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敏喋血马头山

1941年9月下旬，日军用好几倍的兵力围困驻扎在沁东县东北部地区的国民革命军98军。49岁的军长武士敏头部中弹负重伤，被送往长治某医院，抢救无效，10月1日以身殉国。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追认武士敏为革命烈士，并决定沁东县改名为士敏县。

武士敏1892年出生于河北省怀安县一个商人家庭，1908年考入宣化中学，1912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天津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省起兵反袁，武士敏积极投身于反袁护法斗争，仗义疏财，积极营救被捕入狱的民主共和人士。

1918年，武士敏随同民主革命人士续同溪远赴陕西省参加靖国军，结识了于右任、胡景翼、李坚、杨虎城等著名的民主革命人士。皖系军阀1920年垮台以后，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靖国军先后被撤销，陕西的靖国军也难以坚持。于右任、胡景翼人等委托武士敏去广东拜见孙中山请求支持。武士敏辗转前往广东，拜见孙中山，交谈甚欢。孙中山非常赏识武士敏的人品与见识，谈罢陕西靖国军的事情以后，又拿出8000块银元相赠，想资助武士敏去苏联学习深造。但是武士敏感到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非常艰难，不愿意离他而去，遂留在孙中山身边当差，追随孙中山参与中国革命。

1924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起义，武士敏受命北上，联络北方的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民主革命军人发动北京政变，把末代皇帝彻底驱赶出紫禁城。政变后担任国民革命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的胡景翼，非常赏识武士敏的才能，想请武士敏出任河南省警察厅厅长。武士敏婉言谢绝。后来，立志戎马生涯的武士敏远赴北方的绥远、察哈尔等省招兵买马，号召流散的革命军士兵重返军队，在保定组建起一支300多人的骑兵队伍，变卖房产，聊充军饷，在山西、山东、河南等省，坚持同北洋军阀作战。国民政府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以后，国民革命军扩充为6个军，武士敏的骑兵队被统一编制，隶属于第三军。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武士敏的骑兵队学习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1925年12月，武士敏率领骑兵队截断津浦铁路，配合第三军主力攻取天津。在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战争的高潮中，武士敏1926年奉命同共产党人南汉宸一道，前往苏联学习军事。

1927年底，武士敏从苏联学成归来，应杨虎城的邀请，到陕西省西北军担任第1师第2旅旅长，以后又先后担任71师211旅旅长、42师124旅旅长，并兼任潼关警备司令。

张学良、杨虎城因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投降政策，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武士敏当时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以后，非常钦佩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举动，深深赞同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当时，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非常激烈，亲日派扬言要派飞机轰炸西安，要抓捕张学良、杨虎城，妄图扩大事态，恶化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武士敏被亲日派视作杨虎城的亲信，所以也被扣押在南京。作为积极抗日的中国军人，身陷囹圄的武士敏，对主张轰炸西安、抓捕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自己的亲日派感到非常愤怒，对不计前嫌、主张“联蒋抗日”的共产党的博大胸怀深表钦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武士敏从南京出狱，回到陕西省，改任西北军169师师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延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河北，在华北战场上搏击日军。武士敏1937年9月率领西北军169师也从陕西省跨过黄河，开赴山西省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太行山娘子关一带，抗击日军侵略。10月12日，169师同正太铁路沿线的侵华日军激战一场，阻止了日军南进、西犯。10月22日，日军突破旧关，华北战场上的大多数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唯有武士敏率领的169师紧紧追随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太岳山一带坚持斗争，配合八路军386旅在七亘村、广阳坡、黄崖底等地设伏，重创日军，为开创和巩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热衷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武士敏，时常告诫属下：“我们是中国军人，应该以报效祖国为天职，既然现在讲国共合作，那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一家人，就要一心一意团结合作，共同抗日救国。只要是为了抗日，我们就可以不受军队建制的限制，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协同指挥，共同作战，这就是我们169师的军令！”武士敏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亡国是军人的耻辱！”

1938年2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分布在太行山区、太岳山区、华北平原的抗日军队。有一天，朱德和彭德怀在山西省沁县小东岭，主持召开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所属各部队旅以上将领联席会议，准备反攻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太原。参加会议的东路军各部将领一致认识到：对日作战必须统一指挥，如果指挥不统一，不利于军事行动，必然会遭受重大损失，因此纷纷表示愿意听从朱德、彭德怀的统一指挥。169师师长武士敏在会上表现出“誓与八路军精诚团结、坚持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共同抗战”的决心。下面记录的是武士敏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当务之急是所有的武装力量必须团结起来，抗击日军继续往南推进。为了体现通力合作、协同作战的精神，我们必须打破以往的军队建制，一律归东路军总指挥朱德总司令的全盘部署和统一调遣。否则，我们中国军队就会在武器精良的日军面前，损兵折将，丧失元气，从而让日本人在中国的领土上逞凶，让中国人民遭殃。”

沁县小东岭会议结束以后，武士敏完全听从东路军指挥部的调遣，尽心竭力参与国共两党军队联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斗，表现突出，立下战功。武士敏参与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具体情况是：1938年4月，日军纠集3万以上兵力，分9路合击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武士敏率领169师负责扼守白晋公路沿线分水岭的关口要隘——子洪口。日军109师团从太谷县出发，沿着白晋公路进犯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当日军行至盘陀、团城浦附近时，武士敏率领169师官兵英勇出击，奋力拼杀，浴血鏖战。武士敏模仿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指挥作战机动灵活：派出1个小分队打一阵就跑，牵引着敌军的主力进入山区我方的埋伏圈；另外派出1个小分队破坏公路，炸毁桥梁，以断敌军的退路；主力部队则在关口设下埋伏，等待时机歼灭敌军。尽管日军武器装备精良，但是在深山峡沟中，毫无用武之地，在武士敏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欲进不能，想退又退不得，只好等着吃子弹手榴弹，只能被动挨打，最多能作一些无用的垂死挣扎。武士敏在这场战斗中综合运用运动战、伏击战、歼灭战、麻雀战等战役战术，搞得敌军晕头转向，摸不着东西南北，几次妄图突围都没有成功。经过几个昼夜的激烈战斗，日军弹尽粮绝，顾不得收拾同伴的尸体，仓慌逃窜。这场战斗中，169师击毙日军联队长1名，歼灭敌军官兵七八百名，捣毁敌军汽车10多辆。

1938年7月，武士敏率领169师在沁源县伏击日军第9旅团，一连激战好几天，取得大胜。这次伏击战以后，武士敏因为战功卓著，由169师师长晋升为98军军长，于是便从沁源县来到沁水县东峪村的98军军部上任。担任军长以后，武士敏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廉洁守法，身先士卒，时时处处做官兵们的表率。武士敏非常重视内部的官兵关系和外部的军民关系，经常对官兵们说：“我们要视百姓为父母，视兵卒为兄弟。”有一次，一个班长奉命前往武乡县去押运军粮，因为路途艰难，民伕们行动缓慢，这个班长心中非常着急，一时恼怒，殴打了几个民伕，还殴打了一个村长。武士敏得知这件事以后，在全军通报批评这个班长，并决定发给这个班长5元大洋，让他回家种地。这位班长苦苦哀求不要赶他走，武士敏才没有坚持让他离开。这位班长后来在1941年英勇地为国捐躯。

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山西省土皇帝阎锡山12月发动“十二月事变”，大肆迫害共产党人，晋城县、阳城县、沁水县都是重灾区。驻扎在沁水县的98军，不仅始终没有参与破坏共产党组织的任何行动，而且始终同共产党、八路军保持着友谊与合作，从来也没有同八路军搞过摩擦，从来也没有骚扰过驻地的老百姓。武士敏经常跟官兵们说：“当前，抗日救国是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家不和，就要受外人的欺负；人不和，就连狗也要欺负；国共两党这时候搞摩擦，只有小日本才高兴。我们决不能让小日本欺负中国人。如果赶不走日本侵略者，我武士敏誓不为人。”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动用5个师团、3个旅团共6万兵力，从山西省临汾、长治、晋城和河南省，分14路进攻中条山抗日根据地。位于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连前来洛阳视察工作的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何应钦也无动于衷。负责驻防中条山地区的 国民党军队仓促应战，一战即溃，整师整旅逃跑，20万大军撤退到黄河以南，2万人投降，10万人被俘，放弃了各自的防区。只有驻扎在中条山地区历山一带的98军没有撤退，留在东峡西峡，配合太岳区南进支队与日军周旋。日军多次派人劝降98军，均遭到武士敏严词拒绝。98军随后又奉命开辟太岳区南部抗日根据地，恢复建设晋豫区抗日根据地。1941年7月25日，武士敏从沁东县东峪村前往冀氏县（今安泽县）桑曲村，会见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和太岳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进行驻防谈判。双方约定：太岳军区部队驻防沁河以西地区，98军驻防沁河以东地区；双方互不侵犯，也决不扰民，共同防御日军进犯，并联合打击日军。

1941年9月下旬，日军开始扫荡太岳区南部地区，企图在南下中条地区的太岳南进支队立足未稳的时候，歼灭八路军的这支队伍，并企图借此威吓、胁迫98军投降日军。日军的具体部署极为阴险毒辣：日军首先进攻驻扎在沁西县的太岳区南进支队，由西往东推进，又在98军驻地大量散发挑拨离间的宣传品，造谣说八路军想吞并98军，又说八路军太岳区南进支队已经被日军歼灭，98军只有投降皇军，才是好出路，企图挑动98军反对共产党、八路军。见98军不为所动，日军便集中兵力准备围歼98军。9月22日派出数倍于98军的兵力，分兵十几路，从黎城县、潞城县、壶关县、平顺县、长子县、高平县、晋城县、阳城县、沁水县等地，在东峪村附近马头山摆开战场，合围太岳区南进支队和98军。武士敏亲临马头山前线指挥，决心同敌军展开一场生死决战，战斗一直持续了6天6夜。太岳区南进支队了解到日军的意图以后，27日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支队政委聂真给武士敏写信，通知98军赶快撤退出包围圈，迅速向沁源县转移。98军深陷在敌军的包围圈里，阵地的直径只有6公里，官兵们在武士敏指挥下勇猛战斗，拼死冲杀，伤亡极为惨烈，狭小的阵地几次失去而又夺回来。太岳区南进支队成功突围，让日军恼羞成怒，9月29日拂晓时分，敌军再次发起攻击，16架日军飞机狂轰滥炸，98军根本来不及转移，撤退已经完全没有可能。武士敏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头部右侧中弹倒地，身受重伤，血流不止，昏迷不醒，失去知觉，被日本人以胜利者的姿态，送往长治某医院抢救。这场战斗，98军官兵总共牺牲1348人，被俘3007人，169师师长身受重伤，42师师长趁机逃跑。10月1日，武士敏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被日本人草草掩埋在长治城西南城墙旁边一片荒野中。

为了纪念武士敏这位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太岳版》发表社论及纪念文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布通令，追认武士敏为革命烈士，决定将武士敏战斗牺牲地马头山所在的沁东县改名为士敏县。1942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祭奠武士敏的仪式上，书写一副挽联纪念武士敏。上联是“尽忠于民族国家，努力团结进步，磊落奇才一世如君有几？”下联是“坚持在敌后抗战，英勇杀身成仁，感怀将军数年知己情深！”

1983年征集烈士资料过程中，首次发现武士敏遗留下来的一首五言律诗。全文如下：国破山河在/城荒犬狼行/父母遭涂炭/羞煞带枪人/军民团结紧/合力扫妖氛/抗战必胜利/建国定成功。

1984年5月，武士敏遗骨在长治城墙下找到，被安放在长治市太行太岳烈士陵园。

东峪村至今仍然流传着一些有关武士敏的趣闻轶事。一是说：蒋介石1939年任命武士敏担任太岳区党政军联合委员会主任。武士敏以这个身份在东峪村召开议事会，邀请当时驻在东峪村的党政军各方负责人和当地社会名流、开明绅士、商贾代表参加座谈，共同商讨抗日救国事宜。说完当前形势、各方任务、军队建设等正事以后，武士敏又说：“东峪这块地方，我看着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就像是河北我的老家，总有一股亲切的劲儿。我要把98军军部看作是我的家乡，把98军军部建设成花园式军部，从东峪村到军事重地西岭上，修一条阶梯式大道，就修98个台阶，象征着98军在这儿驻扎过。还要在阶梯旁边修一条车马大道，让军部的马队行走，就叫它双轨道吧，可惜不是火车道。等将来胜利以后，说不定哪天火车路就会修到东峪来。”武士敏对未来前景的描述，让在场的人眉开眼笑，信心倍增，纷纷表示愿意为抗日救国效劳。

二是说：有一年春季一天晚上，军马脱缰外出，跑到3户人家的庄稼地里啃了一些青苗。第二天3户农民来到军部要求赔偿，武士敏问了问损失的数量，让办事人员按照超过损失数量1/3的额度赔偿。农民们非常感动，其中1户农民说不要赔偿，因为军马就没有进他的地里，只是在地边吃了几颗玉米苗，损失不大，用不着赔偿，自己只是跟着那两户农民来看看军部会不会给赔偿。武士敏说：“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你尽管来找我，我能办就给你办。”

三是说：98军军部住在东峪村丈八寺里，寺庙里的和尚也住在丈八寺里，其中1个和尚经常给外人透露军人的活动情况，甚至把军长的起居、出入也告诉村里人。武士敏知道以后，严厉训斥了这个和尚，并关了他一天禁闭。第二天就让这个和尚离开寺庙回老家高平县反省，认识到错误以后再回来。

四是说：武士敏的居室里挂着孙中山的肖像和武士敏亲笔书写的“养正毓德、精气永存”条幅。房东柴天相也喜爱书法，就把这8个字熟记于心，并忙里偷闲地仿照着武士敏军长的书法，练习这8个字。有一天正准备练字，看到武士敏心情比较好，就问武士敏这8个字是什么意思。武士敏说：“是《易经》里的话，我现在有事，等没事了，我给你好好讲讲。”可是，武士敏天天有事，一直没有机会给柴天相讲解。柴天相后来用条幅里的“毓”字给孙辈起名，分别叫柴毓茂、柴毓林、柴毓启等。98军离开东峪村以后，东峪村附近的团里村树立庙碑，请柴天相撰写碑文，碑头上就给竖着写了“精气永存”四个大字，尽管不怎么理解其中的意思。

（责任编辑：韩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