区和农村都是牺盟会在主导。这引起了阎锡山的极度不满。作为在山西经营多年的“土皇帝”，阎锡山的性格本来就具有偏狭多疑的特点。当他看到新派势力风头甚劲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担心有一天被共产党牺盟会挤垮。于是就萌发了剪除新派势力进而排挤共产党的念头。到了1938年，随着武汉、广州失守，国民党内投降妥协的风气甚嚣尘上。阎锡山在反共方面与蒋介石极为默契，政治立场明显转向倒退，与共产党之间逐渐出现诸多龃龉。1938年，阎锡山召开了”温泉会议”和两次“古贤会议”，以反共、反新派为重点，制定了一系列扶旧抑新的政策和措施。他还在全省设立了四个行署，选派孙楚等四个铁心反共的高级将领分别担任行署主任，为下一步分头围歼共产党牺盟会做准备。还设立了突击队、新建会等打手性质的组织，放手让他们与共产党搞摩擦，纵容他们大肆进行反共破坏活动，这些举动所释放出的反共、反新派的强烈意向，很快传递到各个阶层。那些对共产党和新派势力含有刻骨仇恨的各种社会渣滓，对阎锡山的反共意向心领神会，各地的寻衅滋事由此不断发生，并且步步升级。而我党对于阎顽势力的挑衅也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开展了反顽、反倒退的斗争，山西境内国共对垒决战的形势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阳城作为晋豫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双方的斗争更为尖锐激烈，受到的摧残也最为严重。下面，我以“分镜头剧本”的形式，把当时阳城发生的反共、反新派的一幕幕场景展示出来，让大家从中体味一下，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程。

一、  “阳城事变”的先兆：“10月事件”

1938年10月，国民党阳城县党部主要负责人孟光恒，国民党下属的三青团负责人石天麟等反共骨干，勾结国民党驻阳城的33军团地方工作队，向阳城抗日政权和牺盟会大打出手，蓄意制造事端。几百名暴徒手持凶器，闯入四区所在地董封和五区所在地刘村，分别砸抄了两区区公所和区牺盟会机关。将四区区长茹玉珍、区牺盟会特派员王文明（实际为区委负责人）和五区区长王永盛、区牺盟会特派员（实际为区委书记）张春发殴打致伤。这些被打的同志个个头破血流，有的连行走都很困难。区所在地大院内外，到处是一摊一摊的血泊，办公场所遍地狼藉，许多公私用具被抢走，桌椅基本都被砸坏，文件书籍扔得满地都是。王永盛等人遭欧打后，被当地群众暗中救护并送回县城。为保护这些骨干的人身安全，上级党将王永盛调到长子县担任公道团团长（“12月事变”中被杀害），将张春发安排到太行党校学习。他们的职务另行安排其他同志接任。可笑的是，孟光恒等人事后还在三区和四区召开群众大会，肆意歪曲事情真相，污蔑事件由共产党牺盟会挑起，他们是被动还击。参加会议的区牺盟会代表和八路军工作队当场进行摆事实，讲道理，揭穿了他们的谎言，使得他们理屈词穷。这次事件虽然很快就告结束，但并不能认为它是偶尔发生，这只是一个巨大阴谋的前奏、开端，是一个小小的火力侦察。一场反共大剧此时才刚刚拉开序幕。

二、“1.21冲突”，不加掩饰的反共恶行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驻阳城93军一部以军事演习为名，纠集李默庵的33军团地工队，和反共分子上官凌云组织的四区三青团骨干、地方豪绅、流氓无赖等社会渣滓，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地在县城上演了一场反共闹剧。上官凌云带着一群反共分子组成的所谓“示威队伍”，腰插打人凶器，手举反共标语，齐呼反共口号，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他们从西门蜂拥入城，气势汹汹地朝城东牺盟会驻地而来，企图乘大批群众进城之际，造谣惑众，蛊惑人心，让更多的人参与围攻牺盟会。在此同时，顽军非常默契地派出荷枪实弹的岗哨，在街头巷尾护卫这些跳梁小丑。顽军还有意识地出动大批部队，进行所谓军事演习，南河沿上不时响起枪炮声，给人造成一种恐怖气氛，以此威胁群众，致使县城内人心惶惶。上官凌云带领的乌合之众在县城耍了半天威风，最后来到文昌阁内，对设在这里的县牺盟会、《奋斗报》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办公场所进行了野蛮打砸，所有的办公、生活用具均被劫掠一空。并将抄出的文件、书刊连同牺盟会特派员魏永生、郭葳的衣物撕成碎片，付之一炬。“演习”结束后，顽军即刻入城，直捣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文庙，以暴力手段强行夺取了自卫队的领导权。县自卫队大队长武士援、副大队长尹伊、指导员杨保林、自卫队干部赵如英、康宇等人据理力争，遭到顽军的蛮横殴打驱逐。为降低事件损失，县委书记胡晓琴提前就将牺盟会等进步组织的重要干部转移到“唐支队”司令部保护起来，“唐支队”也派出第一、第三大队开上城周山头，密切监视顽军动向，使闫军未敢轻易动用武力。

三、“3.18”民众大会，国共两党两军针锋相对

1939年3月17日，国民党陈铁14军一部与李默庵33军团地工队（地方工作队），背着共产党牺盟会进行密谋，决定于第二天召开所谓“民众大会”，向社会传播他们反共反新派的反动主张。他们故意很晚才告诉牺盟会和“唐支队”，企图让对方来不及准备，使他们能够任意主导会议。中共阳城县委获悉顽固派的阴谋后，立即向晋豫地委做了汇报。晋豫地委与阳城县委共同研究，作了周密部署。次日上午，唐支队与国民党驻军先后入场，党组织发动的各区村群众也依次整队入场。会议尚未开始，唐支队与顽军就开始了暗中较量。顽军用军乐队吹吹打打，壮其声势。唐支队则高唱抗日歌曲，士气异常高涨，引得众人喝彩应和。此时，会场上群众越聚越多，会场外仍有人不断涌来。顽固派见此情形，唯恐自己控制不了局面，于己不利，急忙在各城门加派岗哨，阻止群众进城，气氛顿时十分紧张。。会议正式开始后，顽固派代表首先讲话，通篇都是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政府（国民党政府）的老调重弹，毫无新意。牺盟会特派员魏永生在自由发言时，登台阐述我方主张。他一开口，就引来顽固派一方打口哨、顿足、乱喊叫等流氓行为的干扰。魏永生急中生智大喊一声：“立正，首先向领导我们抗战到底的蒋委员长致敬。”顽固派顿时收敛，鸦雀无声，整冠肃立。魏永生再未喊稍息，而是趁机慷慨陈词，阐述我方与蒋阎合作共同抗日的政策内涵和一贯诚意，使与会群众深受感染。中共地下党员、县公安局长马崇德趁机领头呼喊口号，台下群众也奋力回应，会场上山呼海啸，热浪排空，使顽固派胆战心惊。气急败坏的顽军为发泄其愤，当场将马崇德抓起来，捆在台前柱子上“示众”，并急忙宣布散会。魏永生等领导也毫不退让，散会后立即找到14军军部，拍案怒斥中央军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迫使顽军释放了马崇德。

四、以“双反”对“双反”，新旧两派势力围绕续继川的博弈

1939年，阎锡山决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态度日渐清晰。这一年，他与驻扎临汾的日酋清水师团长进行了多次私下接触，派出代表与日军多次谈判投降。基本上形成了以反共为条件，取得与日方妥协的方案。这年10月，阎锡山进行人事布局，为降日、倒退做准备。在晋东南，阎锡山决定把新派阵营担任五专署专员的戎子和撤下来，换上阎系的续继川，以排斥抗日进步力量。为抵制阎锡山的分裂、倒退行径，在续继川上任之前，中共阳城县委决定由县牺盟会、县工会等抗日团体出面，利用庆祝“双十节”（中华民国诞生日）之际举行反续活动。10月10日上午，县牺盟会组织县城各界群众3000余人在南河口举行大会。牺盟特派员魏永生在大会上再次表明牺盟会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立场。并代表牺盟会和全县人民，坚决反对顽固分子续继川到晋东南专署任职。顽军派出10余名骑兵冲击会场，遭到群众愤怒谴责。会后，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在工人游击队保护下，由坪头集中进城，沿途高喊“打倒顽固分子续继川”、“坚决反对续继川到晋东南搞摩擦”、“拥护牺盟会抗战到底”等口。行至政府门前，派代表向政府递交了反续请愿书。黄昏时分，工人游击队乘着夜色，沿街张贴标语，散发反续传单，使续继川在群众中声名狼藉。这次我方以“反顽、反摩擦”与阎锡山的“反共、反新派”对着干，使许多群众和各阶层有识之士进一步认清了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是假，搞投降、分裂、倒退是真的丑恶嘴脸，一致对阎锡山口是心非之举发出谴责，从而以强大的民意迫使其暂时收敛起反共锋芒，取消了对续继川的任命。

五、从渐进到突进，顽固派“双反”（反共、反新派）全面提速

1939年10月之前，顽固派的摩擦活动还表现在局部范围，其与共产党牺盟会对抗的力度也有所克制，明面上的动作一般表现为蛮横无理和打砸抢等街头流氓的捣乱行为。但是，进入11月，顽固派反共反新派的摩擦动作却陡然发生变化，不仅力度空前加大，而且手段凶狠，一上来就是痛下杀手，向来躲在背后的高官和军队也公开亮相表态，直接参与到“双反”行动中来。这些情况表明，阎锡山为首的顽固势力已经完成了其卖国投降的步骤，其与共产党和新派力量摊牌就在指日之间，一场惨烈无比的手足相残即将开始。

11月初，阎锡山派其第18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行署主任孙楚率400于顽军进驻阳城岩山村，随之而来的有孙利东带领的“政治突击团”，傅海云带领的宪兵团，路沛然带领的“敌工团”，以及张紫云带领的“精建会”等反动武装，一并驻扎岩山。月底，孙楚在岩山秘密召开了第三、第五两专署县级以上党政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各县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为主要负责人，协同当地蒋阎驻军和地方势力，统一于12月1日开始，对共产党牺盟会采取行动，以一举摧垮牺盟会和抗日政权。会后，国民党阳城县党部书记长孟光恒随即召集县党部全体人员、三青团骨干、中央军代表、敌工团、精建会头目共100多人举行秘密会议，具体部署反共事变，决定采取一级对一级的办法，即县打县，区打区，村打村，在规定时间同时动手，一举摧毁牺盟会和各级抗日政权。同时，孙楚指定了各区村围攻牺盟会和抗日干部的具体负责人，拟定国民党83师政训主任李英樵武装解决县政府，三青团及反共打手包围县牺盟会和抗日团体。第三行署直接袭击新生报社。

此时，阳城的形势波诡云谲，人心惶惶，四处充满躁动不安。11月中下旬，孙楚在阳城全县实行戒严，并组建了指挥部秘密进驻坪头。国民党83师与孙楚合谋，撇开县政府成立了“城防司令部”，县城周围20里左右，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一直逼近到县城三华里的地方。各城门均有83师的岗哨在把守，附近交通要道也设立了关卡，严格盘查过往行人。83师还奉孙楚之命在县城南河滩进行实弹演习，接连向空中开枪开炮，以此威胁恐吓中共晋豫地委，晋豫边游击支队和中共阳城县委、县政府。

六、以《新生报》被砸抄为标志，“阳城事变”急剧爆发

12月4日夜，孙楚指使上官凌云带领三青团骨干分子，配合国民党33军团某部，闯入设在城南花园的《新生报》（原《奋斗报》）社内，抢走了所有机器设备，并秘密绑架了总编辑王良。以此为发端，顽固派以武力解决共产党和牺盟会的大幕就此拉开。12月8日，国民党33军团地工队、10师、83师、85师与孙楚指挥的三青团等地方顽固势力，向各区村牺盟会和抗日政权发起地毯式武装袭击。县、区、村敌工团、突击队等反动组织亦全面出动，大肆抓捕、殴打、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33军团和地方顽固派围攻固隆编村村公所，捣毁了四区抗日公所，抓捕了该区公道团长杨泽生（实为区委书记）、牺盟秘书吴从龙，杀害了抗日区长王德政；在一区王曲村抓捕杀害了回家省亲的中共党员、长子县公道团长王永盛，同时杀害了从专署解款回来的县政府会计韩纪来；顽军10师纠集三区地方顽固派路八丑、李盘铭等坏蛋在当地恶霸配合下，抓捕了上白桑编村抗日村长谢保成，村副王世元，抗日军政教官刘秉政，张志学，共产党员和牺盟骨干董小元、王孟南等多人，还抓捕了三区农会主席张少良等人。杀害了崔暖应、金吉和、王安柱等村干部。土孟村地主刘安信领着中央军将三区共产党员、牺盟干部刘忠权抓走。顽军在五区寺头、马寨村捆打了抗日村长吉俊明等人。这一天，全县所有区村抗日政权和牺盟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蒋阎顽固势力的袭击和迫害。

12月9日晨，83师补充团三营副官刘某，带领全副武装的士兵闯入县政府，向代行县长职权的县府秘书白玺玉索要因破坏合理负担而被关押的流氓打手王建三，白玺玉刚送长治牺盟中心负责人回到政府大院，见势头不好，即从侧门躲入县公安局。刘追到公安局未抓到白，即把公安局长赵养峰捆起来审问。县政府一科科长张仲芳（张健民）对其蛮横行为进行了痛斥。刘恼羞成怒，随即放了赵养峰，将张健民捆绑起来，悬吊在县城当街的石牌坊上，严刑拷打两个多小时，然后关押于西街城隍庙一个灰渣房内。同时将数十名公安警士扣下，武器收缴。牺盟特派员魏永生看到紧急情况，为保护县府大印，遂带两名公安警士骑马将县印送往中庄，交给刚从长治五专署返回的县长陈发贵。陈发贵深感事态严重，认为非有武装不能坚持县府工作，随即再返五专署请求调兵。

12月13日下午，晋豫地委书记聂真派交通员秘密进城，通知县委书记胡晓琴立即到郭峪村开会。胡晓琴、张懋廷随即与两名工人游击队员化装成八路军（此时顽军还不敢对八路军太过为难）赶赴郭峪。经连夜研究，决定凡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马上撤离县城，未公开的党员干部转入地下，坚持隐蔽斗争。12月14日，县城街头贴满“肃清奸匪、巩固地方”等反动标语。在一片反共鼓噪声中，被孙楚封为阳城县长的83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率领两个连武装占领县政府，强行夺取了县政权。这天上午，正待返城传达地委指示的胡晓琴，刚走到郭峪村边，得到从县城赶回的地委交通员关于县城已政变的报告。胡晓琴立即派人回城，秘密通知魏永生，崔松林、胡正六等人，设法将抗日机关的所有人员转移到郭峪村。魏永生等接到指示后，立即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紧急传达，并通知县城所有抗日干部火速向郭峪靠拢，同时派人分头到各区通知。但县城已被封锁，武装暴徒四处搜捕牺盟会骨干和抗日干部。于是，魏永生同白玺玉、地委交通科长李瑞征等化装成八路军混出县城，绕道转移到郭峪。在三区布置工作的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岫云接到通知，在谨慎布置干部隐蔽转移后，自行寻路撤往郭峪。在五区町店等地执行任务的县委宣传部长赵明，扮作国民党军官混入城内接头，但已遍寻不见。恰好碰到接应各路干部转移的崔松林。两人分手后，艺高胆大的赵明从容地到分管的青救会、县剧团进行了检查，独自到东城门进行了侦察。然后带着7名未转移人员直奔尹家沟，向这里的党支部传达了县委指示后，于15日到达郭峪。至此，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和各群众抗日团体的工作人员，大多已转移到郭峪，脱离了顽军的魔爪。16日，国民党阳城县党部、三青团、敌工团、精建会等反共顽固组织，在南河滩举行“欢迎李县长莅新”和“要求县政府惩办牺盟首要分子”大会。被关押的张仲芳趁敌哨兵疏忽，从容走出囚室。看左右无人，就从城墙上跳下，脱险后辗转到达郭峪。

七、郭峪兵变，血雨腥风的“阳城事变”达到顶点

五专署接到阳城县长陈发贵的请兵要求后，不日派决死三中队七团（又称七总队）由长治开来，驻润城、中庄一带（不久转驻郭峪）。由于决七团成分复杂，为防意外，地委机关和唐支队司令部转往章训村，县委和政府机关与决七团同驻郭峪。为争取决七团对抗日政府和牺盟会的同情与支持，县政府出面在中庄曹家祠堂宴请了七团官兵。之后，又举行了欢迎决七团官兵大会。在会上，决七团团长张济在讲话中不时流露出对共产党牺盟会的不满，引起县委到警觉。事后通过多方了解，很快弄清了决七团团长张济、副团长靳福忠均系阎锡山的旧军官，很不可靠。且张、靳已秉承反动军官、197旅旅长赵世林策动兵变的旨意和孙楚举行事变的指示，并与驻阳城的国民党83师暗中往来。结合张来阳城后的几次讲话，可以看出其政治态度暧昧，心中暗藏杀机。据此，县委认为决七团来者不善，不能对其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将情况及时向晋豫地委书记聂真做了汇报。12月25日上午，聂真、唐天际、胡晓琴等一起研究了有关应变措施。下午，决七团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邀请地方干部参加。张济在讲话中公开散布对共产党、牺盟会的不满情绪，会议气氛非常紧张。胡晓琴、魏永生等感到形势异常严峻，就借故退出会场，迅即召开紧急会议，要大家火速通知所有人员不许分散，不许脱衣睡觉，时刻整装待发。当晚，胡晓琴、魏永生赶往决七团团部，要求该团进步军官、政治部主任郭鸿璜将张济、靳福忠扣押。但晚了一步，七团所有政工人员已被张济、靳福忠扣押，并切断了对外电话。于是当即决定突围。这天深夜，胡晓琴、魏永生带领县政府、牺盟会、工会、公安局及参加集训的教师200多人，还有转移隐蔽在郭峪的浮山、沁水两县干部及少数决七团官兵，统一集中在郭峪东城门开始突围。城头哨兵喝问口令，突围人员对答不出，哨兵端起冲锋枪就朝人群扫射。突围人员冲至门洞，将城门大锁砸开，一气冲出郭峪。冲出人员在魏永生带领下，迅速赶往章训向唐支队靠拢，但唐支队与地委已转往晋城高会，于是连夜赶往高会。胡晓琴在突围中被路边突然坍塌的岩土掩埋，被压至吐血，幸被人救到一个废弃煤窑内隐藏。次日上午，被搜查的顽军抓回郭峪中。审问中，胡晓琴假托自己是受训教员，有肺病。顽军见他口中有血，信以为真，将他释放。进步军官郭鸿璜在突围中牺牲。叛军头子张济、靳福忠将决七团30多名政工人员以及浮山县抗日县长武之城等地方干部扣押，枪杀了抗日政府一位通讯员，郭鸿璜的警卫员和县长陈发贵的卫士，然后带叛军投向国民党83师。

八、岩山监狱，共产党人最后的抗争

整个“阳城事变”，有1000多名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进步人士被抓捕、绑架、毒打，其中有130多人被关押，10多人被杀害，10余人失踪。临涧村农救会主席、共产党员卫金瑞被国民党刽子手活活打死，并抛尸临涧街头；东凡村牺盟会秘书、共产党员宋双成被李英樵扣押，在狱中被活活冻死；台头村抗日干部吉金和被顽固派烙去小便疼痛而死；唐支队工作人员刘恒山被中央军特务跟踪暗杀；下白桑村抗日村长、共产党员吉新年遭扣押毒打后，复遭抄家之祸，其6间房子被顽固派放火烧光。可以说，在血雨腥风中，面对反动派的穷凶极恶、丧心病狂，面对家破人亡，死亡威胁，广大党员干部和正直之士均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做到了宁死不屈。其中，最为悲壮，使人闻之潸然泪下的，当属岩山监狱中共产党人的坚强斗争。

1940年春，阳城县牺盟特派员江涛、浮山县抗日县长武之敏、长子县公道团长王永盛，以及阳城县抗日干部刘忠权、白孟轩、刘小焕等共产党员、牺盟干部，连同郭峪兵变时被张济扣押的70余名“重要人犯”，先后被孙楚关押于岩山村“崇盛号”、“下衙门”、“仁和泰”三个院内。这些革命志士在院内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但他们以铮铮铁骨，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在牢中组织了临时支部，联络全体难友，顽强地进行抗争，没有一个人叛变，没有一个人投敌。女共产党员、牺盟特派员江涛身患疥疮，仍以顽强毅力教大家唱歌，给大家讲故事。孙楚以为她是女性，好制服，就对她软硬兼施。先派自己的秘书劝降，岂料不仅未使江涛折服，反而被江涛所感化。又派一名副官接近江涛，企图以结婚、保命为优惠条件，诱使江涛变节，被江涛一口回绝。被捕的决七团连指导员王悦身染伤寒发高烧，顽军不给他水喝，也不给治疗，并对他轮番审讯，致使其含恨而死。另一名被捕的连级军官传递密信时被发现，被打得遍体鳞伤。阳城二区妇救会干部刘小焕先后在李英樵的看守所和岩山监狱被顽军打掉牙齿，揪掉头发，烙烂乳房，但始终不向顽固派低头。4月下旬，日军占领阳城，对共产党凶狠无比的李英樵县政府一枪未放，弃城逃跑。驻岩山的阎顽第三行署在日军炮轰下向深山撤退。途中，孙楚将押解的20多名抗日军政干部在析城山分批杀害。4月底，孙楚在撤退途经牛新洼时，将白孟轩等人枪杀。5月1日和2日，孙楚在撤至阳城青龙（今杨柏村）时，将江涛、刘小焕等24名重要人犯押至秋川河和西蟒圪台杀害。青龙村群众目睹烈士牺牲的场面，无不伤心落泪。顽军撤走后，群众自发将烈士遗体收敛掩埋。其余在押人员由孙楚属下武装宪兵经渑池、西安等地，辗转押解到阎锡山的驻地秋林。在这里，朱尚荣、靳子中等13位志士被折磨致死。孙楚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在我军解放太原时被俘获，并以战犯身份被关押改造，于1961年获宽大释放。

“12月事变”过去了将近80年。当时这场在国难当头发生的手足相残事件，使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产生一种锥心之痛。我想，假如不发生类似“12月事变”这样的内耗悲剧，举国上下始终一致对外，抗日战争很可能会提前几年胜利。中国人的内斗恶习，使我们失去了太多振兴发展的机遇，而留下的则是无法弥补的缺憾、叹息和无奈。今天，重温历史，我们一定要从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扬弃一切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文明的陈规陋习，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努力促进整个国家的大进步、大发展。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