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对左的错误说“不”的勇者

--记张健民在土改中的一次犯言直谏

时代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上升，民族矛盾下降，国共两党从抗战时期结成的统一战线，逐步走向对抗和分裂。1946年，蒋介石在一次和合众社记者谈话时，明确表示要消灭中共，这说明国共两党的殊死搏斗势在必然。当时，国民党政权虽然十分腐朽，但仍然占据国家的主要资源，各方面实力非常雄厚，尤其是军队在质量和数量上均远超中共。共产党要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状况，和国民党争夺天下，就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而要依靠农民，就必须改变在抗战中实行的过渡性的土地政策，转而在解放区内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即由当时的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正如毛主席所说：“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全国四分之一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才能与之斗争。如果有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因此，必须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使农民根据自己的感受来来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从而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使可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46年5月4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由此迅速开展起来。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限制，解决土地问题存在着诸多不合理性，如未宣布停止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未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对地主给以过多地让步和照顾等。为此，1947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部重要法律颁布后，各解放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高潮。

翻开土地法大纲仔细研读，可以看到它的各项规定非常严密，非常公平公正合理，它的基本精神是：“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对于属于被剥夺的对象，也做了人道主义的规定，比如：“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员及其他敌方人士，其家庭分给农民同样的土地与财产”。“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和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意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和财产”，等等。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很好的法律，却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导致执行中出现了极大的偏差，犹以晋绥边区表现突出。康生等极左领导者在晋绥根据地大力推行雇贫路线，踢开各地党组织和农会，设立雇贫团，或贫农团，鼓吹“雇贫坐天下，说啥就是啥，错了也没啥”，由此直接导致了乱抄家，乱打人，乱杀人，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或非法关押、野蛮刑讯等无法无天的现象，许多中农也受到波及。党员干部敢有不同意见者，立即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生命不保。康生等人还将此总结为“晋绥经验”，强令推广，致使极左的做法在各解放区蔓延。在高压政策下，许多人明知不妥，也只好三缄其口，敢怒不敢言。

坪头会议

1946年底，阳城由四专署划出，直属太岳区党委领导，县政府也由四专署划归太岳行署管辖。担任太岳区党委书记聂真同志秘书、并兼任区党委秘书科长的张健民，被任命为中共阳城县委宣传部长。1947年8月，为配合刘邓大军向桐柏山进军，陈赓兵团从太岳区出发向豫西出击。张健民主动请缨，任支前民工团政委，带领1700名阳城民工，和两个野战民兵连，随陈康、雷荣天率领的13旅渡河参战。主要任务是，为部队提供枪支、弹药、服装、药品、云梯、担架等后勤支援，历时达半年之久。其中数度遭遇危险，如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几次与部队失去联系；夜里行军还走到敌人碉堡之下；张健民骑的枣红马也被敌机炸死，他本人幸免于难。最终以仅一人重病身亡的微小代价，圆满完成了这次光荣而艰巨的支前任务，于1948年2月4日胜利返回。春节以后，在县烈士陵园开了庆功大会，表彰了战斗功臣500多人，并举办了缴获物资展览。张健民也因功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

张健民带领民工出征的这段时间，正是土改的高潮时期。阳城作为太岳区的首府，也是推行晋绥经验的示范县。太岳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指示精神，于48年初在阳城坪头村举行了土改整党工作暨反奸清算对敌斗争大会，太岳区各县区约500多人参加。张健民率阳城支前大军归来后，即受县委委托，率阳城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的内容有三个，一是学习贯彻土地法大纲，加快土地改革，实行按乡村人口平分土地，尽快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二是对照晋绥经验，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即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恶霸，重点是地主；三是为了保证前两项工作的开展，按照整顿党组织，改造与建设党的要求，开展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这次整党比1942年的整风运动来势凶猛，会议气氛极为紧张。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对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很不理解，又不敢公开表示异议。

会前，县委书记李敏唐向张健民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告诉他，阳城是太岳区的首府，并被定为推行晋绥经验的示范县，作为一个县级领导，不管心里怎么想，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在行动上跟上形势的步伐，并委婉地提醒张健民“不要犯错误”。张健民虽因支援豫西战役长时间不在家，但对于阳城推行晋绥经验、实行极左的雇贫路线的情况却有所耳闻。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很想不通。因此，他没有听从县委书记的忠告，而是按照自己的看法讲心里话。在分组会上，他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说：“会议要求每个村揪出一户地主，予以清算斗争，直至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我认为这种做法太残忍，不符合党的土改路线和政策，也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

张健民的话很快传进有关领导的耳朵里。因此，当进入大会发言阶段后，一些领导认为阳城干部认识低，思想右，不让阳城先讲，而是让其他的地、县首先发言。在高压政策下，许多人为了自保，说的都是违心话。尤其晋南的县区领导发言的比较多，而且在发言中，纷纷表示要紧跟形势，坚决拿下一个村杀一个地主的任务。大会发言持续了两天，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张健民也越听越不安。他几次举手，强烈要求发言。

慷慨陈词

第三天上午，在张健民一再请求下，会议允许阳城代表发言，但要求不许超过规定时间。于是，张健民从大会点名让他发言开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边向主席台走，边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说：“我的发言很可能要犯上。我认为，大会的报告不符合阳城的具体情况，所以很难执行，任务更无法完成。上级的要求也许在晋南合适，但在阳城不合适。晋南是平原地区，拥有300至500亩土地的地主可能很多，而在阳城，拥有100亩土地的地主虽然有，但很少，大部分的地主没有超过50亩，少的仅有十数亩，所以，我们阳城最大的地主没有人家晋南最小的地主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阳城有些地主虽然拥有一定的土地数量，但家中的男人死了，留下孤儿寡母要雇人种地。按地亩划分，我们把这些人的成分划为地主，但他们没有罪恶，难道这些人也该杀？还有，地主死了，他的孩子杀不杀？地主的女儿嫁给了贫农，贫农的女儿嫁给了地主，还有生下的孩子，这些人杀不杀？大人死了，小孩又该怎么办？如果要杀，那杀的就是一大批，而不是一两个。尤其是孩子，他们没有剥削过人，难道也该杀？中央政策是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是把他们杀光。第三，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利于我们党的统战政策。有些地主不仅剥削过人，而且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血债累累，确实该杀，但家里的老婆孩子是无辜的，让我去杀，我下不了手。如果把地主家里的人全都杀掉，和他们有各种亲戚关系的人会怎么想？他们对我们共产党又怎么看？”

张健民越说越激动，根本停不下来。主持会议的领导几次打招呼，让他停止发言，但他不仅不听，反而提高了声调：“同志们，我叫张健民，可能有的认识我，也有的不认识。我是阳城县委副书记，我说的对与不对，先让我把话说完，如果我因此犯了错误，我听从组织处理。”

说到此时，台上台下便乱了起来。有的跳起来反对张健民的发言，指责他犯上作乱，干扰大会。张健民没有理会这些，继续慷慨陈词：“真正的地主恶霸，他们恶贯满盈，你把他赶出去，饿死冻死都可以。但地主家的小孩，你把他赶出去冻死，于心何忍？让我去把地主家的小孩踩死，我的腿可以说软的不得了，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再说一遍，这个任务阳城执行不了，也无法完成。”

当天下午，得到消息的李敏唐把张健民召回县委，语重心长地说：“健民同志，你的观点没有错，这也是咱们县委共同讨论过的，但你在会上发言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火气太大，也不要说完不成这个任务，保持沉默就行了。”

张健民说：“李书记，我这是实事求是呀，难道不对吗？连一句实话都不敢讲，这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李敏唐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他劝说道：“也许你是对的，但时下的风向你不是看不到。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忍耐，保持沉默。”

张健民勉强点了点头，李敏唐才放下心来。

出现转折

尽管张健民答应了李敏唐不再和上级顶牛，但那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他对看准了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也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他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最讨厌溜须拍马、看风使舵的恶习，更看不惯哪些投机钻营、逢场作戏的行为。他不会看眼色行事，不会投上级所好，不会顺杆爬。他知道这样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他很少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更不愿昧着良心去说违心之言。在他以后的仕途中，无论是他的前任，还是后任，都比他的位置高，而他却只是个省委统战部秘书长，不能说与这些没有关系。他也很清楚自己经常对上级的不妥决策提出批评，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但他并没有为此而后悔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即使被撤职、开除党籍，甚至被逮捕判刑枪毙，也要始终坚持真理，绝不退缩。虽然张健民抱定了必死之心，但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党并不是只有一个张健民，而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正直之士，做着和他一样的努力，并且促成了事情的转变。在党内外许多头脑清醒者的呼吁下，党中央很快就对土改中的极左错误引起了注意，并迅速加以克服。

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简称“二月指示”。“二月指示”的核心，是纠正“五四指示”以来和贫雇路线时期在土改工作上的偏差，对各地乱批乱斗、随便打死地主的行为进行批评制止，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3月16日，“二月指示”文件到达太岳区，形势立即急转直下，会议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前半截是拼命反右，后半截则变成了使劲纠左。会议的气氛立即振奋起来，许多人都竖起大拇指夸奖张健民水平高，有远见。会议接近尾声时，让张健民再次发言，他不肯，表示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于是，让县委书记李敏唐针对贯彻落实“二月指示”做了个表态发言，会议才告结束。

认真纠偏

坪头会议以后，纠偏工作摆到中共阳城县委的主要议事日程，张健民对纠偏工作同样表示出极大热情，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希望的事情。农历正月19日，南关小河口有个物资交流性的旧庙会，在准备期间，张健民安排人留意观察，初步统计，临时卖吃食的小火炉有近200台，这是城关就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显得很不正常。庙会正式开始后，张健民亲到现场查看，几乎各个熟食摊点生意都很红火，顾客大多为农民，又是反常现象，因为农民们一般比较节俭，他们赶庙会，一般是在生产物资市场转的多，买的东西也多是干农活需要的用具，买了就回家，很少有这种不光顾物资市场而专注于在小摊上吃喝的现象。观察集会上的生产资料交流情况，则很不景气。统计显示，只有扁担二三十条，䦆把30余根，箩筐10多副，笼驮不到10副，而且很少有人问津。这更令人不可思议。这说明，许多比较殷实的家庭仍然心有余悸，怕自己的财产被瓜分，不如吃到自己肚子里保险。至于种地，就没多少心思了。看到这种情况，张健民一边向县委做了汇报，一边着人在庙会安设麦克风，以县委名义公开出面向赶会群众讲话，宣传对误伤的中农即将进行纠偏工作，动员群众抓紧春耕生产。在场群众听了，顿时精神一振，舒眉展眼，奔走相告。接着，县委连续发出两个纠偏决定，以强调中农和贫农合作大搞生产为原则，对过去损害中农利益的行为，分别不同情况进行物质补偿。对中农思想上的挫伤，由县区工作组和村干部出面赔情道歉。尽管如此，被“雇贫路线”破坏了的阶级阵线却很难在短时期恢复。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一些受到严重伤害的中农户，仍然难以转弯，他们既不接受物质补偿，也不接受雇贫道歉，更不对伤害过他们的人表示谅解。这种仇恨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才能消除。这说明，极左路线、极左错误，其引出的后果和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