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巡视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纪律监督，但由于当时党的组织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党的活动被迫处于秘密状态，再加上交通、通讯等条件限制，上下级之间的联系长期失之于疏，自上而下的监督失之于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通过逐级下派巡视指导员，实地执行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监督和指导全部工作的任务，有效地改变了这种被动、不利局面。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国内党员已从建党之初的50余人猛增至5万余，“党的政治影响比数量的增加更快”。

　　不料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反动势力的压迫一来，整个的党即完全瓦解：逃亡的逃亡，消极的消极，怠工的怠工，反叛的反叛”，几个月之内党员数量竟锐减至不足2万，地方党组织被破坏殆尽。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又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健全各级党部巡视指导制度、改造纯洁各级党部巡视指导员成份的组织任务。苏区巡视实践由此拉开了序幕……

　　硬性指示不好处，上级巡视老不来

　　湖北是全国总暴动布置的区域中心，武汉又是预设的全国革命发展中心，自然也是巡视工作的重点所在。1928年1月，湖北省委致信指示黄麻特委：“须立即派人到各县巡视，并帮同各县，决定各县的具体计划。”2月10日，省委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各县工作决议案》规定：“省委今后须至少有常委委员三人经常下乡巡视，在最近两月内至少要各到县普遍的巡视一次。”但仅仅是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怎样去实现这个计划完全没有顾到”，而且“没有经常巡视员，只要某地派了几个人去工作就算了事，也不管好歹”。2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汉口设立驻汉临委，特派罗亦农坐镇统筹湘鄂赣及豫南工作，3月间又因组织松懈、党内叛徒告密，从省委机关一直到地方支部被根株牵连。

　　与湖北的情况殊途同归，其他暴动区域皆因准备不足、指导不力相继失败。如弋阳、横峰“交通太不灵敏。一二月内对于政治及一切事情都不知道”，而江西“省委在1928年春，从来不肯再派一人来信江巡视党的工作”。闽西永定县委在湖雷乡策划暴动，前后一个多月没有向上级报告，同样，福建省委“亦未能派人前往”。湘赣边界的毛泽东部则深受地方主义之累害，如湖南省委“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每次都说是“绝对正确”，要求“毫不犹豫”地执行，“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特别是7月中旬，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不察当时的环境”，机械地执行分兵冒进攻打湘南的命令，致使两路红军被湘赣两省国军各个击破，元气大伤。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承认了“党与群众隔离的危险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要求：“密切各级指导机关的关系，加多巡视工作。”10月17日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七号，更是把“巡视制度是保证上级党部正确指导的主要方法”，上升为党的八条主要路线之一，进一步调调：“为了解下级党部的生活和群众工作的实际，使上级指导能正确而且合于实际，能密切的传到下级党部，那么只有经常的派人巡视才有可能。”但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的思维定势，依然“反对将各级指导机关避开城市而移于乡村”。中央巡视员曹壮父欲仿效“江西井岗山的办法”，建立一个“鄂豫皖的苏维埃局面”的提议也被否决。

　　1929年初，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暂时妥协，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镇压，“不但红军及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心理”，就是中央“亦不免为那种形式上的客观情况所迷惑，而发出了悲观的论调”。指导思想的混乱，失败情绪的蔓延，助长了党内极端民主化、取消主义、调和主义以及小组织等错误倾向。如中央特派员刘安恭蓄意挑起红四军前委与军委分权的派别纷争，导致毛泽东在所谓的前委书记民主选举中落选。鄂东北特委派到豫南负责军事的徐子清、徐其书不接受当地组织的指挥，欲自组鄂豫皖三省边界特委，信阳中心县委巡视员陈古林等人意气用事，竟在未征求上级意见和公开审判的情况下先后将其处决，从而激化了鄂豫两地党的矛盾。

　　狭隘的惟区域中心、干部成分论，也误导了上级机关厚此薄彼的决策，加剧了地方干部人材的恐慌。如信江特委“请求省委派一批知识分子前来负责”，被江西省委指责为“不信任工农同志的工作能力”的表现。信江特委“不顾工作的重要，很舍本的”两次派常委当面向省委解释，并“很诚恳的”请求派巡视员给予指导，但“省巡视（员）两次到东北而未曾一来信江”。川西党部“在全川说来，工作最坏”，四川新省委成立后“本来预定派一人前往巡视”，但“两月来并未实行，这是由于没有人可派”。鄂西CY工作“因干部缺乏，最近更形落后。再一方面，是CY中央巡视员的分家主义所到之处，使党团发生许多纠纷”。

　　6月底至7月初，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总结了过去一年工作的缺点，特别指出了上述种种不正确的组织观念。10月17日，中央军事部制定的《关于目前军事工作计划大纲》决定：“为了解各地工作的实际情形及具体的指导和督促各地加紧工作，必须开始军事上的巡视工作。”中央巡视员郭树勋、曹大骏先后被派往鄂豫边处理鄂豫党的恶化关系，并将“太与下层工作隔绝”的空心机关鄂东北特委取消，改组为鄂豫边特委。毛泽东也官复原职，并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红四军统一了思想，增进了团结。唯独江西省委对信江特委“仍根据成见，仍然一样的误解”，直到年底第二次全信江代表大会，“什么都筹备了，但省巡视员老是不来”。

　　瞎说一顿弄坏事，上下步调难合拍

　　1930年上半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各根据地纷纷抓住有利时机推进巡视工作，深入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如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制定了6条巡视工作准则，鄂西第二次党代会划分了6个巡视区域，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县区相继开办了党委、教育等各类巡视员短训班。中央对各苏区和游击区指派了专人直接巡视指导，如3月中旬，鄂豫皖特委正式成立，域内红军整编为红一军，“自经中央巡视员指示后，在很短时期，即发展游击区域八县；且能号召武装农民二十余万，实际参加斗争者有五、六万人”。中央巡视员刘作抚从改善交通关系入手，督促赣西南各级党部建立交通网，“现在建立了赤色邮政，上下的文件关系很密切”。

　　但与此同时，上级巡视员自身不接地气、作风粗浮等缺陷也暴露无遗。如郭树勋“在罗山只宿三夜，作了个极其深奥的政治报告，对于任何工作都未指示，就一趟跑回信阳，豫东南的巡视就算终了”。中央派往六安的巡视员方英“不但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并且他所指导的前后政治思想系统，都是自相矛盾的”。中央派往湘赣边的彭清泉先入为主、预设圈套，陷害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有功之臣袁文才、王佐。此情此景，令毛泽东痛心疾首：“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谠言直声并没有唤醒“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的“蠢人”。6月下旬，中央军委在武汉设立长江军区和长江办事处，将长江流域各军整编为4个军团、分成4路，特派23名巡视员分赴各省、各地和各军，强力推行无后方、无阵地冒进攻坚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计划。信江特委千呼万唤终于等来了江西省委巡视员胡廷铨，谁知他“非常软弱，没有一个计划去进行工作，所以党的工作、政治、军事工作，依然是一踏(塌)糊涂”。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紧急叫停了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行动，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重申：“中央对于地方，省委对于支部，经过巡视工作必须有直接的实际的了解和指导。”

　　立三路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其掀起的余波远未平息。蒋介石在击败阎冯联军、结束中原大战后，立即调转枪口向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而中共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又粉墨登场，通过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实际占据了党的统治地位；并通过向苏区“空降”大批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中央代表、特派巡视员，逐渐扩大了比立三路线更极端的错误影响。如中央派到湘鄂西的夏曦走马观花巡视了一圈，就大发观感、乱扣帽子，全盘否定了行之有效的基层创新，弄得地方干部怨声载道。闽粤赣边特委派到瑞金的李添富半年时间不到，就以整肃“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把全县整个党团六百余人整得“只有县委3至4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

5月1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各苏区党的报告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通过的《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严厉指出：各级党部必须建立完全的巡视制度，彻底肃清过去的委派制度，根本废除“走马看花不切实际的空批评”的巡视方法。中央组织局还专门制定了《中央巡视条例》，对中央巡视员的条件、基本任务、工作方法，以及职权、教育与纪律等事项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其中第四条第5款规定：“巡视员对自己巡视的地方工作，须特别细心，如有前后不符，或因处理不当，致遭损失，须向中央负政治的责任。”6月16日，中央颁布《关于苏区与红军工作的具体指示》训令突出强调：“巡视工作在苏区内万分重要……特别是党内官僚主义与机关主义的工作方式，这在苏区更成为脱离群众最坏的病源，党必须根本肃清。”

当然，“空降”干部中也有实在人，如8月上旬，中央特派员邓小平、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一到瑞金，就明察暗访掌握了李添富的犯罪事实，果断制止了肃反扩大化。多种积极因素叠加，为各苏区连续三次打破“围剿”、巩固和扩大疆域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建立，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战事急促、政局动荡不安；干部走马换将、变动频繁，各苏区之间的联系依然不够紧密，各级指导机关依然不够健全，国家形式的政权系统并未真正运转。因巡视干部的缺乏和主观力量的薄弱，巡视制度也没有正确的、普遍的建立起来，自上而下的监督和集中的指导并未真正形成。

　　自取其咎酿大祸，矫枉过正后人哀

　　1932年3月12日，中央组织局重新审查通过了《中央巡视条例》，更加具体的规定了巡视员的职权、任务、工作方式和方法，并制定了地方党部、支部等各种工作检查大纲。3至6月间，湘赣省委开办了两次支部巡视员训练班，从下级工农干部中提拔、训练了十多个专职巡视员，组织了两个经常巡视团，各派一名常委担任主任，“这样组织巡视团的效力比较大，巡视团能够经常开会解决问题，同时可在实际工作中培养新的干部出来”。湘鄂西省委原先分巡视员和视察员两种工作，视察员只负责看看、带回下级材料，巡视员虽然可以指导下级，但出去并不给以具体任务，往往到地方睡上几天就回来，回来又不受检阅。中央巡视员阿森到任后“即在某一种会议上决定取消视察员，设一强有力的巡视制度”。

　　“可是会议决定是一件事，实际也是一件事，巡视制度仍旧没改变丝毫”。这年下半年，苏区巡视制度的弊端集中呈现、酿成大祸。如湘鄂西地方干部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压迫敲榨群众、霸占民妇随心随欲，群众敢怒不敢言，而上级领导“在报告上从未看到过，在巡视员尤其是所谓支部巡视员口中从未听到过”。鄂豫皖“两条战线斗争之在下级，则恶化的为上级巡视员至下级以审判态度与处罚主义，使多数干部不安于工作，新提拔分子不愿负责，群众中积极分子不愿入党”。脱离群众、丧失民心的后果很严重，直接削弱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威信，间接导致两大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相继沦陷，“红军主力受了莫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与其说是被人解决，不如说我们‘自取其咎’”。

　　国民党在湘鄂西、鄂豫皖得手后，随即兵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1933年1月10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下了死命令：“各级党部必须健全巡视工作，纠正过去走马看花的巡视方式。”3月中旬，任弼时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重申：“真正建立巡视制度，这不独能使指导机关经常了解下层组织与群众状况，传达上级党部的一切决定，而且可以减少常委下乡的时间，是帮助各级委员会建立集体领导的必要条件。”湘赣省委竭尽全力增加了5个巡视团，直接深入到5个主要区域的支部小组中作战争紧急动员，洗刷消极怠工和阶级异己分子。各县军事部派员日夜巡视重要哨口哨线，严格实行赤色戒严。

苏区媒体顺时而动，加大了对巡视工作的宣传支持力度。如1933年7月5日，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十八期，发表了陈云撰写的《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的评论文章，善意地批评了农业工人工会一个“领导方式十分呆板，不会具体活泼地领导”的巡视员。8月23日至25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干部必读》第四十一、四十二期，连续发表了陈昌浩对红军和地方巡视员的培养、经常工作方式撰写的提案提要。1934年2月6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披露：会昌县高排区特派巡视员钟阶廷一贯消极怠工、不负责任，私自放跑混进区苏的不良分子，并跟区苏主席瓜分了没收地主的一对八分重金耳环；湖北区没委会主任袁太松在担任乡代表期间，贪污群众谷票两千多斤，被县财政部巡视员查实，两犯均遭到撤职处罚。

在严峻的斗争形势倒逼之下，苏区巡视制度日趋完善，巡视工作逐渐步入常态化、规范化的轨道。各级巡视员也在血与火的工作实践中得到磨炼，他们由“婆”熬成“媳妇”、走上地方领导岗位后，大都能自觉地抵制新来“婆婆”不切实际的错误指导。无奈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自从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左”倾错误变本加厉、迅速升级，对毛泽东等“不听话”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邓小平等“成问题”干部贬谪到边远区委做巡视员，不惜降低巡视员整体之威风“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风”。后期还因经济困难，矫枉过正大幅裁减巡视员编制，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指挥的错误，更是把一切工作的成绩瞬间化为乌有，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所有根据地，“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

　　综观苏区巡视实践全过程，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与低落而波动，跟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息息相关，显露出非右即“左”、得失参半的弱点和特点。但不知昨日之是为是，焉知今日之非为非？不知昨日之非为非，又焉知今日之是为是？正如后来王明自己所言：“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历史的事实，都是向前发展的，都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片段，而当事过境迁之后，再去审察已经过去时期的事实和理论，当然比当时当地当事人容易明白得多。”又如毛泽东所言：“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党建立了自我监督和集中指导的巡视制度，也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自净、内生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