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道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新方向、新引擎

近段时间，贵州省一个叫塘约的小山村，格外受到全国上下各阶层、各方面的关注和热议。首先，央视纪录片《长征》的总撰稿人王宏甲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多次深入塘约村进行调查，最终写出了《塘约道路》一书，首次把名不见经传的塘约推向全国。继之，国家有关重要人士高度评价了塘约经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赞扬塘约为“新时期的大寨”。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则认为，塘约道路代表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接着，各地党政领导都敏锐地意识到塘约经验的份量，纷纷派人前往塘约观摩取经，累计前往塘约者，已有数百个考察团，3万多人。安徽省主要领导参观塘约后，甚至直接订购了两万本《塘约道路》让各级干部学习。

那么，昔日默默无闻的塘约，究竟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能够把全国的目光聚焦到它的身上呢？所谓的塘约道路，塘约经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结合有关资料，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黑马”般的新典型。

塘约村是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所属的一个行政村，下辖10个自然村，3300多口人，包产到户时全村耕地1572.5亩，劳动力1400多个，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1200人。这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山村。数字显示，2013年,塘约村人均纯收入不足4000元，属于省级二类贫困村。但是，从2014年起，仅仅三年多的时间，这个村就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到201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提升到10030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万元增加到202万元。传统农业变成现代农业,“沉睡资源”变成“鲜活资产” ，破旧民房变成靓丽民居，泥泞小道变成宽阔油路。90%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全村138户，600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村民全部都住上了新屋，过上了幸福生活。欣欣向荣的产业与优美和谐的环境交相辉映，促使人们更加齐心协力筑梦小康。

那么，塘约村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实现这样惊人飞跃的呢？

变化前的塘约，与很多村庄一样，患上了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力质量退化、一家一户的小生产难以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等“三农病”。村支书左文学也曾卷入打工潮，但他很快发现打工不是长远之计，决定回乡发展。他试种过中药材，把握不好技术，失败了；改行养猪，遭遇市场价格下跌，连老本都赔了进去。后来靠养牛才赚到些钱。”作为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左文学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结论：待在农村，靠单打独斗，规模做不大，很难抵御市场风险，能够发家致富的只是少数。村委会主任彭远科也在浙江打过三年工，他说，那三年,是流着泪熬过来的。打工的结果是“外头捡到梁上草，家里丢了老母鸡”，得不偿失。还有许多村民说，背井离乡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上不能养,下不能教，家不能管，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大部分承包地只能看着它撂荒。而更大的弊端在于，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分”得彻底,“统”得不够,村集体经济出现“空壳化”，村两委的调度指挥功能弱化，规模化生产难以组织，乡风文明无力引领。请客送礼大操大办的不良风气泛滥，压得村民喘不过气。

塘约之变，发端于2014年6月3日的一场特大洪灾。洪灾发生的当晚，塘约村党员和干部分头救灾，把老人、妇女和孩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全村无一人伤亡。灾害面前，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共产党员是大家的主心骨，基层党组织是大家的依靠。

洪水冲毁了房屋、道路和田地。庄稼没了，地界也没了。面对无家可归的村民，左文学千万遍地问自己:“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6月5日，,时任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踩着泥泞,，出现在被洪水洗劫后的塘约村。此时左文学与村干部正在帮一对残疾夫妻修房子。几名妇女听说来人是市委书记，一下子把周建琨围住哭诉：“”啥都没了,房屋倒了,粮食也泡水了……帮帮我们吧!”周建琨动情地问:“怎么帮？”众人七嘴八舌道：“先帮我们修路。”周建琨很感动：塘约村人不要钱不要粮,要的是路。他对左文学说:“你这个村子有前途”。左文学心想，大水冲得什么都没了,还有啥前途？“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周建琨问。他接着说,“从这次洪灾中，我看到你这个班子的凝聚力很强，群众也很有志气，,组织起来力量就大了,要发挥群众的内生动力。”        

周建琨确实是个非常优秀的上级领导。他作风踏实，据说在这次灾害前后，他就到塘约村明察暗访11次，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的政策水平也很高。说出的话见解深刻，让人思路顿开。

正是听了周建琨书记的话，本来就心思灵动的左文学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家产没了,只有背水一战!地界没了,反而没有顾虑。自己不是一直认为农村土地分得彻底、统得不够吗？这场大水灾， 不就是加强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的好机会吗？

送走周书记的当天晚上，左文学就把村班子召集起来开会。”左文学说,“我想好了，把全村办成一个合作社，把分下去的责任田全部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当时，左文学的话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呼应。 看到同志们存在顾虑， 左文学耐心启发道：:“大家想一想,包产到户前十年,我们靠抠泥巴很快解决了温饱。后来打工潮兴起，年轻人不把土地当回事，就是因为土地效益低。俗话说，地是刮金板，有土地就有财富。只是土地下户后，一家一户力量弱，虽然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再往大做，就有困难了，因为土地分散经营，捆在了我们的手脚。。如果把村里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经营，种植市场需要的农产品，我们的土地资源就盘活了。”

左文学的话，开启了村干部们的新思路，把大家的认识引向一个崭新的境界。在统一了干部思想的基础上，两委（支委、村委）把这一想法向全村群众进行宣传，征求意见，得到了村民的热烈响应。

2014年，塘约村拉开了自土地下户以来的二次改革序幕。他们首先组织人员清丈土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经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全村耕地面积竟为4862亩，多出了3289.5亩。而且是纯粹的耕地，不包括山地!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耕地1572.5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联产承包时期，一直是这个数目。现在为什么多了呢，究其原因，一是原来就家底不清，二是人民公社化时期，年年都进行农田建设，三是土地下户后，村民也想方设法自发开垦扩大土地面积，这些都没有计算在内。通过这次清丈，无形中扩大了家底，不能不说是令人欣喜的意外收获。

在此基础上，塘约村成立了村级土地流转中心，建立了农村产权确权信息管理平台，对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农地集体财产权“七权”叠加一并进行确权登记，明晰了农村产权“身份证”，让农民把产权“揣”在兜里，初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为产权交易打下基础。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参社入股，村里把利润分成讲得透亮：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村集体百分之三十，村民百分之四十。在“七权同确”时，村里划下一条红线，就是拒绝外来资本插手，维护和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同时也化解了集体所有制虚化的难题。

土地产权改革立竿见影，三权分置解除土地束缚，形成了“合股联营、村社一体”的崭新模式，采取“党总支+合作社+公司+农户”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互联网+农产品”“合社作+物流”的营销模式，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同时，与天成农业公司合作建设学生营养餐食材特供基地，发展浅水莲藕基地、辣椒基地及精品水果基地，等等，初步构建了规模集约化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

塘约村集体合作社的成功组建，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公益事业扫清了障碍。全村美丽乡村建设迅速实施，产业调整不断告捷，蔬菜、莲藕、精品水果、绿化苗木基地发展到3800亩。村民不仅可以享受到土地入股红利，还可以在基地务工获得收入。塘约村经营管理不是过去人民公社时的工分制，采用的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模式，按照现代生产要素进行利润分配，着重向农民劳动者收入方面倾斜，集体建有固定的利润提留比例制度。村里人在农业集团、建筑队等不同岗位工作，都挣的是工资，比如在建筑队大工师傅一天工资300多元，小工工资100元。一个农妇每个月工作26天，每月最低基本工资2400元。但农民与在外打工不同的是，这些企业是属于村集体所有，村民同时又是村集体的主人，他们有着做主人的尊严和权利。他们可以从集体经营中得到股份分红，得到制度性的收入。企业经理管理得不好，村民有罢免经理的权利，与在外打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塘约村通过巩固集体所有制，把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全体村民中。

塘约村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后，短短三年里，还办了许多大事，比如，他们组织村民，只用28天，就修建了一条长4公里、宽8米的柏油路。组织1000多人上阵，18天修了一条长达11公里的机耕路。用22天，把村前的洗布河拓展成30米宽的生态河。同时疏通拓宽了塘耀河。在河两岸打起了坚固的防洪坝。此外，还由村里的基建队和运输队，盖起来一座气派的办公楼，办公楼里设有道德讲堂，科技讲座等，村民们每天进进出出，到这里接受各类教育，热闹非凡。一个曾经是省级的“贫困村”，三年搞成这么多“大建设”，谁能说这不是奇迹?村民一致认为，过去单打独斗，孤立无助，不如现在抱团发展好。

崭新的变局，吸引着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到家乡重建家园。在外开车的回来了，组织起来竟有200多个驾驶员，成立了运输公司。木匠、泥水匠、电工、油漆匠回来了，有800多人，成立了建筑工程公司。流水线上回来的女工有350人，联合其他女性成立了妇女创业联合会。农业专业队把全村撂荒了30%的土地全部种上。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老人因家人的团聚而精神焕发。”

与塘约相邻的大屯村，历史上经济一直比塘约强，现在看到过去比他们穷的塘约兴旺起来，于是,有60户农民的土地确权后自愿流转给塘约村合作社。这说明，农民是用眼睛选择前途的。哪里好就往哪里奔。

邓小平晚年曾说过，农村发展的二次飞跃，还是要走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塘约村的巨大变化，印证了这一预见无比英明正确。

塘约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换来了村庄生机勃发。但在支部书记左文学看来，塘约不但要实现物质上的富裕,更要追求精神上的富足，“给乡亲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

过去，谁也不曾想到，像塘约这样穷的地方 ，农民的“吃喝风”竟那么惊人，甚至成了“公害”。本来，塘约村就是个贫困村,村民原本就收入低、生活苦，但名目繁多的“办洒吃洒”,让清苦的日子更加雪上加霜。 尽管百姓如牛负重，苦不堪言，却谁都无法抗拒。2014底，安顺市委周建琨书记深入塘约调研。在苗族老党员杨成英家里听她说：“吃酒吃不消。”杨成英的丈夫去世了，儿子弱智，儿媳哑巴，是村里的特困户。周建琨问：“像你这样，礼包要包多少?要不要五十?”杨成英笑了：“五十?现在五十拿得出手吗?最少一百。“那你一年要包多少?”回答：“一万二千块。”一个“特困户”一年送礼竟高达一万二千块!“钱从哪里来的”?“贷款。”“贷款吃酒”?“是呀，不光我一户人。”

塘约村办酒，真正名目繁多，无奇不有。一个人，从出生的满月酒、周岁酒、剃毛头酒，到生日酒、升学酒、订婚酒、结婚酒、上寿酒，直至死后的出殡酒、迁坟酒，等等。建房子：放线开工要办，盖到一层要办，二层要办，封顶要办，建成了更要办。更有甚者，母猪下崽也办“生崽酒”;赌博输了还办个“落难消灾酒”……而且，办酒的规格，年年攀升：从几十桌到上百桌;礼金从几十块到至少二百，以至上千。“吃丧酒最厉害”，整个寨子的人都去吃，最少百余人，中等三百多人，多的五六百人。最少吃五天，最长吃十天。东家花钱多者七八万，少的也要三万以上。此种乡风民俗成了让你“不得不随大流”的可怕惯性，成了大家无法逃避的“公害”。大家都怕，又都没法!

左文学做过一个调查，村里送礼吃喝，铺张浪费，误工损失，一笔一笔，最后得出的数据：仅滥办酒一项，塘约一年吃掉将近3000万元，户均3257元。合作社成立以后，村“两委”决定，坚决刹住“滥办酒”歪风。在村“两委”的领导下,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协商讨论订出了“红九条”， 与全村921户农户签订承诺书。为此，还组建起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和老年协会。从此以后，《红九条》就成了全村的九条“道德底线”。谁踩了红线，就被“拉黑”，就是被列入“黑名单”管理。“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两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红九条》有一条是专刹““滥办酒”歪风的。规定：“只准办结婚酒和丧葬酒，其他一律禁止。” 为此，村里建立了推行“酒席申报备案制度”，结婚提前一周申报，老人去世当天申报。凡批准了的，由“红白理事会”主持，村集体提供餐具、厨具以及厨师服务人员为之免费操作。 酒席规格实行标准化管理：“红喜”八菜一汤，不上大菜，不上瓶子洒，不发纪念品，以吃光不剩为标准。凡违规办酒的村民,没收全部食材赠送给敬老院和学校,并列入“黑名单”，取消享有的荣誉称号及部分优惠政策。从此之后，村民滥办大办酒席借机敛财的不正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自《红九条》颁布以来,全村酒席减少70%。违规办酒者极少。全村只有一户违规办起“状元酒”，被“拉黑”入了“黑名单”。该户不服，找左文学申辩说：我儿子考上了大学，也是村里的光荣;我又没在村里办酒，是在城里办的。左文学回答道：考上了大学确是我们村里的光荣。所以村里早有规定，考上一本大学的奖励1000元。但现在这1000元，你不能享受了。你是塘约村民，应当按塘约的村规民约办。对方不服。考察三个月满后仍不服，继续考察三个月。这期间，上面下来的危房改造补助，原本可以给这户农民8000元补助的，因为违规被取消，给了别的农户。直至这户农民承认错误，作了检讨，才恢复正常。从这些事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塘约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社会意识、社会风尚也在发生巨大变化!

塘约合作化的三年，胜过包产到户的30多年。对塘约发生的巨变，村民们以“翻天覆地”四字来描述。他们说;“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习近平总书记前年在吉林考察农业时明确指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

和大寨、华西、南街、刘庄等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典型一样，塘约道路和塘约经验，对于开展第二次农村改革，具有引领和示范意义。

（责任编辑：韩玉芳）