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地上铸豪杰，山沟沟里播马列

清末民初，神州古国外患频仍，内乱不息；中华民族危机四伏，乱象纷呈，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国难当头，一大批仁人志士纷纷奋袂而起，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奔走呼号、钩深索隐，或引进器物，或改良宪政，或发动暴力，但折腾来折腾去，均以失败、变质而告终。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若披云见日，似开雾观天，为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带来了马列主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萧墙祸起，逼上梁山

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发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成果很快就被帝国主义的在华代理人北洋军阀篡夺，民国有名无实，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成了一块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国民党内勾心斗角，派系林立，有一盘散沙之诮，而无合群之德。

他正在绝望之际，突然发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有颇多相似之处，共产主义者才是他最可靠的朋友，于是下定决心要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力排众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入各级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正式形成。

有了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大力支持，孙中山如虎添翼，反帝、反封建和反国民党右派的胆气倍增。国共两党齐心协力，经过东征、南讨和北伐，基本上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共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到1927年4月“五大”召开时，党员已由建党之初的52人增加到57967人，并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

然而好景不长，孙中山逝世后，曾经开口“共产党万岁”、闭嘴“吾愿为共产主义而死”的蒋介石大权在握，公然背叛孙中山的总理遗嘱，接连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和赣州“三六”惨案、上海“四一二”政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捕杀、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汪精卫也摇身一变，从“容共”走向“分共”，在武汉悍然发动“七一五”政变，一时之间血雨纷飞，腥风怒号，八成多中共党员牺牲的牺牲、变节的变节，民族精英，付之一炬。

危急关头，各地共产党人被迫奋起反击，相继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起义，拖着枪杆子“上山落草”，开辟农村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历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总算保住了革命火种，稳住了阵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奉命举行秋收起义，以弱击强攻打湖南长沙，由于军事指挥员军阀、官僚作风严重，指挥失当，党员干部没有形成核心战斗力，结果损兵折将三分之二，遭受重创。在败退的过程中，又有一部分人对革命丧失信心，陆续脱离队伍，5000多起义官兵退到江西永新三湾时，只剩下不足700人。9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将余部缩编为一个团，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设立士兵委员会，有效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种新型、民主的官兵关系应运而生。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部一路转战，在湖南酃县水口吸收了一批政治素质较高的战斗兵入党，党员与非党员的比例达到对半，并成功地改造了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绿林队伍，在湘赣边界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部分队伍投奔井冈山，与毛泽东部组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红军第4军，兵力大增，军威大振。但是，由于边界地方党组织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到处杀人放火，制造“赤色恐怖”，激起了根据地周边群众的仇恨，出现了严重的赤白、党群对立。红军被孤立，生存受到挑战，有人甚至公开抛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之类的质疑。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军队党帮助发展地方党。随后，红4军前委抽调一批政工干部，分赴边界各县农村帮助建设基层党支部，发展党员。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指导政工干部开展建党工作。到6月底，边界各县党员总数突破万人，其中永新一县就建起了138个乡支部，拥有党员4000多人。正因基层党建工作做得到家，措施得力，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军民携手，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扩大。

毛泽东在湘赣边界一心一意抓党建，经营大本营，惹恼了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路线的中共湖南省委，强令红4军分兵向湘南冒进，攻打郴州，致使湘赣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原先采取“串连”、“拉夫式”发展起来的党员见势不妙，纷纷反水，地方党组织被破坏殆尽。毛泽东痛心疾首，果断地决定“厉行洗党”，下大力气整顿“姻亲党”、“家族党”和“土客籍党”，一半多不合格的党员被清退，从而确保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瘫痪的党组织重新建立，失陷的根据地逐渐收复。这年年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部队加盟井冈山，湘赣边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更加强大，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一枝独秀，对国民党江西、湖南两省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慑。蒋介石恼羞成怒，调集湖南、江西两省3万大军，兵分五路向井冈山杀来，企图一战定乾坤，彻底消除心腹大患。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实施“围魏救赵”之计，率领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外线出击赣南、闽西。不料“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一离开就回不去了，沿途国民党正规军和土匪民团倾巢出动，死死地咬着他们不放，没有一点回旋余地。2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给红4军前委来信，夸大了时局的凶险，低估了自身的力量，反对集中建根据地，要求分散打游击，并试图把毛泽东、朱德调离部队。红4军孤军奋战，疲于奔命，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中央二月来信更是添乱，导致全军上下逆流涌动，悲情弥漫，各种非无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盛行。12月28日，红4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执行军事任务，还要担负起帮助当地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再一次把“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为军中党的组织原则，重申了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必要性。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信批评身为高级指挥员、却经常散布悲观言论的林彪，豪迈地断言：中国已经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一点点火星，很快就会燃成燎原之势，革命高潮指日可待！

在红4军军中党的帮助下，闽西5县地方党组织仅用了二个月时间，党员就从1000多人发展到7756人，赣南建起了25个县委、1个县工委、1个市委和11个区委，党员从1926年的3人增加到1930年的7700人。有了地方党作后盾，红4军如鱼得水，先后与闽西、赣南地方武装和红3军团合编成红1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总兵力达到4万，一举挫败了国民党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牢牢地控制了全国最大的一块根据地。红一方面军的出色表现，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得不刮目相看，193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了苏区中央局，作为全国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60%的政治干部和90%以上的军事干部下放中央苏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领导管理，一场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山沟沟里如火如荼地展开。

开天辟地，功标青史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光辉思想指引下，士气空前高涨，连续打破了国民党第二、第三次军事“围剿”，势力范围扩展到江西、福建31个县，总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250万。在此基础上，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共成为苏维埃政权下公开存在的政党。

但是，有了政权，就会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为了确保自身肌体的健康、纯洁，举高、打久苏维埃旗帜，苏区中央局加大了对党员干部队伍的培训、教育力度。1932年3月，苏区中央局在瑞金洋溪创办了苏区中央局党校。次年3月，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新的中央局，苏区中央局党校升格为中央党校，随后又相继创办了中央教育干部学校、苏维埃大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各级党组织开设党员短训班，创办党刊党报，多层次、全方位向党员干部灌输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强化党性、党风、党纪教育。

中央局开展一年一度的支部改造运动，树立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先进典型，一批不称职的支部成员被改换、腐败变质分子被镇压、先进集体和个人受表彰。1932年，为了迎接八一国际赤色日、迎战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中央局大张旗鼓地推进红五月征收党员、发展与改造党运动，针对“共产党是穷人党”之类的关门主义错误倾向，大量吸收进步、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中农入党。到1933年年底，全国苏区党员发展到41万，其中工人成分占25—30%，红军中党员占50—58%，赣南苏区党员占总人口的2.4%。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第四次反“围剿”大获全胜后，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3万，建立了4个省级、6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但是，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的扩大，终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施战略大转移。

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建党、建政、建军实践，大大地丰富和完善了马列主义，为新中国积累了宝贵的治党、治军、治国、治政经验，造就了一大批兴国安邦的栋梁之材。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确立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三大路线，所掌握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三大法宝，所体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铸就了我党、我军活的灵魂，奠定了执政根基。那段风云激荡、战火纷飞的苏区历史渐去渐远，但一代共产党人留下的政治遗产和精神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受益无穷……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