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总司令和卫立煌晋城会谈

——谨以此文纪念“晋城会谈”75周年

朱总司令和卫立煌晋城会谈是指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4月，朱德总司令代表我党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在晋城针对河北及太行山南部的国共军事摩擦等问题进行的会谈。  

一、“晋城会谈”的称谓来由

除了在引用别的文章时，本文在涉及这次谈判时均用“晋城会谈”这一称谓，原因有三：

其一、“会谈”一词更符合中共高层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用词习惯。

围绕“朱、卫会谈”， 中共中央在1940年三四月份发给朱德多封电报，3月19日电报中三次用到“会谈”这一词汇，3月28日用的是“会见”一词，并且明确提出：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据此我们认为用“会谈”一词更符合当时情形；

其二、在当年知情者的回忆资料中，“晋城会谈”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该事件刚刚发生后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叫法。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事后最近时间点叫法，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一种叫法。

其三、“会谈”一词比“谈判”更具有亲和感，更能体现中共中央对争取卫立煌中立的重视，同时更能彰显朱德的人格魅力及其在卫立煌心中的崇高地位。

二、此前对“晋城会谈”认识的困境

朱总司令与卫立煌晋城会谈作为抗战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应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由于事件本身的隐密性和当年知情者故去等诸多历史原因，使得人们对于朱总司令与卫立煌进行的“晋城会谈”的认识已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事件发生七十五年，间隔时间已很漫长，当年知情者也相继故去，目前所知道的事件相关历史信息很少，使得对该事件的研究、考证比较艰难；

2、“晋城会谈”这一历史事件，在大部分朱总司令抗战时期活动的资料中均无记载，在少部分资料中虽隐约的存在，但又缺乏翔实的证据来证明；

《朱德传》中只是简单的记载卫立煌由洛阳赴晋城想与朱总谈判，但由于日寇扫荡朱总并未成行，于是卫返回洛阳，后来直接就讲朱总司令出太行，再就是洛阳谈判；按这种思路来看，“晋城会谈” 只是计划中的一次谈判，并未真正实现。

《朱德年谱》新编本显示，1940年3月28日，中央致电朱、彭、杨：“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并提出了会见时应谈的十三条要点。但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情况说明，朱总是否赴晋城会谈也不清楚；

在2005年出版的《晋城抗战史》中只是简单的提到了朱德、卫立煌在晋城进行了谈判， 并把“晋城会谈”放到“朱总司令出太行”中间叙述， 且没有说明两者的关系，这不但颠倒了两者的时间顺序，也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晋城会谈是朱总司令出太行途中进行的，至于更详细的线索及具体情况同样没有记载。

3、由于以上等诸多原因，导致“晋城会谈”的真实性受到很多人的怀疑，怀疑者认为“洛阳谈判”是真实发生过，而“晋城会谈”并未发生过，所谓的“晋城会谈”是假的；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考证，使人们从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角度，全面认识朱总司令与卫立煌进行的“晋城会谈”，同时为这一事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而不是对这一事件作出完全定论性的解读。

三、“晋城会谈”真实存在的依据

通过研究当年关键人物的回忆录和实地考证，笔者认为，“朱总司令与卫立煌晋城会谈”这一历史事件是真实存在的，主要依据有三：

其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赵荣声著的《回忆卫立煌先生》

1、赵荣声简介：

安徽安庆人，和卫立煌同为安徽老乡。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后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曾任通讯股长。1938年2月，我党应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之邀，派遣赵荣声到卫立煌的司令长官部当秘书，对卫进行秘密的统战工作，从1938年2月下旬至1941年10月一直在卫立煌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职近四年。工作期间，赵荣声的公开身份是卫立煌的少校、中校秘书。而秘密工作则直接受命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统战部。在卫立煌处工作期间赵荣声曾受刘少奇、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当面亲自指示。赵荣声是卫立煌有关历史阶段的重要历史见证人，被网络称为“中共十大红色卧底”之一。

2、《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的历史价值：

《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主要是作者回忆在卫立煌身边工作时的直接见闻，书中记录了许多和卫立煌有关的历史信息和轶事。该书被当年抗战人士、著名作家丁玲称为“研究抗战历史的重要资料”，也被当年在中央军委统战部任职并直接负责和赵荣声联系的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刘向三所肯定。并且丁、刘两人在《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分别作序。

3、《回忆卫立煌先生》关于“晋城会谈”的记载：

在《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十章“消极应付反共高潮”第210、211页记载：……4月中旬，蒋介石由重庆给卫立煌打电话，叫卫立煌动手把进占太行山以南的八路军打出去。卫立煌说慎重一点好，蒋介石大发其火，命令：立刻到晋东南布置军队，一定要武力解决。卫立煌立即带着参谋长郭寄峤到达晋城。并且一边虚张声势召集晋东南的国军将领开军事会议，准备进攻八路军；一边和八路军总部秘密联系。这时，卫立煌先前派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级参谋申凌霄已到达八路军总部，递交了卫立煌的函件，并代表卫立煌邀请朱总司令来洛阳商谈，朱总司令接受了邀请。这时，十八集团军又接到卫立煌到达晋城一带的电报，朱总司令立刻启程，直奔晋城一带……

第212页记载：……开始卫、朱两人并不见面，各自住在一个村子里，卫立煌住在晋城以西四十里的陈村，朱总司令住在晋城以北某村。双方派员往来传话，等一切谈得差不多了，并分头向重庆和延安请示过了，双方见面再作最后决定。见面地点是临时约定的地方，既不是这一方的驻地，也不是那一方的驻地，显得双方平等、公平……

第214页记载：……为了庆祝这一次和谈有结果，朱总司令和卫立煌相偕来到晋城的打铁作坊看打铁……双方人员同在这里观看铁匠锻打农具，火星灿烂，铁花飞舞，砧声铿锵、代替了焰火和音乐，朱总司令和卫立煌互相举杯敬酒为贺……

在《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十二章“飘泊西南天地间”第277页记载：……经过两年多的接触，尤其是在晋城谈判当中袁××(指当时任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的袁晓轩，此人后来叛变革命成为军统特务)来来往往跑了不少腿，……

4、由赵荣声回忆得出的推断结论：

文章作者赵荣声在《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的不同章节中不止一处的回忆到晋城会谈。尤其是在第十章中，比较清晰的描述了朱总司令和卫立煌进行晋城会谈时的情形。虽然在谈判的具体时间、地点上交待的并不是特别清楚，但这足以说明事件发生的大致过程了。

赵荣声在回忆中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晋城会谈，很明显晋城会谈在赵荣声的记忆里有着较为清晰的印象，是他回忆卫立煌的抗战经历时绕不过去的一个重大事件。赵荣声在回忆晋城会谈后随即也提到洛阳谈判，回忆资料能充分说明晋城会谈在洛阳谈判之前，两次谈判不是一回事，并且谈判的内容各有侧重。

从赵荣声在《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的引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晋城会谈的内容是赵荣声的直接见闻。那么晋城会谈到底是赵荣声的直接见还是直接闻？我们暂时还无法准确断定。赵荣声的回忆中，没有直接的信息说明赵本人就是晋城会谈的亲历者，但据该书记载判断，卫立煌对赵荣声的底细是非常了解的，并且在许多秘密的场合和赵荣声大谈八路军的好处，甚至叫赵荣声向中共中央问问他能不能参加共产党等等，可见，卫立煌聘请赵荣声不仅仅是叫他来当一般意义上的秘书的，而是把赵荣声当作自己了解、沟通共产党的一个桥梁，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卫立煌由洛阳到晋城与朱总司令会谈，赵荣声似乎应该是事件的参加者。即便卫立煌为了避嫌保护赵荣声（赵是共产党）或其他特殊原因使得赵荣声没有参加晋城会谈，赵荣声也肯定在会谈后向某些当事人详细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否则他不可能在回忆中写出这么多细节来。

卫立煌和赵荣声都是安徽人，《回忆卫立煌先生》写于1985年，而卫立煌早于1960年在北京就去世了，并且获得了中共高层很高的评价；赵荣声由于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解放后饱受误解与责难，被划为“右派”下放十八年，1979年才平反，写书时已是七旬老人。晋城会谈的有无，对卫立煌和赵荣声而言，既无地缘亲疏关系也无切身利益关系。因此赵荣声没有必要在有关卫立煌的历史回忆中刻意虚构出一个“晋城谈判”来，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依据赵荣声的回忆，来确信晋城会谈是真实存在的。

我个人认为，晋城会谈是在接近敌（日军）占区的前线——晋城进行的，由于当时形势比较严峻，会谈是在紧张的情形下秘密进行的，而洛阳谈判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洛阳公开进行的，并且洛阳当时是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地，名气很大。所以，晋城会谈少为人知，也罕见资料记载，而洛阳谈判广为人知，多见记载。

其二、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周文龙著《周文龙回忆录》

1、周文龙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1909年1月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国家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总后勤部顾问等职。1940年3月任八路军总部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政委。周文龙被称作“无衔将军”，是一位将帅名录上找不到名字的将军，一位为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军地全才”。

2、《周文龙回忆录》中关于“晋城会谈”的记载。

在《周文龙回忆录》第六章“跟随朱总司令去西安领军饷”中第113页记载：“……在一败再败的情况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派人与我方会谈。1940年3月，在晋城西北陈村，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谈……”

第115页记载：“……晋城会谈只得到了一个划分作战区域的权力。此外，经过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同意将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我们。”

“文龙同志，你刚来前总供给部，就派你出这趟远差，有意见没有？左权参谋长问道。”

“你这次去，是随总司令一块去，总司令要回延安开会，你可以和他同行一路……”

3、由周文龙回忆得出的推断结论

在周文龙的回忆里，跟随朱总司令去西安领军饷的经历是很特殊的，记忆很深刻。并且当年亲自下达此项任务的领导又是两年后牺牲的左权参谋长，这就使得有关这次任务的情节更具深刻性。

在回忆中，周文龙是在接受去西安领军饷的任务时听左权参谋长讲有关晋城会谈的内容的。交待任务的是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受领任务的周文龙此时是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副部长，毫无疑问，这是八路军高级将领在进行重大任务授领，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谈到晋城会谈，可见晋城会谈是交待“领军饷任务”来龙去脉时绕不过去的一个事件。

综合周文龙受领任务时的时间、指派任务的领导、任务本身的重要性等因素分析，可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在1940年三四月份这么复杂的历史时段、在八路军这么高级别的领导之间、交待这么重要的军事任务时谈到晋城会谈，晋城会谈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不存在的事件；

第二、晋城会谈发生在朱总司令出太行之前，朱总司令是晋城会谈后返回八路军总部，再由八路军总部开始出太行的，两次事件是两回事。

那么，周文龙回忆是否以赵荣声回忆为依据呢？因为《回忆卫立煌先生》出版于1985年，而《周文龙回忆录》出版于1996年，假如周文龙的回忆是借用赵荣声的回忆为依据，那么两个依据实际上就是一个依据了，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赵、周二人在回忆晋城会谈的时间、地点上均有重大区别。

关于以上二种文献记载，笔者认为：赵荣声虽为地下党人士，但当时供职于国民党卫立煌的高层内部，而周文龙则属于八路军高级领导，两人关于晋城会谈的回忆不是同一来源，恰好从不同政治集团的角度互相作了印证，有此二人的回忆性文献记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朱总司令与卫立煌晋城会谈这一历史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

其三、卫立煌的警卫排长李果君是朱总司令和卫立煌1940年4月在晋城南村镇陈庄村会见的直接见证人，他亲自参与并目睹了在陈庄外围对朱总司令的详细迎接过程。

李果君回忆：……在我们到达晋城的几天后, 副官处派我去放“ 独立排哨” , 排哨位置在陈庄前面两华里处的山头小庙上, 任务是保卫长官部, 严密检查过往行人, 注意周围各方面的情况。排哨开始值勤后, 除了检查过往行人和运东西的牛车骡马外, 还登记了不少来见卫长官的军政要员。他们每人都给一张名片, 我们便在名片上写明随带人数和手枪号码。我记得其中就有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府主席鹿钟麟, 他和当时在冀南晋北的“磨擦” 很有关系。一天上午, 在路口上带班的班长(姓李, 安徽人,是过去跟卫立煌在山西作过战的老兵)跑来报告说:“报告排长, 朱德长官到了! ”我问: “ 在哪里? ”，他答: “ 在路口, 还带得有卫队。”我说: “好。你先转去报告, 说我马上就来。”接着我向副官处打了电话, 报告了这一情况。然后带了一名传令兵, 马上奔出庙门。为了走捷径, 我们从层层梯田跳下去, 直奔路口。这时, 我首先看到, 大约有一排人的马队停在那里。这些骑兵很显眼, 骑的都是日本高头大马, 每人背上都背着黄呢日本军大衣, 一般都是双枪(骑枪和手枪) 。他们都穿着黑灰色的粗布棉衣, 都年轻力壮。看了他们这种战区不易看到军队阵容, 使我马上意识到, 他们这套“装备” 是平型关大捷的战利品。在他们的马队中有一位女兵, 身穿草绿色单军服, 戴军帽, 头发很短, 身体很好, 脸色红红的。(后来回洛阳在欢迎晚会上才知道是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 解放后看《革命回忆录》又知道她当时是八路军总部直属总队的政治部主任。)当我跑拢时, 看见路旁站着一位身材魁悟的中年人, 由于他在注视我, 使我马上反应过来: “这就是朱总司令” 。于是我立正, 举手敬礼。同时看见他身后有一位侍从参谋样的青年, 也在注视我。朱总还礼后, 他问: “你是排长? ”我答: “ 是。” 他看我一眼又问: “ 你是军校毕业的? ”我答: “是。”他又问: “你是四川人? ”我又答: “是。”他接着说: “ 我要见卫长官, 要甚么手续”? 我回答说: “ 不要。” 但马上补充说: “ 一般要登记人数枪支, 朱副长官来, 上面打过招呼, 不登记了。” 然后才说: “ 我已打过电话, 他们马上来接。请前行, 我护送。”这样, 我随在朱总的左后方, 向陈庄走去。马队也在后面跟着移动了。这时我没有那么紧张了, 有机会细看朱总司令的像貌。他脸型纯朴厚重, 浓眉阔口, 表现出非凡的毅力。他身穿深灰色棉军服, 小皮带, 布绑腿, 普普通通的装束, 谁也看不出他是当时抗战的风云人物。他大概发现我当时的满脸稚气, 笑着问我: “ 你过去见过我么? ”我边走边答: “ 见过。过去在画报上见过。”我的老实话使他笑了, 笑得那么诚恳宽厚。就在这时, 他看见我腰间那支没有枪套的枪(当时我们习惯用两根细皮带把手枪系在腰皮带上, 以便于不取枪出来就可以“ 急袭射击” ) , 问: “ 这是甚么枪? ” 我说: “ 比造强力式。” 我看他颇感兴趣就继续说: “ 口径9 公里, 威力很强, 还可以使用钢心弹、信号弹⋯ ⋯ ”这时, 远远来了群在小跑的迎接队伍。最前面的是卫立煌, 其次是郭寄娇, 后面大约有好几位军政要员和一些卫士。卫立煌当时身穿黄呢军服, 在寒冷的季节没有戴军帽, 没有扎腰带; 穿的是马裤, 而没有穿马靴(只穿一双烤火时穿的便鞋) ; 脸跑得很红,小胡子显得很黑, 表情很兴奋。(可以看出, 他在得到报告后, 来不及“ 整装”就出来迎接了。)这个会见的场面, 我距离很近, 看得清楚, 首先是卫立煌伸出双臂用手把着朱总司令的双肩, 朱总司令也是同样的动作。他们都非常亲热, 非常激动,和许多老朋友相会一样, 表情是欢欣的, 真诚的。接着他们两位就手挽手向陈庄走去……

李果君关于“1940年春天，朱总司令和卫立煌在晋城陈庄会见”的详细描述，是朱总司令和卫立煌晋城会谈存在的最有力证据。

四、“晋城会谈”相关地点考证

依据《回忆卫立煌先生》中赵荣声的记述，涉及“晋城会谈”的地点最多，主要有四个，目前的研究情况如下：

1、朱总驻地——晋城以北某村。

在《回忆卫立煌先生》中，关于朱总晋城会谈时的驻地，只留下“晋城以北某村”的不详细记载，这个“晋城以北某村”到底是哪个村？尚待考证。

不过，沁水研究者王良在《晋城谈判始末》一文中提到“朱总晋城谈判时住在晋城北石店村”，此种说法来源于何处，真实性如何？都有待进一步证实。

2、朱、卫晋城会谈地点。

依据赵荣声回忆，朱、卫会谈地点不是双方驻地，为显得双方平等、公平，会谈是在临时约定的一个地方，此地在何处？该书并无说明。倘若此种说法是真实的，则这一会谈地点尚待进一步考证。

但据卫立煌的警卫排长回忆，他就是在卫立煌的驻地———晋城陈庄亲自迎接朱德长官的，并且亲见了朱、卫在陈庄的会面，尤其是回忆到比《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还详细的情节。很显然，警卫排长的回忆更具有真实性，我们甚至据此推断赵荣声很可能没有亲自参加晋城会谈。照警卫排长的回忆来看，朱、卫晋城会谈地点就是卫立煌的驻地，两者是一个地方，这样考证起来就相对简单了。

3、朱、卫晋城会谈地、卫立煌前方司令部驻地——泽州县南村镇陈庄。

关于晋城会谈时卫立煌的司令部驻地，资料记载各不相同，《回忆卫立煌先生》记载是在“晋城以西四十里的陈村”；而卫的警卫排长回忆“晋城陈庄”既是卫立煌的司令部驻地，也是他所目睹的朱、卫会谈地；《周文龙回忆录》则是说“在晋城西北陈村，卫立煌与朱德进行了会谈”；

综合三个资料记载我们认为：这三者虽有不同，但极可能指的是同一地点，而且应该是一个村名带有“陈”字的村庄。

笔者以晋城老城区为中心，以五十华里为半径，对晋城北面、西北、西面、西南范围内带“陈”字的村庄进行一一走访，先后到阳城北留镇陈庄、高平马村镇陈庄、泽州下村镇西陈庄、巴公镇陈沟、南村镇陈庄等地进行了十几次艰苦的调查访问，经过两年多的研究，逐一排除可疑地点，最后仅在泽州县南村镇陈庄获得当年亲见者回忆的对应“口述历史”，并找到对应的历史旧址，在其他村庄则根本就没有找到对应的相关历史信息。

陈庄位于晋城西南角的城边上，距晋城老县城只有六七里路。陈庄86岁的申鑫和老人给笔者指认了当年卫立煌司令部旧址——陈庄村“陈公盛”大院，并回忆说：卫立煌住陈庄时，整个司令部带的队伍至少有好几百人，陈庄村当时是一个七八十户，三四百口人的村子，村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把大房子让出来给国军住。卫立煌的司令部就设在该村富户一座叫“陈公盛”的两进院落里，卫立煌住在北院的堂屋，当时“陈公盛”住不下的官员就住在村南的“升堂院”，在“陈公盛”对面的“作坊院”里也曾住过一个军长，通讯处设在村南高处的一个大院里，这里线杆林立，密密麻麻的电话线通向各处。卫立煌出行时前呼后拥，随从、警卫一大帮，卫兵胯上挎的都是双枪，当时在村子周围岗哨林立，盘查很紧，本村人天一黑都进不了村。自从卫立煌的司令部入住以后，村子里来卖东西的人很多，有卖纸烟的，卖小吃的等等，很是热闹。

申鑫和老人特别讲到两个细节：卫立煌个子不高，人很随和，当年他自己十一二岁，带着5岁的妹妹申软香四处瞧热闹，卫立煌看见申软香活泼可爱，曾给她糖吃。卫立煌司令部驻军和村子里的老百姓相处的很好，部队每天早上都出操，司令部还曾准备在村中庙里唱大戏，晚上开戏的音乐紧锣密鼓的都敲打起来了，突然河南打上电话来，日军进攻博爱县，卫立煌连夜带着司令部人马由今山河镇的刘坪撤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陈庄年纪大点的村民几乎都知道卫立煌曾在本村“陈公盛”住过，邻近不远的郎庄村村民也做了证实。但对卫立煌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村民们却知之甚少，只知道卫立煌是国民党的大官，这很明显的体现了民间“口头流传历史”的特点。

在前面谈到的三个资料中，只有卫立煌警卫排长的回忆能和南村镇陈庄的“口述历史”吻合起来，所以我们认为卫立煌警卫排长的回忆最具有真实性。综合卫立煌警卫排长的回忆和陈庄村的“口述历史”，我们认为，南村镇陈庄村既是卫立煌的司令部驻地，也是朱、卫晋城会谈地。

4、朱、卫举杯相贺的打铁作坊。

朱、卫晋城会谈后，专门在晋城的某个打铁作坊举杯庆贺。可见会谈的成功使两个人都非常高兴，同时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心情是比较轻松、悠闲的。抗战时期晋城附近的打铁作坊很多，那朱、卫庆贺的这个打铁作坊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判断有两种可能：其一、就在卫立煌驻地——陈庄的打铁作坊；其二、在晋城县城的某个打铁作坊；其中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朱、卫二人是即兴饮酒，酒从何来？据申鑫和老人回忆，晋城陈庄当时的打铁作坊离卫立煌司令部驻址不过百米，这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他们不太可能专门带上酒到几华里之外的县城打铁作坊去举杯庆贺，而在晋城县城又不太可能买上符合卫立煌这么高身份的酒，更何况是招待朱总司令这么尊贵的客人。

卫立煌当时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他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中央军嫡系高级将领，蒋介石手下最能打仗的猛将，卫立煌戎马一生，为蒋家王朝屡建战功，虽然卫立煌不像胡宗南、陈诚、蒋鼎文、汤恩伯那样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但其打仗的能力却远远超出这些人，所以蒋介石对卫立煌还是很重视的，给卫的待遇身份都是很高的。

据陈庄村申鑫和老人回忆，卫立煌驻陈庄时，其司令部直属部队吃的都是大米白面，花钱也很大方，而周围其他村的国军吃的多是粗粮，卫立煌的警卫部队待遇尚且如此，卫立煌就可想而知了。

五、关于“晋城会谈”时间的考证

关于“晋城会谈”的时间，现有资料记载并不一致，笔者依据现有资料作出进一步考证。

1、赵荣声回忆记载的时间。

在《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十章“消极应付反共高潮”第210、211页记载：……4月中旬，蒋介石由重庆给卫立煌打电话，叫卫立煌动手把进占太行山以南的八路军打出去……命令：立刻到晋东南布置军队，一定要武力解决。卫立煌立即带着参谋长郭寄峤到达晋城……

这时，十八集团军又接到卫立煌到达晋城一带的电报，朱总司令立刻启程，直奔晋城一带……

根据《回忆卫立煌先生》的记载推断：4月中旬卫立煌接蒋介石的电话，立即到达晋城；朱总接卫立煌的电报立刻启程直奔晋城，然后双方即进行会谈，这些事情应该都是在1940年4月中旬或中下旬进行的。

2、周文龙回忆记载的时间。

在《周文龙回忆录》第六章“跟随朱总司令去西安领军饷”中第113页记载：“…… 1940年3月，在晋城西北陈村，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谈……”

我国有公历、农历之分，但通常的政府公事及写文章除专门说明外默认的都是公历。赵、周二人回忆录记载中并未作公、农历的特殊说明，统一从公历角度来看,两者在晋城会谈时间的说法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前者认为在4月中旬，后者认为在3月。

3、研究《朱德年谱》（新编本）的结论。

1940年3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电：“……七大快开，盼朱总乘见卫立煌机会，即来延安。”

3月19日，毛、王致朱、彭、杨尚昆电：“……卫立煌表示希望与朱、彭会谈，请你们考虑择地与卫会谈问题，如你们决定会谈时，请将边区、扩军、补充、军饷、新军、河北及皖东进攻新四军各问题全般提出托其转蒋。”

3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朱、彭、杨：“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并提出了会见时应谈的十三条要点。

3月29日，朱德出席晋冀豫区新闻界召开的宪政座谈会并讲话……

请注意：3月29日，这是《朱德年谱》记载中，朱总3月份最后一次亲身参加的活动。

4月2日，毛致电彭：“七大快开，你大概难于出席”。“朱总能早来否？”

4月4日，毛致电彭：“蒋介石招周恩来、朱德谈判……周定十号前出发，朱先来延安，必要时去渝，或者不去。”

请注意：当时由延安发往八路军总部的电报称谓是有讲究的，通常都是以朱德姓氏开头，为什么在4月2日、4日的电报中有涉及朱总的主要内容却只专门致电彭德怀，这很有可能预示着：延安知晓，朱总此时已不在总部，另有任务外出了，那么朱总干什么去了呢？

4月12日，毛、王复电：……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唔？

4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总：七大快开，请你于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来延安……何时去见卫？中央军内部情形如何？盼告。

4月15日，朱总出席抗日军政大学在武乡县蟠龙镇举行的第六期开学典礼并讲话。

请注意：这是《朱德年谱》记载中朱总在4月份第一次亲身露面的活动。

4月17日，出席八路军总部直属队欢迎申凌霄的大会并致词。

4月23日，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出发，开始出太行南下。

新编本《朱德年谱》在对朱总司令的研究中，参考了大量电报稿原件和当事人回忆，并汲取了许多对朱德研究的最新成果，尽管《朱德年谱》新编本仍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无疑其在朱德的研究中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所以我们基本上确认《朱德年谱》有关朱总3月29日、4月15日、4月17日三次亲身参加活动的记载都是准确的。

概括以上电报内容及活动记录，我们发现两个时间上的“记载空白”：

其一：从朱总3月份最后一次亲身活动（3月29日）到4月份第一次亲身活动（4月15日），有16天之久，这个时间空白有点太长了；

其二：从4月17日到4月23日开始出太行之行，有5天之久；

那么，朱总司令在这两个时间段里都干什么去了？

从3月份中央多次提出“朱德应与卫立煌会见”，特别是3月28日明确提出“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并详细提出会见时应谈的十三条要点。再联系朱德传在4月份的两次时间“记载空白”和当时政治军事背景，我们总觉得这两者应该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概括以上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依据3月份中央多次“要求朱、卫会见”的电报稿，可以排除《周文龙回忆录》中“3月会谈”的可能性。

第二、朱总司令和卫立煌若在第二个时间段进行晋城会谈与日寇对晋城地区的军事进攻时间相冲突。

按《国军晋南抗战大事记》载：

1940年4月中旬，日军以两个半师团分三路向晋城大区大举进攻：第41师团由翼城、浮山向阳城、晋城进攻；第36师团由长治、壶关向高平、陵川进攻：第35师团一部由博爱向晋城进攻。

4月17日，第14集团军在翼城、浮山以东地区（沁水、阳城一带）阻击日军41师团，除留一部敌后游击，主力93军、14军分别转移于沁水端氏镇以北、阳城董封镇以南地区。这意味着从17日起国军主力已经退让开经翼城进攻阳城、晋城的大道。

4月21日，日寇陷沁水中村镇，另一部陷沁水，并向阳城猛攻。

同日，日寇36师团陷高平。

4月22日，日寇陷陵川。

4月24日，高平日军增援向南进攻，与陵川西进之敌会于晋城。博爱北进之敌35师团与41师团会于晋博公路。

依据当时日寇进攻形势推断，朱、卫二人不可能在日寇大举进攻的情形下冒那么大危险于4月17日以后进行会谈。这不是藐视他们的胆量，朱、卫二人都是从血雨腥风的战斗中历练出来的军事家，都具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问题的关键是不值得他们冒那么大的风险。

早在3月份国共军事摩擦后，中共中央站在全国统一抗战的立场上，从蒋介石的要求、卫立煌的利益及我方长远发展全盘考虑，就已经及时命令八路军让出很大一片地方，实际上双方摩擦已经缓和，攻守态势已基本形成，中央之所以一再要求朱、卫会见主要是想避免摩擦的进一步恶化，维持现有局面，并提出我方合理诉求，以实现我方利益最大化。即便朱总司令不在乎自身安全，他也不会叫卫立煌冒这么大风险在日寇占领的晋城城边会见，因为卫立煌是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亲共派”，他的存在对共产党来讲实在是太有利了。

总结以上判断，朱、卫晋城会谈极可能就是在第一个“记载空白”的时间段进行的，即：1940年3月30日至4月14日之间，最晚不迟于日寇对晋城地区进攻的4月17日前后会谈结束，如果再结合4月12日延安给朱总的电报“何时去见卫？中央军内部情形如何？盼告。”去分析，“晋城会谈”应该在4月13日——17日进行并结束，并且朱、卫二人都能够安全跳出日寇的合围圈。倘若卫立煌4月17日还在晋城进行会谈，卫立煌麾下的14军、93军主力怎么也不敢让开日寇进攻晋城的大道。这也吻合赵荣声回忆记载的时间，

4、朱、卫在打铁作坊举杯相贺暗示会谈时间。

朱、卫晋城会谈后，专门在晋城的某个打铁作坊举杯庆贺。可见会谈的成功使两个人都非常高兴，同时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心情是比较轻松、悠闲的。我们据此推断，日寇当时离晋城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朱、卫会谈地点就在晋城县城边的西南角上，距离县城只有几华里路。双方若是在重兵压境的形势下搞会谈，应该不会有这么高的情致，这从另一角度也反证了本文对“会谈时间”的推断。

六、晋城会谈的历史背景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腐败、胆怯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一击即败，溃退千里，国民党地方政权瘫痪。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在敌后同日伪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建立了大片敌后根据地。

为防止共产党发展壮大，蒋介石不断在各地制造反动摩擦。尤为突出的是，从1938年夏天开始，蒋介石先后指使鹿钟麟、张荫梧、石友三、朱怀冰等爪牙在河北平原及太行山一带向八路军及地方革命政权进攻、抢地盘，阴谋制造大量反共灭共的杀害事件，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本着两党合作抗日，相忍为国的原则，一忍再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反击侵犯的国民党军队。

“1940年2月16日，蒋介石再次打电报给卫立煌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十八集团军退出上党，退至白晋路（祁县白圭镇至晋城）以东，邯长路（邯郸至长治）以北，服从卫司令长官的指挥，否则以违抗军令，破坏抗战论罪”

我八路军经过周密部署，于1940年3月5日发动了打击反动摩擦的关键性一战“磁武林涉”战役，三天把进犯的朱怀冰97军全军击溃，“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挫败了国民党在太行山的武装摩擦。”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于1940年3月中下旬在晋城、高平一带集结大量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进攻，并有从陇海路调重兵北上的企图。1940年“四月中旬，蒋介石给卫立煌打电话，叫卫立煌动手把进占太行山以南的八路军打出去”

战役一触即发，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好局面面临破裂的危险，倘若真的打起来，国共双方都无好处，得利的将是日本侵略者。密切关注事态的党中央、毛泽东即时作出指示，要求八路军作出必要让步，避免事态扩大；同时建议朱德与卫立煌会晤，力争和平解决军事摩擦。

七、晋城会谈的历史意义

第一、朱总司令和卫立煌在晋城的会面，是八路军与朱怀冰部战役结束后的和平解决，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扭转了严重的形势，稳定了局面，使华北人民在抗战初期获得的果实得以保持。

第二、给了卫立煌面子，让卫立煌有面子和蒋介石讲话；也给了蒋介石面子，十八集团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求，退出太行山以南，自动让出林县、陵川、长治、壶关、晋城、阳城、高平及河南省北部一带大片土地。

第三、新划定的防线，把河北省和太行山区以及晋冀豫边区许多地区划为十八集团军的防区，这具有重大的意义。表明国民党在陕甘宁特区之外，又承认了一个事实上存在的特区。这片地方的土地、人口、物产、战略地位，种种条件都超过陕甘宁，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将来战胜日本后收复失地和继续革命的重要根据地。

第四、晋城会谈进一步争取到让国民党答应补发拖欠的八路军军饷。争取国民党补发拖欠军饷是晋城会谈任务之一，晋城会谈结束后朱总司令返回八路军总部即带着领军饷的两个运输连出太行了，这说明了国民党答应补发军饷的事是在晋城会谈后才明确了的，否之朱总司令不会在晋城会谈后才返回总部带运输连出发，这也充分证明了争取补发军饷不是洛阳谈判的成果，因为洛阳谈判是朱总司令下太行到河南以后发生的事，朱总司令不可能没谈判就断定国民党会答应补发军饷而提前就带上领军饷的队伍。

八、“晋城会谈”与“朱总出太行”、“陵川会谈”、“白洋泉河会谈”及“洛阳谈判”的关系

“晋城会谈”发生于1940年4月中旬；“朱总司令出太行”发生于1940年4月23日至5月7日；“陵川会谈”发生于1940年4月底；“白洋泉河会谈”发生于1940年5月1日左右，“洛阳谈判”发生于1940年5月7日朱总抵达洛阳后。

从时间上讲四次谈判是先后发生的四件事，是先后关系。“晋城会谈”最早，发生在出太行前夕；“陵川会谈”、“白洋泉河会谈”都是朱总司令在出太行途中进行的；“洛阳谈判”发生在出太行后。

从各自的作用上看，“晋城会谈” 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稳定了山西及华北的抗战局面，为我党赢得了一大片更有利于将来发展的根据地 ；并进一步争取到让国民党答应补发拖欠的八路军军饷。

而“朱总出太行”当时的目的有四个：一是名义上应蒋介石召见到重庆会见蒋介石，汇报八路军的抗战工作，并就国共摩擦和蒋介石进一步谈判；二是解决沿途国共冲突，并最大可能的维护我党的既得利益，进行合作抗战宣传，进一步争取进步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对我党的支持；三是要挤时间回延安；四、借朱总司令的声威，带领后勤部运输部队到西安领国民党拖欠的军饷。

“陵川会谈”的最直接意义是避免了国民党27军和八路军再发生军事上的摩擦冲突，避免了过分刺激蒋介石，消弭了国民党在黄河以北再起摩擦的可能，巩固了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胜利的果实，维护了晋城会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取得的既得利益，促进了抗战期间南太行山国、共守军的团结，避免了日寇相互离间、各个击破的可能，这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大业。

“白洋泉河会谈”则主要针对川军47军李家钰部对我党晋城地区党政武装进行的残杀、破坏活动，进行了必要的统战说服工作。

“洛阳谈判”则进一步公开申明了我党的合作抗日主张，驳斥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共嘴脸，并营救了一部分在国共摩擦中被捕的同志。

四次谈判各自有独立的作用，不能相互取代，但从对共产党的长远发展来讲，“晋城会谈”赢得了比陕甘宁特区更好的根据地，更有利于共产党的发展，作用最大，这是“洛阳谈判”根本不能相比的。

九、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

不是“晋城会谈”的原因

在晋城地方党史个别著作中，往往把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晋城地区把该事件叫十二月政变）作为晋城会谈的原因之一，这种说法是不妥的。

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主要是为了维护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怕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夺走他的统治权，进攻的对象是山西新军。当然，阎锡山的一系列反共事变也有蒋介石的暗中授意和支持，并且有不少中央军及其他国军的参与，如卫立煌麾下的83师护送阎锡山第三行署主任孙楚进驻阳城，27军范汉杰屠杀共产党人士，川军47军李家钰屠杀我党人员的“土岭事件”等等。在反共的问题上，蒋、阎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阎锡山发动反共事变是晋城会谈的重要背景，但却不是晋城会谈的原因。

晋城会谈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授意鹿钟麟、朱怀冰、石友三等挑衅进攻八路军，八路军发动“磁武林涉” 战役歼灭朱怀冰部，蒋介石准备调动部队进攻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

晋城会谈的直接对象是国民党在太行山周围山西、河北、河南一带的中央军，会谈代表是卫立煌，后台老板是蒋介石，会谈目的是避免八路军与中央军再发生军事冲突，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

除了在反共立场一致外，阎锡山事事处处提防蒋介石，深怕蒋介石势力渗透进山西来，而蒋介石恰恰是这么做的，所以说蒋、阎在实际利益上也是矛盾的，中共中央在处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时，就巧妙地利用了蒋、阎的这种矛盾关系，予以区别对待。在晋城会谈前，我党针对阎锡山的反共事变已另外作出部署和应对，随后也进行了谈判，和平解决了阎锡山和我党的军事冲突。

1940年2月25日，肖劲光和王若飞持毛泽东亲笔信去秋林，向阎锡山面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建议。

3月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与阎锡山谈判情况及我党对阎锡山基本政策的指示》。随后又提出了十项具体办法：

4月24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协议》从此，晋西北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

在晋东南，阎锡山派往阳城设立第三行署的孙楚，遭到我八路军的自卫打击，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拉拢不成反受挤兑，经济、军事、政权上陷入困境，于1940年8月，灰溜溜的跑回晋西去了。

解决中共和阎锡山的矛盾不需要和卫立煌谈判，换句话说，卫立煌也根本代表不了阎锡山，把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作为晋城会谈的原因，混淆了阎锡山和蒋介石中央军的关系，同时也降低了晋城会谈的历史价值。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