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厂知青在贺坡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局势紧张，国家为了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工业发展布局，实施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扩大西部“三线建设”的规模。在这个大背景下，1966年—1971年，国家四机部在晋城县（泽州县）下村镇柳树底村，建立了黄河以北地区唯一的也是当年最先进的部属军工无线电插件生产单位，代号“850厂”“晋城三号信箱”，对外称“国营华阳器材厂”（简称：华阳厂）。产品曾经应用在人民大会堂、人造卫星等工程上。

知青合影

20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党和国家动员组织上千万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1975年，华阳厂首批职工50后初高中毕业的子女，按政策必须经农村插队落户接受锻炼二年以上，才能安排招工就业或推荐上大学等。厂部通过在全县农村选点，经县革委会批准选择县农业学大寨红旗大队、距本厂五公里的东沟公社贺坡大队为本厂知青插队落户点（当年贺坡大队平均亩产800斤，每个工分值0.80元，人均口粮600斤，每年上交公粮达18万斤，是东沟公社唯一安排知青插队落户的村）。

1975年5月4日，晋城县东沟公社贺坡村由大队部改建的“知青大院”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飘扬，高音大喇叭播放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歌曲，全村社员群众像过年似的欢天喜地聚集在这里，隆重的举行欢迎华阳厂知青到贺坡插队落户仪式。会场主席台正中央悬挂着毛主席彩色巨幅画像，“热烈欢迎华阳厂知青到贺坡插队落户”的红底白字横幅主会标格外引人注目。在欢迎大会上，时任东沟公社党委书记郭万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贺坡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双珠、知青带队领导姜连真（后又有禹振海、魏茂兴和楼志林带队）、知青代表刘俊英等先后作了表态发言。首批16名插队知青头戴大草帽、胸佩大红花，神采飞扬，带着青春的激情与热血，带着对前途的理想与憧憬，开始了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的人生第一站——到贺坡村插队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锻炼，虽然艰辛但却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财富的历程。（1976年—1977年，华阳厂又分二批知青到贺坡插队。华阳厂知青到贺坡插队共计38人）

当年在贺坡插队知青集体居住新改建的知青大院，是全县知青点环境最好面积最大的。一式的北排房冬暖夏凉，是男女知青寝室，全是单人床上下铺；西排房是带队领导办公室和宿舍；东排房是会议室和司务处；南面舞台左侧耳房是知青灶房。实行“三集中一分散”（即：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分散劳动）管理模式。为了加强对插队知青的管理，大队由时任党支部副书记赵米善，配合知青带队领导专抓对知青的学习教育、劳动锻炼和工作生活管理工作。他们将插队知青分配到三个生产小队，根据年龄大小、身体强弱安排劳动任务，根据参加劳动表现，同社员一起实行评工计分。在生活管理上实行集中住宿、集中建灶，粮食蔬菜由大队负责，先后选用由赵大红、焦小河等贺坡最好的厨师专人帮助知青做饭，知青自己先后推出李泽锋、穆金兰、黄林等任司务长管理伙食，知青每天轮流选出一个帮厨。为了改善知青伙食，每年还喂养几头猪，保证知青的伙食质量高于村群众生活水平。并选出刘俊英、崔景明、王凤立三个小组长负责学习、请假、召开生活会等日常事务，自己管理自己。集体生活，延续了学校的生活习惯，管理工作有声有色，深受知青的欢迎。

华阳厂专家技术人员和职工90%来自天津市无线电712厂，来到贺坡的知青，从小随父母在天津市生活，长大成人，虽然在华阳生活上学时间也不短了，但家长们天津习俗直接影响着他们，来到贺坡时，天津口音很重，因此，百姓们称他们是“天津知青”。

这些“天津知青”，虽到过邻近农村，那只是为了好玩，却不了解农村，更不要说干农活。他们来到贺坡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初来乍到贺坡村一参加劳动干农活就傻眼了。可以说他们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韭菜小麦分不清，五谷杂粮不认识，干起农活更是门外汉”。他们需要学习耕种、收割等农活，需要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很快赢得了社员的尊重和信任。女知青刘淑萍是个高个子姑娘，在劳动中吃苦肯干，不怕脏不怕累。无论是挖土方、深翻地、挑水担粪，还是肩扛一百二三十斤粮袋爬上仓库的楼上装卸粮食都不亚于壮劳力。月底生产队评工分，刘淑萍同男知青一样被评为高工分。王德利主动报名到劳动力强的大队砖场手工扣砖接受锻炼。先后有张宝华、王德利、高明担任了小队记工员，王风立、刘祥志、魏春福等担任了大队护秋员，李泽峰、畦军、武宏雁、崔景明、陈云生、程有权先后被选送到部队锻炼。女知青刘俊英，初到二生产队，啥农活也不会干，在队里担送茅粪，不会换肩、不懂平衡，摇摇晃晃，到了地里，仅剩半桶，还溅得满身粪水，臭烘烘的，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锻炼，而是更加虚心地向社员们学习，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不怕苦不怕累，很快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夏收割小麦，只见她身轻如燕，挥镰自如，紧跟队长赵有替，趟趟都是第二名，让队里年轻力壮的男社员都感到汗颜不已。在一次学赶马车运粪中，马被惊拉车狂奔，她紧拉缰绳不松手避免了事故的发生，不幸至脸部受伤现仍留有疤痕。后大队选派她到村小学任教师，她虚心向其他老师请教、听课、学习，在课堂教学中认真研究教材，力求课堂教学生动活泼。她的课堂总是能引起学生的关注与兴趣，深得学生的爱戴，家长的喜爱。她所教的班次在东沟教学区多次统考中名列前茅。刘俊英被评为县知青优秀工作者，代表贺坡知青光荣出席晋城县和晋东南地区知青代表大会。王风立与一队青年赵计孩是同龄人，他不仅向计孩很快学会了井里打水、肩膀挑水，正确使用锨、镢、锄、耙等农具，掌握了除草、施肥、割草、种菜、耕种、收割等一般农活技能，而且他们很快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是赵计孩家里的座上宾。每逢过年过节他家改善伙食，吃拉面、饺子、油馍等好吃的稀罕饭，他母亲总是说这些城里的孩子在家里娇惯了，平时大锅饭口味质量肯定不如家里，快去叫风立他们来咱家改善改善伙食。至今，赵计孩与王风立还是最要好的朋友，虽然一个在晋城，一个在石家庄，但他们仍用手机保持着联系。风立只要有机会回来山西出差，总要绕道来晋城回贺坡第二故乡看看，在计孩家住几天，尝尝晋城的地道饭。

在农村的磨砺中，知青们经历了人生的洗礼，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团结，很快地成长起来了。特别是他们用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不但掌握了基本的劳动技能，而且与社员们一道积极探索科学种田。如在选种去劣、粮种浸泡、底肥施足、窝距相等、行距平行、播种深度适中等方面摸索出一整套增产技术措施。他们在第一生产队副队长关太裕的指导和华阳厂的支持下，先后研制出打麦机、扬场机，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因知青插队的“联姻”，华阳厂与贺坡村结识有着诚恳真挚的特殊关系、特殊感情，成为当年晋城工农友好共建互助发展的生动范例。华阳厂先后无私支援贺坡大队研制出了玉米脱粒机，扩建了养猪场，制造出锤式石料破碎机，帮助建立了石子场，有力地促进了贺坡大队农业和集体经济的发展。冬天农闲时间，华阳厂安排知青亦农亦工，回厂到相关车间进行学工实践，即为贺坡创了收入（按安排知青人数上缴大队副业款），厂又给知青每人发一定的经济补贴，同时又可以使他们与父母团聚。当年男女知青正处于青春时期，他们在共同参加集体劳动、生活学习中，难免会产生爱情的火花。李泽峰和刘俊英、安富生和贺安华、黄林和曹金霞，结成三对知青伴侣，比翼双飞。

1978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提出“调整政策，改进做法，广开门路，妥善安排”十六字方针，党和国家不再动员知青下乡，并在各类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工商服务业、社队企业、驻地企事业，广开就业门路，逐步有序地安置知青回城就业。随之，在贺坡插队的知青也陆续回到华阳厂工作。

华阳厂知青在农村社会实践中，同贺坡社员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虽然已离开四十多年，而且远离晋城，但他们心中总把贺坡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经常抽空回来走亲访友，还与好友建立了微信群，时时关注支持第二故乡建设。1998年，笔者同爱人到石家庄市郊区追要一笔售铁货款，受到知青们的热情款待。原带队、时任厂招待所经理楼志林，为我们安排了住宿；知青王风立，联系厂保卫科赵金顺等相关人员与我们一道去郊区追要欠款；知青黄林顾厂里的工具车将我们讨回的抵账货物亲自押运送回晋城。知青们的真情帮助，我们至今心存感激难以忘怀。

今年是华阳厂知青在贺坡村插队五十周年。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探索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代表一个时代，见证一种精神。知青们的故事，是一部充满艰辛与奋斗、理想与信念的史诗，诠释了“爱国、奉献、拼搏、进取”的知青精神。他们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共和国的脊梁，是一代最可爱的人，将永载共和国光辉历程的史册！

总编 | 崔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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